自序

本书收录了我近年来所写的十三篇论文。

鲁迅研究已有百年历史，论者更仆难数，著述汗牛充栋。可是，怎样评价鲁迅，仁智各见，言人人殊。大作高文，贤者早著先鞭；笔者才疏学浅，只能识其细小。

论文集编成，命题为难。鲁迅生前身后曾得到过很多头衔，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战士、旗手、圣人、民族魂等等，随手拿一个来放在书名里，都足以震动视听。我前不久出版了一本关于鲁迅的随笔、演讲集，命名颇费思量，反复斟酌，名之曰《鲁迅：战士与文人》。用“战士”和“文人”两个称号来称呼鲁迅，当然说出了一部分真实。然而，两个名号之间其实不无矛盾。鲁迅到底是战士呢，还是文人？或者中和地说，两者兼于一身，既是有文化的战士，又是有战斗精神的文人——书中有一篇演讲就是这么分论而又合论的。这本论文集里也有好几篇是在为鲁迅定身份、拟评语。鲁迅的身份认定问题，是鲁迅研究的首要问题，也可以说是终极问题。

给鲁迅这样丰富复杂、多面立体的人下定语，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用简单的贴标签、戴帽子的方式论定一个人物，是危险的。对鲁迅这样一位文学家，阅读他的著作当然是第一要务。而且读得越细致越好。越细读，越觉得还有很多意义没有充分挖掘，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以往，我们过多地纠缠于给他一个怎样的身份，如何对他做一个定论。我的文章就不免此病。因此，我很希望通过对文本的细致探究，从“字里行间”读出蕴含意义，收到以小见大、由表及里的效果。

199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我为《中国日报》写了一篇应景的小文，题为Reading Between Lu Xun's Lines，显得踌躇满志。二十多年过去了，竟没有什么长进。论文写得很少，而且，惭愧得很，并没有从鲁迅的字里行间读出什么深意来。比起“狂人”从“字缝”里读出“吃人”二字，达到鬼哭狼嚎、惊天动地的境界，我的所得平凡琐屑，微不足道。这本集子没有以《字缝读鲁迅》命名，就是因为不敢与“狂人”比肩。便是用“字里行间”这几个字，也已经是很夸张的了。

有一个时期，我很希望将鲁迅及他的同时代人——特别是新文化的代表——与古代文学传统联系起来阅读，认为这有利于弄清楚中国文学的新旧之变，体会这些大师在文化史上的贡献。鲁迅之所以具有经典性，是因为他在传统文化中生成，并且在与文化传统的激烈对抗中生长。这种将古代作家和现代作家比较研究的尝试，是思考鲁迅的经典性的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大作家之间的比较是一个很有辐射性和延伸性的题目，汉代的史迁、班固，唐代的李杜和韩柳，现代的二周，都是蕴含深厚、影响长远的大师，值得做这样的研究。我就此写了一篇将鲁迅、周作人与韩愈比较的论文《鲁迅、周作人与韩愈——兼及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评价问题》，此后却没有写下去，至今仍只这一篇。文章罗列了一些材料，做了一点粗浅的思考，可惜材料既平凡，论断也不甚切要。这类文章究竟应该怎样写，还需要探索。

两篇关于鲁迅语录的文字，是在编辑《鲁迅箴言》期间写成的。《鲁迅箴言》2010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编者是我和我的两位同事钱振文、姜异新——当时只以“《鲁迅箴言》编辑组”署名。为编辑《鲁迅箴言》，我搜集了一些材料，先写了一篇《鲁迅语录阅读小札》，在《博览群书》上刊载；后来所得材料渐多，遂对鲁迅语录做全面的梳理，扩充而为《鲁迅语录阅读札记》。在写作途中，收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举办的“活着的文本：清末民初的儒家思想”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就把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版的鲁迅言论集部分摘出来，写成《20世纪70年代鲁迅批孔反儒形象的塑造——以“批林批孔”运动中鲁迅言论集为中心》一文，在研讨会上宣读。鲁迅语录（箴言），就是将鲁迅文本中的一些精彩的或有用的段落摘出来，编辑成册，这本身也是对原著的一种细读。不过，我也注意到，这种方法存在风险，会造成对鲁迅思想文章的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读。因为摘引者角度不同，动机多样，历来出版的各种鲁迅语录、选本透露出时代风气和文化变迁的轨迹，这一点倒值得追溯和研讨。

