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攻击目标就是以唐宋八大家特别是韩愈为宗师的桐城派古文。但具体情形较为复杂。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最初拟定的宣言有些内容较为宽泛。胡适所提“八事”中的反对陈词滥调，就同韩愈提倡的“力去陈言”雷同。胡适、鲁迅一代人成了开风气、划时代人物，其贡献和地位类似外国的但丁和中国的韩愈。这看起来奇怪，其实却很自然。熟悉中国文学史的人，可能都会生出郭沫若那样的联想。无独有偶，也曾经有人以几乎相同的理由把胡适比作韩愈。例如张岱年就说，胡适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与韩愈有类似之处：“韩愈提倡古文，‘文起八代之衰’，取得了巨大成就。胡适提倡白话文，使白话、语体文成为学术上、政治上文章的主要形式，其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鲁迅有关韩愈的论述很少，几乎没有正面赞扬过韩愈。但鲁迅的文章，像韩愈的文章一样各体皆备，并且很讲究文字技巧和章法。有一位外国学者在谈到鲁迅与韩愈的可比性时说：“如果要举出鲁迅在中国历史上与哪一个人有可比性的话，那就应该是韩愈。他们都有聪慧的头脑、掌握词语的卓越能力、激烈的好辩性格和文学创造力；此外他们两个有时都能写得饶有风趣。而鲁迅不喜欢韩愈的事实，与其说否定了这种相像，毋宁说是确定了这种相像。”这位研究者还以《华盖集》中《这个与那个·捧与挖》为例，说明鲁迅的文章与八股文的关联性。鲁迅也许讨厌程式化的八股文，但青年时代的训练使他难免受到影响。

如果从鲁迅的教育经历中寻觅韩愈的影响，我们似乎只能找到负面的材料。祖父从京城邮寄《唐宋诗醇》给他们兄弟时，在附信中指示他们要学习李白、白居易和陆游的诗，而不要学习杜甫和韩愈。这当然是就初学阶段提出的建议，因为少年不宜学“杜之艰深”和“韩之奇崛”，类似郑板桥家书中所说，长辈不愿子弟受沉郁和悲伤情绪的影响，而非否定杜甫和韩愈诗歌的价值。还应该注意的是，传统的文学史对韩愈诗歌的评价没有对他的文章评价高，除了肯定他在以文为诗方面有倡导之功外。目前我们还不能找到实际的材料证明鲁迅厌恶韩愈的文章。唐诗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是鲁迅时代每一个读书人的必修课，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常识的一部分，不必表现为公开声明。韩愈是中国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人物，这是无法回避的存在。虽然我们以前受鲁迅本人自述的影响，把应试教育看得利少弊多，而且总是强调鲁迅喜欢读野史和杂著，仿佛野史就是一切知识的来源，民间文化是主要的乳汁。实际上，那只是他课外的业余爱好，他的主要功课是阅读经典。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作为对空洞的专尚辞藻、讲究声韵的骈体文的反动，在中国文学史上功不可没，影响深远。但到鲁迅青年时代，中国文学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八股文的僵化。桐城派古文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但后来派别斗争的事实，并不能否定鲁迅年轻时候所受时代风气的熏染。须知，鲁迅读书时期，新学还只能通过旧的文学形式来普及。他对流行的文章体式的熟悉程度，可以从他本人的一些叙述中读到：“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的老头子吴汝纶，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林纾的译文也是他曾经喜欢的，虽然后来口味有了变化。鲁迅对文字技巧十分讲究，曾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过“我实在有点好讲声调的弊病”。而且，晚年还写道：“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

鲁迅批评韩愈的几次，大多与新旧文化斗争有关。1927年，他在香港演讲《无声的中国》时，说到当时有人还在提倡文言文，指斥说，那是僵死的跟现代毫无关系的文章。他强调，旧形式（主要指文言文）绝对不能用，形式决定内容，古文即使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能为今天的青年们所理解。因为现在写古文，不是学韩愈，就是学苏东坡。他说：“即使做得出，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苏的声音，而不是我们时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从这些论点中可以看出鲁迅当时的思想状态，他用的时态是“过去式”，他仍在怀念“五四”时代那令人神往的新旧斗争，在追怀自己的文学青春期——他以新文体的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此外还要注意，他发表演说的地点是香港。白话文在大陆已经确立了主导地位，但在香港仍盛行文言。鲁迅的言论是有感而发。可以说，他向韩愈和苏东坡投过去的是一支“过时的”投枪。实际上，鲁迅当时已经在思考白话和文言的继承关系。当时，有人说他文章写得好，是因为他从古文受益不少，这引起了他的反感。他在《坟》的后记中不满意当时“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但他也提到如何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这是一个问题，自己却还不能指出一条明确道路，只是隐约觉得还“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役使”。

