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历史与文化批判《故事新编》作为《呐喊》《彷徨》的延续

一

1932年10月，鲁迅在为《自选集》写的序言中，概述了他的创作历程，谦虚地说在自己的文字中“勉强可以称为创作的”有五种，即《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严格地说，截至那时，他的创作还只有四种半，因为《故事新编》虽已定下书名，却尚未完成——其出版日期在1935年12月。在谈到后两部作品时，鲁迅这样写道：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

语气里仿佛透露出鲁迅着重前三种而不大满意于后两种的意思。至少可以说，后段的创作在数量上不及前段。至于此后被鲁迅称为“空空如也”的时期，研究者们已给予相当多的注意。因为鲁迅的卓越才能，人们对于他的创作寄托了很大希望，他在世时就为此得到广大读者及文学批评家们的鼓励乃至批评。有的批评者认为，鲁迅放弃创作去写杂文是他过于热衷政治的表现，他受了共产思想的影响，忙于思想论战，没有创作的心境，逐渐使自己的创造力衰竭，想象力干枯。这种从世界观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着眼的批评，自有其一面的道理。思想上的发展变化的确不一定给创作带来什么好处；但另一面也应该注意，思想上的发展变化却也并不一定给创作带来损害。而且，这种看法并不是建立在对作品及思想意识形态与作品的关系的研究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推测上的。这样说来，另外一种推测也是成立的，即鲁迅的才能是卓越的，他完全有能力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但因为现实斗争等各种因素，他主动放弃了文学创作的“名山事业”。如澳大利亚学者梅贝尔·李（Maple Lee）在题为《论鲁迅小说创作的中断》的文章中，认为散文诗集《野草》中许多篇都有相同旨意的象征，鲁迅通过这些象征意象宣布放弃文学创作，甘愿为现实的斗争做出牺牲。这里他对《野草》中象征意义的索解难免牵强姑且不论，事实上，创作之于一个作家并不是宣个誓、表个什么决心就能放弃了的，只要作家有创作力在，他就会拿起笔来，写出他之所感，不管中断了多少年。李所说的鲁迅某个时期写得少是确实的，但在这个时期，鲁迅非但小说创作很少（并不是绝对没有），连杂文也并不多，其原因鲁迅在广州时期的一些文字里有过说明。根据一时一事的推测，不能断定鲁迅有放弃创作的意图。分析小说创作，又尤其要注重具体作品的分析。以下事实是应该充分注意的：鲁迅后期仍有创作的打算，他没有放弃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本行，他想写小说，并且还想写长篇小说，如写红军斗争、写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等；特别是，他在后期确有创作，即1934年到1935年创作了六部短篇小说，使《故事新编》得以成书。

依据这样一些事实，我把鲁迅小说创作，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看作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从具体作品的分析入手，简略谈谈这个过程前后发展变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