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故事新编》的成书过程历时颇长。其第一篇《补天》（收入《呐喊》时改名《不周山》）的命运更耐人寻味。鲁迅在该书的序言里说得很明白。《不周山》作于1922年，“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就是说，鲁迅那时是将两种题材服务于共同的目的，也恰恰说明了《呐喊》与《故事新编》的一种有机的联系。鲁迅将《不周山》改名《补天》编入《故事新编》的原因，除了它是《呐喊》中唯一的一篇历史小说，以及鲁迅所说的与成仿吾赌气外，还有一个原因，即这篇作品手法的特别，也就是现代人物及场景的插入。他原来的意图是依了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解释创造的缘起，但因中途停下看报，看到一个道学家批评青年人写的情诗，于是“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鲁迅对此很不满，曾说这样做破坏了小说的结构。但正因为有这种现代场景人物的插入，遂使《补天》真正成为联结《呐喊》与《故事新编》的纽带：两部小说集的一个共同目的是现实斗争。这一点也能够说明为什么鲁迅在对这种手法不满的情况下，还在以后的创作中沿着《补天》的路子走下去。由于鲁迅有着坚定一贯的启蒙思想和批判精神，我们甚至可以说，鲁迅小说创作沿着这条路发展是必然的，现实的斗争使他不得不如此。封建思想弥漫充斥，其毒害无孔不入。鲁迅在《呐喊》《彷徨》中介绍我们认识的四铭、鲁四老爷、高老夫子，以及《离婚》中那些大人老爷们，《长明灯》中的乡愿们，等等，无不是满口卫道言辞，包藏着可卑的用心。鲁迅在序言里用了“无论如何止不住”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现实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干预他的叙事；而从另一面讲，鲁迅也在有意地用这种神话历史故事的滑稽改编来干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后的许多篇小说中，鲁迅将这种穿插部分愈益放大加多，甚至于在一篇中自始至终或明或暗地包容、渗透着现代生活的场景。如《理水》就是对现实生活讽刺较多的一篇。三皇五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完美时代，大禹是中国政治的理想人物，而在这样一个“黄金时代”里，鲁迅对于政治制度及英雄人物的歌颂很少，相反，他安排了很多官员、学者，做着丑恶、滑稽可笑的事业及学问。鲁迅用这些人物作为影射现代社会的工具或曰符号，他们的言行（甚而至于一些很细微的词句）和现代的官僚、学阀何其相似。通读全篇，鲁迅的侧重点放在哪里是很明白的，从题材的剪裁、叙述的意向及对人物的刻画诸方面都说明鲁迅把对现代社会的影射讽刺放在显著的位置上。

即便是在对历史人物颂扬的描写中，鲁迅也保留着一种批判精神，这种精神是和《呐喊》《彷徨》对现实生活的批判精神一脉相承的。鲁迅把对现实和对历史的批判融合在一起。他对民主主义革命的仁人志士是钦慕的、赞扬的，但他不能不指出他们的局限性和软弱性，毫不隐讳他们的失败以及导致失败的种种缺失。同样，他对历史人物也很少温情和客气。还以《理水》为例，大禹是鲁迅少年时代起就服膺的英雄人物，他的故乡有大禹陵。他青年时代写的《〈越铎〉出世辞》上有“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这样赞美的话。儒家经典更把大禹树为道义事功粹于一身的典范。鲁迅在小说中的确形象地表现了大禹济世爱民的勤苦、坚韧的品质。但鲁迅没有一味地沉醉在对他的颂扬里，他对于历史真实的追求在篇终时显现了：“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皋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这种看似幽默的笔墨里含着一种悲哀：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经过一场劫难，生活仍复常态。大禹的治水是成功了，然而成功之后这种一仍旧贯不是一种失败吗？用鲁迅其他文字中表达的某些观点来诠释鲁迅小说，是一种习见的办法。鲁迅那篇有名的论中国人的自信力的文章，常被用来作为鲁迅对历史人物积极评价的证明，大禹这个人物形象就无疑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但这种诠释只有部分的正确性。从总体上说，鲁迅这种写法并不新，在《呐喊》《彷徨》中，鲁迅也没有悲观失望到看不见中国的脊梁，他赞扬那些前赴后继、坚贞不屈的革命者及满怀理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但另外一方面，史实及现实也足以证明，这些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他们的业绩往往被湮没或者被扭曲。我们不妨用鲁迅的另一篇杂文来作说明。在《扣丝杂感》中，他总结出一个“猛人”被包围的现象。其实仍是鲁迅早期所说的“多数”对于少数的威压或吞没。“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理水》结尾的一段描写，不就是这种包围的活生生的写照吗？鲁迅不愿意离开真实去描绘“理想”，在现实中他看不到那种理想人物，同样，在史实乃至传说中，他也不能生造理想人物。历史和现实本来就是无情的。像处理《呐喊》《彷徨》中的题材一样，鲁迅在历史题材里也坚持严格的甚至冷酷的真实，尽管有时他以滑稽的笔调来表达。又如《非攻》中对墨子的描写，以往人们过多地强调鲁迅对墨子这位“脊梁”的赞颂。实际上《非攻》几乎完全取自历史记载，鲁迅没有进行多少生发改造。除了据史实对下里巴人歌唱场面的滑稽描写及对现实中某些观点如“民气论”的批判外，鲁迅所写的墨子埋头苦干、利济民生的精神，在典籍中是写得很多，也很明白的。值得注意的是，又是在小说的结尾，鲁迅描写了墨子解宋之围回到宋国时的情况，“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捡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从这种调侃的笔墨中我们听到《呐喊》《彷徨》中那个悲哀的主题的回旋，先觉者、革命者得不到理解。这是鲁迅感触最深、论述最多、表现得最痛切的问题之一，也是他作为启蒙思想家遇到的最大的难题。

历史和现实，在鲁迅的笔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呐喊》《彷徨》中，鲁迅以历史为隐含的大背景，其中的事件、人物多打着历史的印记。谈到做《狂人日记》的缘起时，鲁迅曾说：“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偶阅”当然只是一个机缘，实际上他的思想是时刻萦绕在对历史对现实的批判上的，“吃人”的现象绝不只是《通鉴》上才有，它充斥于历史和现实中。这一点批评者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如茅盾说的阿Q这个人物形象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阿Q穿着现代衣装，却是古往今来不变的品性，正如同有着“几千年吃人履历”的狂人，谁不说他是个有着几千年麻木浑噩状态的“老Q”?鲁迅善于通过典型的塑造，从普遍意义上提示中国社会的本质。鲁迅的这种方法到《故事新编》创作时期仍被通过另外的方式使用着。在前两部小说中，历史意识融入现实事件，渗透到现代人物的思想行动中去；而在《故事新编》中则相反，是将现代场景人物粘贴或插入历史故事中。读完《呐喊》《彷徨》，我们知道了满纸仁义道德的字缝里写着“吃人”二字；我们知道了封建思想的虚伪、恶毒和凶残；我们知道了国民所受的苦难，以及他们在专制统治下养成的麻木不仁的品性；我们知道了先进的知识分子的英勇斗争和惨痛的失败。这是鲁迅向我们展示的现实生活。读完了《故事新编》，在讽刺幽默的笔调带给我们的笑声中，人人都会有种苦涩和沉痛：现实总是绕着历史的圆圈循环运动，造物何独不厚于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