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是一只乳房。在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八日的子夜到凌晨四点之间我的身体发生了这样的变形，这种现象被普遍地形容为“荷尔蒙激增”、“内分泌失调的恶果”，或者是“雌雄染色体的大爆炸”。我变成了一叶与任何人形都毫无关联的乳腺，在人们的头脑里这种事只可能存在于梦境或达利的绘画中。人家告诉我如今的我是一个具有足球或飞艇外形的生命体；一个重量为一百五十五磅[4]的海绵联合体（变形前我的体重为一百六十二磅[5]），而高度依旧是六英尺。尽管我依然保留有大部分的心血管和中枢神经系统，被称为“简化了的、原生态的”分泌系统，和终止于我那形状好像是个带着盖头的肚脐的上腹部的呼吸系统，它们都是支离破碎、“奇形怪状的”，然而就连这些人类的特征也都被瓦解、被埋葬于这么一个基本构造，这构造就是一只雌性哺乳动物的乳房。
我体重的绝大部分都是脂肪组织。我身体的一端有如西瓜般滚圆；另一端终止于一个圆柱形的乳头，它从我的“身体”上突起五英寸，顶端共有十七个开口，每一个开口都大约是男性尿道口的一半大小。它们是输乳管的开口。没有图表的帮助我也能够明白——我已经失去了视力——那些管子分叉回流至由分泌乳汁的那种细胞构成的小叶，通常来说，当乳头被吮吸或者采用机械手段来挤奶时，乳汁就通过这些管子被输送到正常乳头的表层。
我的肉体是柔滑的、“年轻的”，我依旧是一个“白种人”。我乳头的颜色是玫瑰般的粉红色。这最后一点被认为是异常的，因为我以前的身体明显是褐色的。我这样告诉那个为我做检查的内分泌科医生，然而我自己并不认为这点比我身上其他的外观变形更为“异常”，不过我毕竟不是内分泌科医生。医学知识是苦涩的，可它毕竟是知识，它一定会被观察和记录下来。
我乳头的颜色是玫瑰般的粉红色——就像这一切发生的那天晚上，我阴茎根部的污渍一般颜色。乳头上的开孔对于我就像是嘴巴和退化的耳朵——至少我觉得我能通过乳头让人家明白我的意思，而且我还能隐隐约约地听见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起初我自己认为我的乳头是由我的脑袋变形而来。可是，医生们不这么认为，至少在这一个月里不这么认为。理由之一是，我的声音尽管十分微弱，显然是从我上腹部的盖子那里发出的，即便我的内部景观感依然固执地想要和身体最高点的更高级的意识功能建立起联系。现在医生们主张我乳头上粗糙起皱的皮肤是由龟头形成的——诚然，它们对触摸极度敏感，其程度超过了任何面部组织，甚至包括嘴唇黏膜。他们认为，围绕着乳头的多皱而呈粉红色的乳晕是在“刺激乳腺发育的”垂体那火山喷发般的分泌液的攻击下由阴茎变形而来。在乳晕边缘的一个不起眼的突起之上伸展着两根纤细的红色长毛。“它们有多长呢？”
“正好是七英寸。”
“那是我的触角。”先是苦涩，随之而来的是怀疑。“请你把其中的一根拉动一下，好吗？”
“如你所愿，大卫，我会轻一点拉的。”
戈登医生没有说谎。我身体上的一根毛发被扯了一下。那是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真的，熟悉得让我恨不得自己已经死了。
当然，在变形——“变形”！——发生的好几天之后我才恢复了意识，又过了一个星期他们才告诉了我些许详情，此前他们只是说我“病得很重”，说我得了“内分泌失调”。我会可怜兮兮地哀号、嚎叫，因为我每次醒来都会发现自己既没有视觉、嗅觉和味觉，也不能动，而且他们还不得不给我用了大量的镇静剂。当别人抚摸我的“身体”时，我甚至不知道我的身体成了什么模样：那感觉是出乎意料的舒坦，但那却是一种漠不关心的抚摸，它令我联想到浪花拍打在海滩上。有天早晨醒来时，我感觉到身体的一端有些奇怪。并不像疼痛——倒更像是愉悦——然而这感觉如此奇怪，就为了感觉一下我尖叫起来：“我被烧着了！我着火了！”
“你冷静点，凯普什先生，”一个女人说道。“我只是在为你清洗。我只是在帮你洗脸。”
“我的脸？我的脸在哪里！我的胳膊在哪里！我的腿呢！我的嘴巴在哪里！我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轮到戈登医生发话了。“大卫，你现在是在雷诺克斯山医院。你在七楼的一间单人病房里。你已经在这里十天了。我每天早晚都会来看你一次。你得到了非常好的照顾，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你。现在正在用一块海绵蘸着温和的肥皂水为你清洗。事情就是这样。你觉得疼吗？”
“不疼，”我哽咽着说道，“可我的脸到哪里去了？”
“先让护士帮你清洗完，上午晚些时候我们再谈。你必须尽可能地多休息。”