《“开麦拉”之前的鲁迅——鲁迅照片面面观》一篇是对鲁迅照片所做的简略介绍和研究，也是为一次学术研讨会准备的论文。现代技术生成的多媒体资料如照片、电影等，对现代人的文化观念形成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这次的研讨会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和东亚系主办，主题就是“多媒体鲁迅”。这篇资料性的文字发表后，几位友人鼓励我更系统地搜集、整理鲁迅照片。三四年下来，果然颇有所得，弄清楚了鲁迅现存照片的数量。我对这些照片的更全面系统的解读，反映在专著《鲁迅像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中。这项工作给我的启示是，尽管鲁迅研究历经百年，鲁迅生平资料号称挖掘充分，甚至已经有了“鲁迅学”这样的大名目，但仍有一些细节问题被人们忽略。直到今天，各种出版物上仍有对鲁迅照片注解不准确甚至错误的情况发生。以此类推，鲁迅研究中似是而非的论断恐怕还有不少。我认为有必要对鲁迅的生平资料进行一次整理，去除虚浮，弥补空洞，辨正错误。

文学家鲁迅青年时代受过较为系统的自然科学训练，所获知识修养对其文学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略论鲁迅的自然科学修养——以医学为中心》简要介绍了鲁迅接受科学训练的过程，重点介绍了有关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时期的课堂笔记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了自然科学特别是医学训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交叉融合是鲁迅思想水平和艺术成就走在时代前列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相关经验为后人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中国菜与性及与中国国民性之关系略识——从鲁迅的〈马上支日记〉中的两段引文说起》，讨论了外国人如何看中国，准确地说，是如何误解歪曲中国的问题。鲁迅在一篇文章中批评了两类人，一是日本的所谓“中国通”，一是美国传教士。这两类人对中国国民性发表很多言论，其话语体系在19、20世纪的中国影响很大，直到今天还时常被人论及。鲁迅自青年时代留学东洋时起，探索国民性改造问题，终身实践，不遗余力，受此类话语的影响，自不待言。但鲁迅常识健全。当他看到外国人的无稽之谈时，立刻做了有力回击。任何理论学说，无论多么高妙，都要在常识面前让一头地。此例说明，鲁迅并不是一个偏执的人，他总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寻求平衡。我们阅读——细读——鲁迅时，也必须时刻注意这种平衡。

《“四世同堂”：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或一谱系——鲁迅晚年一个创作计划蠡测》，将中国现代四代知识分子的传承关系，根据鲁迅的设想，做了一个推测式的论述。其中特别突出了鲁迅在这个链条中的地位和作用。鲁迅的创作设想中当然也存在一些他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该计划未能实现，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设想启发后人，值得探究。阅读鲁迅，文本之外的片言只语都可能是有用的参考资料。

《略参己见：鲁迅文章中的“作”“译”混杂现象——以〈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为中心》这一篇，比较符合书名的意义——从“字里行间”阅读鲁迅的文本。这里遇到鲁迅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就是鲁迅译文的研究。学术界中称赞鲁迅的翻译理论坚定、译笔高妙的观点颇不少，而细致的文本研究却不甚多。翻译和介绍外国文艺，不是主张一种强硬理论就万事大吉的，需要字斟句酌，常常并不比创作容易。支持鲁迅的翻译主张，应该从他的翻译实践中总结经验，拿出有说服力的例证，庶几可以像他预想的那样，推动汉语向精密和更有表现力的境界迈进。本文将鲁迅文中引用的德文原文找出来，进行对勘，发现有些“作”实际上是“译”。这样细读，是对大师文心的一次深切的体会。我因此联想到，鲁迅有些文字，虽然后来收入著作集，其实是“作”“译”掺杂，他生前结集时并不打算收录，后人因为珍惜他的文字，竟悉数编入了。但因为笔者语学水平的限制，这篇文章写得很吃力，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我认为这是有必要做的工作，自己虽然也许没有能力继续做下去，却很希望这方面的专家能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文人，还是学者——鲁迅的职业选择和身份认定》一文，断断续续写了两年。我提出一个假设：如果我们按照古代或一种史书的体例写传记，鲁迅应该入文苑传呢，还是入儒林传？我试着将鲁迅在文人和学者之间的选择，以及他在这两方面的特质写出来，然而，结论却有些骑墙：既是文人，又是学者，似乎什么也没说——看来，对鲁迅的评价、定位，仍然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严格地说，本集所收文字只是一些阅读心得，浅薄凌乱，不成系统，偏颇错讹之处一定不少。不过，结集出版至少有一点好处：总结以往，找到不足，进而督促自己更细致地阅读、更准确地解说和评价鲁迅。

此次编集，对各篇做了一些字句上的修改。为便检索，《鲁迅全集》的注释一律改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感谢发表这些文章的杂志，感谢给我帮助和启发的师友。海君、小惠、书云等学友在文本和注释整理方面给予很多帮助，三联书店郑勇、徐国强、孙玮三位精心编辑加工，匡正不少谬误，使我获益良深，衷心铭感。

黄乔生

2016年7月于北京阜成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