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它怪异地开始了。可是如果能有不同的开始,那又会是怎样的开始呢?当然,人家会这么说,阳光下的一切都是“怪异”地开始,“怪异”地结束,它们自身就是“怪异”:一朵完美的玫瑰是“怪异”,一朵并非完美的玫瑰也一样,你家邻居花园里那朵好看又普通的粉红玫瑰也一样。我了解透视法,那种手法会让一切都显得神秘而高远。思考一下永恒这个问题,思考,如果你全力以赴地思考,脑子里就会一片空白,就会发现所有的存在都是奇迹。可是我仍然要这么对你说,满怀谦卑地对你说,有些东西就是比别的来得更为神秘,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于是,它怪异地开始了,伴随着下身感觉到的一阵和缓的、偶尔的刺痛。这种感觉到来的第一周里,我每天要去好几次我人文学部办公室旁边的男厕所,在那里褪下裤子,可是没能发现任何异常,尽管我非常仔细地检查了自己。于是我勉强地决定不去管它。我一辈子都是个彻头彻尾的多疑者,对体温、身体状况的每次微小变化都会异常敏感,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我早就发觉把这些暴露问题的身体症状当回事是不可能的。尽管每一次新出现的疼痛或发烧都会伴随衰竭、麻痹或无法忍受的剧痛等恶劣的预兆,我还是一个精力旺盛、胃口绝佳的三十八岁壮年男子。作为一个身高六英尺[2]、姿态优雅、体格健美的男人,我的头发还算浓密,牙齿也一颗不缺,而且从未生过任何大病。尽管我满可以把下身的刺痛感归结为某种类似于带状疱疹的神经疾病——也许更糟——可我还是认为那绝对不算什么大事情,我会像往常一样安然无恙的。
可我错了。那是大事情。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开始察觉到在我那拳曲的黑色阴毛下的皮肤在几乎难以察觉地发红,如此微小的一点红斑,以至于我最后强迫自己无视它;它只是一个小小的肿块,根本无须担心。再过了一个星期——依据记录,为期二十一天的“潜伏期”——那天晚上我踏进浴室低头看着自己,发现经过了漫长烦乱的一天:通勤、授课、开会、外出用餐,我那阴茎根部的皮肤呈现出一片柔和的红色阴影。我随即断定那一定是我的内裤颜色染上去的(那天我穿的内裤是淡蓝色的,但在匆忙做出这个仓皇失措的结论时,我无暇顾及这个事实)。看上去像污渍,像什么东西——某种浆果——在我的阴部捻碎了,汁水淌到了阴茎上,在其根部留下粗糙的红色。
洗澡时我反复三次给我的阴茎和阴毛涂上肥皂再冲洗掉,接着又仔细地从大腿到肚脐涂了一层厚厚的肥皂沫,然后对那里揉搓了一分钟;等我用热水冲掉后——这次水很烫——那污渍还在那里。不是皮疹,不是疮痂,不是擦伤或创口,而是一种深度的变色,这样的变色使我立刻联想到了癌症。
当时正值午夜,在恐怖小说里变形往往发生在这种时候,此刻要在纽约找到一位医生是很困难的。不管怎么说,我立即给我的戈登医生打了一个电话。尽管我努力掩饰着惊慌,他还是从我的声音里轻而易举地听出了恐惧,于是他主动提出要马上换好衣服赶来我的公寓给我做检查。如果那天晚上克莱尔和我在一起而不是回她自己的公寓去写什么委员会的报告,我也许就有勇气表露出恐惧,请医生务必马上赶到。当然,以我那时的症状来看,戈登医生不太可能在那个时间匆匆赶来把我直接送进医院,就算进了医院我们也不知道——或者接下去还是不知道——应该采取些什么手段防止或阻断灾难的发生。在接下来我独处的四个小时里的疼痛也许在吗啡的作用下略有缓和,可是没有任何一种医疗手段可能逆转病情的恶化,除非是安乐死。
如果当时克莱尔在我身边,我或许可以彻底地屈服,可是孤身一人的我因为失去了自我控制力而突然感觉到羞耻;在看到那块污渍后不到五分钟,我已经光着湿淋淋的身子坐在了皮沙发上,低头看着我的阴茎在电话里向医生描述我所看见的,同时还在徒劳地想要控制住声音里的颤抖。要保持镇定,我想到——于是我命令自己尽力保持镇定。我告诉自己如果那确实是我在最初的惊恐时刻里所害怕的,它可以等到天亮再说;如果不是,它也可以等待。我会没事的,我对医生说。经过一天的辛苦工作我已精疲力竭,再加上刚刚经历了一次恐怖的打击。我可以在中午时分——我认为自己这点勇气还是有的——在他的诊所与他会面。九点好了,他说。我同意了,并且尽量平静地和他道了声:“晚安。”
直到我挂断电话,在强烈的灯光下再次检查自己,我才想起有第三种症状——除了下半身的刺痛和阴茎的染色外——我忘记把这个症状告诉医生了;在此之前,我把这个症状视作关乎健康,而并非关乎疾病。在过去的三周里,每当与克莱尔做爱时,这种局部的快感都会急剧增强。我本来一直把它归结为我对她的欲望的复苏;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我甚至觉得这些问题根本不值一问,如此刺激——又如此销魂——的感觉,我很高兴它们又重新回来了。在我们交往的最初两年里她那美丽的肉体激起过我强烈的性欲,可是那性欲已经持续地减弱有一年之久,直到最近衰退为一个月和她做爱不到两三次,而且,每次基本上都是她主动提出来的。