“我究竟怎么了？”我能记得的唯有痛苦与恐惧，再无其他：我感觉自己好像被一门大炮一次又一次地轰入了一堵砖墙，接着又有一支军队踏着皮靴从我头顶踩过。实际上，与其说我是个人，还不如说我是块太妃糖，我的阴茎和屁股拉着我的身体朝着相反的两个方向延伸，直到我曾经拥有的高度变成了我的宽度。医生们告诉我，只要那“灾祸”还在暗中活动，我清醒的时间就不会超过一两分钟，可是回过头来想想，我觉得自己当时一直清醒地感觉到我身体内的每一根骨头都在一断为二，然后被磨成齑粉。
“你现在只要放松下来……”
“我怎样进食呢！”
“通过静脉输液。你不必担心，你需要的营养我们都给你了。”
“我的胳膊在哪里！”
“先让护士给你清洗，然后她会给你抹上点油，那样你就会感觉好起来。接着你就能睡觉了。”
每天早晨我醒来时都是这副情形，不过要能足够冷静地——或者说麻木地——将这清洗的感觉和色情刺激的快感联系起来，那还要等到一个多星期之后。如今，我已经确信自己是个被截去了四肢的人——我公寓卧室地板下的锅炉发生了爆炸，而这事故造成了我的失明和残疾。我几乎一刻不停地哭泣，无论戈登医生和他的同事们如何解释我的“疾病”是由荷尔蒙造成的，我都一概不信。终于有天早晨，在无数个欲哭无泪、精疲力竭、麻木不仁的日子之后，我感到自己被唤醒了——在我依然认为的我的“脸部”附近，产生了一种温和的震颤感觉，一种愉悦的感觉——充血的感觉。
“你喜欢这样吗？”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一个陌生的男人！
“你是谁？我在哪儿？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护士。”
“还有一个护士去哪里了！”
“今天是星期天。别紧张——我只在星期天来。”
第二天早上那位一向照料我的护士克拉克小姐回来上班了，戈登医生也一起来了。在戈登医生的监督下，我被清洗了，而这次，我开始体验到那种伴随着色情刺激的快感，我让自己浸淫在这份感觉之中。“哦，”我嗫嚅道，“这感觉真好。”
“什么？”戈登医生问。“你说什么，大卫？”
护士开始用油给我做按摩。我能够感觉到她揉着那张不再是脸的脸的每一根手指。接着有什么东西使我觉得痒兮兮的，我很快意识到那是她轻柔的掌心在那张非脸的脸上缓慢而舒适地画着圈。我就像是被一次完美射精前的敏锐感所迫，整个人都沸腾起来。“哦，我的上帝，这感觉真的太好了！”我禁不住哭了起来，最后被实施了催眠。
之后不久，戈登医生，还有曾经为我做了五年心理疏导的克林格医生，告诉了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我每天早晨被温柔却彻底地清洁一遍，然后被抹上润滑油按摩。在我听到了关于自己的真实情况后，在我了解了自己现在生活在一张吊床上——我的乳头在上，我那浑圆的尾部在另一端，两根丝绒的吊带固定住了我的肉块——几个月之后我才能从这些早晨的清洗中体会到最微妙的快感。可即便在那时，也要等到戈登医生同意把我和护士小姐单独留在房间里，我才能够再次把自己完完全全地托付给克拉克小姐那双灵巧的手。但在我这么做的时候，这种触诊也几乎超出了我可以承受的程度，它“简直”妙不可言——类似于我最后几个星期和克莱尔做爱时的狂乱体验，不过它来得更为强烈，因为它来自彻底的无助和虚无，并且只为我而来，它点燃了我的兴奋点。等到触诊结束，克拉克小姐端着装了温水的脸盆和润滑油的小瓶子（在我想象中应该是彩色的瓶子）离开我的病房之后，我的亢奋使吊床安慰地来回摆动了许久，直到最后我停住了摇摆，直到我的乳头重新疲软，直到我沉入满足的睡眠。
我说过医生同意离开让我们单独留在病房里。可我到底该如何确信他们是否离开了呢，以及确信这里真的是一间房间呢？戈登医生向我保证对我的监控绝不会超过任何别的“疑难杂症”——我不是置身于一间阶梯型的病房里供人观摩，也没有闭路电视来监控我……可是如果他欺骗我又有什么会来阻止他呢？处在这样一种天灾之中，谁还有可能愚不可及地来关心我的公民自由权呢？那简直让人笑掉大牙了。反正我也只能孤独地思考着自己的处境，处在这种状态下的我又有什么必要去在乎我是否独自一人呢？我也许正身处麦迪逊广场中央舞台一个隔音的玻璃罩之下，也许是在梅西商场的展示橱窗里——这于我又有什么区别呢？无论他们把我安置在哪里，无论有多少目光在注视着我，我还不是像任何人所能够期待的那样孑然一身吗？也许我真该放弃那些关于我的“尊严”的胡思乱想，最好别再去想什么我曾经是个文学教授、情人、儿子、朋友、邻居、顾客、委托人，或者公民。如果说有什么时候可以暂时忘却财产、礼仪和个人尊严，那么就是现在了。可是，因为这些东西与我那健全的心智和自尊紧密相连，所以我眼下真的很“在乎”。相反在我以前的生活中我对它们倒不是那么在乎的，因为知识分子阶层是很容易受到社交制约的，在这种制约下我们能获得真正的满足。可是现在呢，只要想到克拉克小姐每天早晨给我做的触诊正在医院的闭路电视上进行着“实况直播”，我那亢奋的扭动陈列在画廊里供成百上千共汇一室的科学家们观瞻……好吧，有时候我觉得这和别的东西一样令我难以忍受。所以，当戈登医生向我保证我的“隐私”受到尊重时，我也不再反驳。我这么回答：“谢谢您考虑周到。”这么说我至少可以骗取他们的信任，他们会以为我相信自己是不受监视的，哪怕事实并非如此。