从行动上看，文学革命前他曾沉入古代，辑校旧书，抄录古碑，而在厦门时期，又开始整理古籍，讲授中国（汉）文学史，实际上是又一次进入古代文化，而且更为系统。这对他后来创作历史、进行文化批评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封建卫道士的虚伪浅薄而顽固，是鲁迅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讽刺对象。从有些角色的名字就能看出鲁迅的好恶，例如《肥皂》中的学程、四铭，《祝福》中的四叔（如果索隐式地探究起来，再加上那副脱落一半的对联，竟然与《四书》谐音）。但他很少批判历史上几位有名的道学人物。朱文公在散文中也只出现过一次，并不特别给以讽刺；他年轻时甚至还赞扬过道学的宗师周濂溪。而韩愈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却没有出现过，反不如钱锺书在小说《围城》中拟出韩学愈这个人物形象的匠心独具。鲁迅对道学的批判主要是从其虚伪和流毒上着眼。他是一位作家，一位文化批判者，而不是一位研究思想史、哲学史的学者。我们讨论鲁迅对韩愈的批评时，应该注意他的文学家的身份和他的作品的特点。

在杂文中，鲁迅对韩愈是持批判态度的。写于1933年、收入《准风月谈》的《同意与解释》讽刺韩愈对民众的凶恶态度——把人当作动物驱使。文中提到韩愈《原道》中的一段话：“中国自己的秦始皇帝焚书坑儒，中国自己的韩退之等说：‘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上则诛。'”不过，鲁迅批判韩愈这段话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时被害怕淆乱尊卑上下秩序的统治者所任用的检察官删除了。

在接受了民主思想洗礼的现代人看来，韩愈是皇权的奴仆，专制制度的帮凶。鲁迅研究中国小说史，对唐代传奇文非常重视，编有《唐宋传奇集》行世。但传奇在唐代不受尊重，如鲁迅所说：“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这里的所谓“高文”，略有讽刺的意味。小说这种体裁的兴盛，是新文学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而鲁迅正是以他的短篇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以小说（传奇）来同韩愈代表的文学传统对立，自能体现一定的时代特征，但却是一个失之武断的观念。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并非对立二字所能概括。鲁迅时代文学观念演进，白话文兴起，使文学作品更能让现代人感觉亲近，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如果以现代文（小说、新诗、白话散文等）为中国文学的全部，却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是现代人的僭妄态度。新文学只是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白话文并不能盖过一切时代的文学。白话文在现代文学中取得了统治地位，但不能数典忘祖，过河拆桥。主要受白话文教育成长起来的现代人，却常常忽略中国语言的丰富源泉，这当然要归咎于宣传上的偏颇给人造成的断裂的印象。这一层，在外国人眼里就更容易产生误解，他们竟会认白话文为“五四”一代人的发明创造。例如美国一家杂志评胡适为杰出人物，评语中就称赞他发明了“简语体文”！胡适听了也只有苦笑。

总之，鲁迅对作为封建卫道士的韩愈是反感的。韩愈一生以卫道为己任，在《原道》里自视为继孟子之后的道统传人。其实在后人看来，道统里并没有他的位置，孟子之后，一跃到了宋朝，有张载，有二程，有朱熹。后来由于韩愈的文名极盛，加上苏东坡的鼓吹，不但奉他为文宗，而且“道济天下之溺”，便将他与孟子接续。鲁迅和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可比性在于：鲁迅虽然不是新文学的发起人，但因为创作上取得的卓越功绩，使他同韩愈一样，一介文人而取得了思想家和导师的地位，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的文学家。鲁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获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后来在毛泽东创立的共和国里享有崇高地位。这情形，是郭沫若在1940年写那篇文章时所无法预料的。否则，他也不会贸然将一个有着浓厚封建思想的人物与鲁迅并列，更不会又拿一个清朝遗民王国维与鲁迅做比较研究而不对前者加以批判。

回过头来看，郭沫若给林辰信中那句提醒对方不要神话鲁迅的话，是含有对鲁迅的意见的。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他虽然不明说鲁迅狭隘，但也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大抵创造社作家们自视为革命者，把鲁迅只看作同路人，甚至连是否同路人也成问题。所以对把鲁迅奉为革命文学的领袖，把一个文人确定为革命家、思想家和导师，同毛泽东一样具有指导一切的话语权威，他们是不满的。如此，创造社成员李初梨晚年仍然牢骚不断，非难鲁迅，其原委也就不难理解了。

郭沫若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无可非议。他后来写《李白与杜甫》，原因之一也是反对个人崇拜：“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可惜的是，在政治上，他对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只能被动服从，常常因为政治需要而进行牵强附会的历史文化批判，甚且帮助制造个人崇拜。同韩愈一样，鲁迅的思想家地位也一直受着质疑。即如近年，还有人撰文，否定鲁迅的思想家地位。鲁迅受到的攻击其实并不比韩愈受到的攻击少。因此历来评价韩愈的种种意见，对我们研究鲁迅与韩愈的关系很有参考价值。至少让我们知道，像拥护和反对韩愈都是传统的一部分一样，反对和拥护鲁迅也都是新文学传统的一部分。

周作人对鲁迅的评价中也曾反对盲目的个人崇拜。鲁迅逝世不久，他在《关于鲁迅》一文中就指出，有关鲁迅的回忆和评论最重要的是“大家把他当作‘人’去看，不是当作‘神’”。周作人参加日伪政府，战后受到审判，社会地位大大降低。与鲁迅享有的威望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促使他有所思考。虽然他没有资格再发表议论，而且因为与鲁迅的特殊关系也不便发表意见，但他私下发表的一些言论，还是透露了此类信息。例如他称赞曹聚仁的《鲁迅评传》道：“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上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

周作人晚年仍然竭力批判韩愈，与他此种思想或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