我的热情的减退——我的冷漠——给我们双方都带来压抑,可是因为我们俩生活里都经历了过多的感情波折(她在童年时与父母关系不和睦,而我则是在成年时与妻子处不好),所以我们谁都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来拆散我们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漂亮的女子来说,夜复一夜地被弃绝在床头当然会造成心灰意冷,可是克莱尔对外从来也不暴露出哪怕一丁点的怀疑、沮丧或者愤怒,即使对我这个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正是造成她不幸的源头之人也是一样。是的,她为了这种“平静”付出了代价——她是我认识的女人中不太会表现自己性欲的女人——而我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年龄——也就是说,我也曾经拥有过强烈的性欲——比起那波涛汹涌的高潮,现在的我更适合温柔的港湾、平伏明净的潮水。当然也有那样的时刻——有时在和朋友们一起外出时,有时在我们俩一起吃晚饭时——我会希望她更活泼一点,对我的话有更多的反应,但我对她这种值得信赖的节制其实是万分满意的,因而不可能会因为缺乏色彩而对她失望。我和妻子之间已经有过足够的“色彩”,谢谢你了。
确实,在我们长达三年多的交往中,克莱尔和我已经找到了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其中也部分包括了我们的独居生活——这使得我们在彼此的情感中找到了温暖与安全感,没有随之而来的依赖之负担,没有使人厌倦的烦扰,没有狂野而暧昧的渴求,没有无时不在的欺骗与和解,正是这些腐蚀了我们所了解的大多数人的婚姻生活。一年前我结束了为期五年的心理治疗,确信我那大吉尼奥尔[3]般的婚姻所造成的伤口已彻底治愈,其中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和克莱尔生活在一起。我仿佛已脱胎换骨,可我再也不是一头虽遍体鳞伤而隐私尚存的公牛了。当我满含泪水从所谓“温暖的家”的战场上退下来,步履蹒跚地走入心理医师的诊所,我的身上已裹满绷带,心里唯有自艾自怜的隆隆鼓声。生活已变得稳定有序的——这还是十多年来我头一回可以这么说;我们相处得确实很轻松,几乎没什么压力,我们彼此非常喜欢,以至于我觉得这简直和灾难颇为相似(那时,我对灾难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有如晴天霹雳,我发现我们的性生活不再能令我感到任何快乐。这真是个沮丧又困惑的结果,尽管我拼命努力,我依然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事实上,我已经安排好日程再次去拜访我以前的心理医师,跟他一起探讨一下这个困扰我的问题,可是,就在此时又来了次晴天霹雳,我的激情突然迸发,超越了我以往与任何女人在一起时的激烈程度。
但是,“激情”并不是合适的词语:当你逗弄地轻拍一个摇篮里的婴儿的下巴,他是不会感觉到激情的。我说的是纯粹的触觉享受——不在头脑中,也不在心灵里的性,它仅仅难以忍受地存在于阴茎的表层,肤浅而又迷醉的性。它是这样的一种快乐,它能令我在床上翻滚,抓扯床单,让我扭动、腾转,我以前将这种无能为力的放任更多地与女性而非男性联系在一起——因为女性更富于想象力。在潜伏期的最后一个星期里,仅由肉体厮磨导致的完全扭曲的快感几乎令我喜极而泣。高潮时,我会含住克莱尔的耳朵,像一条狗似的对着它狂舔。我还舔她的头发。我甚至上气不接下气地舔我自己的肩膀。我得救了!我和克莱尔的同居生活得救了!在她身旁冷漠地躺了近一年之久后,我已经开始担心未来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画面,但我终于——感谢这个神奇的终于!——找到了一个色情的敏感王国,一个纯粹的、原始的王国,我们俩的关系在这个王国里只会越来越紧密。“人们所谓的淫荡是否就是这个意思呢?”我这样问那个雪白的肌肤上留下了我的齿痕的快乐伙伴:“这和我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事都不一样。”她只是微微笑了笑,然后闭上眼睛继续享受了一会儿。她汗湿的头发黏在一起,就像一个在炎热的天气中玩得太久的小姑娘。给予我快感的快乐的克莱尔。幸运的大卫。我们的快乐简直到了顶。
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没人曾经经历过:无法理解,无法同情,无法取笑。我当然知道,有些人声称他们就快要最终揭开这个科学之谜;还有那些来探望我的忠实朋友,我能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同情;还有另外一些人,在这个大千世界里,他们会忍不住放声大笑——为什么不该有这样的人呢?而且,你知道,有时候我甚至也和他们一样:我能够理解,我能够同情,我也感到好笑。享受它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能留住那笑声,哪怕多留住几秒钟也好——如果那笑声不是那么短暂那么苦涩该有多好。可更多的笑声也许正是我必须期待的,期待医生能够在这种病情下挽留住我的生命,期待我自己还能维持住求生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