你要明白，问题并不在于我的行为是否正确得体，或至少看来如此；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并不在乎遵守那些作为一只乳房应该遵守的规矩。问题在于，如果我还是我，我应该做些什么呢？如果我已不再是我，那我又是谁呢？我又该做什么呢？除非我还是做我自己，否则我会发疯——那样我就必死无疑了。看来我还不想死。这念头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可我依然保留着对生存的渴望。我无法预见奇迹的发生，比如某种抑制乳腺发育的荷尔蒙突然反戈一击，如果这种事真的发生了（只有上帝知道变成这副模样的我体内是否还会有这种物质），那么就能消除损害。我怀疑这样的想法已经太迟了一点，如果不是求生的欲望依然在这只人类的乳房里永恒地搏动，那么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坚持认为我还是个人，不过不是人们所谓的那个人。我也不相信最糟糕的已经过去了。我感觉最糟糕的还没有发生。不，只是因为从两岁起我就对死亡充满恐惧，对死亡的仇恨几乎成了一种偏执，我坚定地站在了死亡的对立面，仅仅因为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叫我改变立场是办不到的。虽然这事情足够恐怖，可是在另一方面，由于我不想死的念头由来已久，我无法在一夜之间就改变它。我需要时间。
你可以想象，我到现在还没有死掉引起了医学界多大的兴趣。人家告诉我，微生物学家、生理学家、生化学家，等等，这帮人都在持之以恒地对这奇迹加以研究，他们所有人都在这家医院或是在全国各地的医学研究院里“精诚合作”着。他们费尽心机想弄明白为什么我还在那里如时钟般滴答滴答地走个不停。克林格医生认为无论他们如何收拾这个残局，最后也许都会回到那个老一套的说教，什么“人格的力量”、“生存的意志”那一套。我算老几，敢不赞同如此富有英雄气概表现了自尊的结论吗？
“看来对我的分析已经‘完成’，”我对克林格医生说；“向你致敬，先生。”他大笑起来。“你总比自己以为的要来得更坚强。”“我情愿永远也不要知道这个道理。而且，这样说也不正确。我再也不能像这样活下去了。”“但你可以，你就是这样活着。”“我是这样活着，可我不能这样了。我从来也不‘坚强’。只是随波逐流罢了。只是一步接一步地走下去。所有学科都成绩优秀。回想过去，我总是按时完成作业，总能获得各种奖励。克林格医生，这里真是怪异。我想放弃，我想发疯，我想癫狂、咆哮、撒野，只是我做不了。我哭泣，我嚎叫，我跌落于深渊。我就在深渊里躺倒了！可随后我又清醒过来。我开些刻薄的小玩笑。我听广播。我听唱片。我思考我们说过的话。我克制着愤怒，我克制着痛苦——我等待着你的再次到来。可连这也是疯狂，这种清醒。一步接一步地走下去也是疯狂——尤其是我哪里还有腿呀！一场骇人听闻的灾难已降临在了我的头上，可我还在听六点钟的新闻！一场难以置信的灾难，可我还在听天气预报！”不对，不对，克林格医生说：“人格的力量，生存的意志。”
我对他说我想要发疯，他对我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既在我之外，也在我之下。我这样说无非是证实了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
毕竟，虽然我假装不知道，我知道他们在研究我、观察我，就像人们在一艘玻璃底的轮船上观察着海豚或鲸鱼的私生活。我想到这些水下的哺乳动物是因为现在的我无论在大小还是在形状上都与它们极其相似，尤其是海豚被认为是一种有智慧的，也许甚至可以说是有理性的生物。有博士学位的海豚，与海豚合为一体的凯普什。哦，真的，在这种状况下你最为怀念的还是愚蠢、琐碎、空洞的日常生活；撇开我的丑陋和荒谬不说，我的智力当然也应该对我那乖张特异的不幸负责。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它怎么会发生的？在整个漫长的人种历史上，为什么要偏偏发生在凯普什教授身上？是的，克林格医生是个聪明人，因为他坚持说这是个普通的、常见的现象，因为他一再地对我灌输所谓“人格的力量”和“生存的意志”。与其要世界末日的启示或浮夸的沾沾自喜，不如坚持我们的平庸；尽管我也许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我能忍受的真的也就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