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珍惜眼前人

——卡萨诺瓦用柠檬作为避孕工具

时间回到2003年，这话出自一位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之口，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主讲嘉宾，刚刚说到 “卡萨诺瓦用柠檬作为避孕工具”，这群一起吃午饭的人，都是些专心致志的经济学家，瞬间瞪大眼睛。屋子里95%的人（先生们）都在想，“天啊这是怎么做到的？”而余下的5%（女士们）则暗自思忖着，“哎呀这……”我呢，则是后者之一，着手记下关于这个不可思议的性相关事实在听众中进一步的反映。

卡萨诺瓦这诱人的行为暂且放在一边，发言者引入一个很好的观点：20世纪以来，性价值观上的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学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宾州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提出，避孕措施上的技术革新，已经明显动摇了关于，好吧，关于性行为的成本效益分析。这项分析每天来自于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简言如下：“我今晚到底要不要做爱呢？”

这种新“技术”，起源于教育和平等的改变，继而逐步过渡到性领域。如果你质疑经济因素是否真的作用于这个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演变过程中，请思考如下证据：

·在1900年，仅6%的19岁未婚女性有过性行为，而一个世纪之后，19岁未婚女性该项比例为75%。

·避孕措施的技术在近五十年间使预防怀孕变得更为有效；即便如此，同期未婚女性的生育数值仍然从5%激增至41%。

·尽管这种趋势导致了数量更为庞大的婚外生育，66%的美国人仍然相信婚外生育是对社会不利的。

·婚前性行为与家庭收入紧密相关。最贫困家庭中的女孩子婚前性行为比例高出最富裕家庭的女孩子50%。

·婚前性行为也许已经成为常态，但它并没有完全洗脱污名；35岁以下人群中仅有48%的女性和55%的男性认为婚前性行为不是道德上的错误行为。

·针对青少年怀孕的态度与家庭收入相关。68%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女孩子表示，对于怀孕她们会感到“非常心烦意乱”，相比之下，有相同感受的女生在低收入家庭中仅占46%

·婚姻逐渐演变成富人的一项特权。在20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群体的结婚率与仅为中学毕业的群体基本持平（为76%对72%）。如今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结婚率滑落至48%，而大学教育水平的人群仍然保持着64%的相对较高结婚率。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美国调查机构）研究显示，在19岁到29岁年龄层之间的年轻成人中，超过其他任何年龄段的一代，不知道婚姻的意义何在。44%的报告表示婚姻制度已经过时了，仅30%的人认同观点“拥有成功的婚姻是生命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为了阐明这些行为和信念是怎样共同作用，转化了人类整体的性行为的，让我们以一位女性的经历作为开头，她的人生大抵分为三个阶段。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简，在17岁那年她离家出走了。在此之前，简曾是女子寄宿学校的一名优等生。她所在的学校可不是那种毗邻贫民区、楼宇破败、学生毕业后就会以女服务员为业的地方。不过，当其他的学生毕业并进入大学深造后（为了找到如意郎君或者获得学位），简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简在这一年把时间花在和那些与她生活迥异的女性同伴相处上。与她不同，同伴们的成长之路都与贫困为伴。有些是性工作者，在幼年就开始从事这类交易，听命于她们这行的“老鸨”。有些则是从其他地方搬过来的，就为了能够和她们的男朋友住得近些——她们的男友正在本地监狱服刑。其他的一些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陷入绝境并且再也没能逃出来。

事实证明，简的朋友们（即使是那些并非性工作者）也是相当的鱼龙混杂；她们与很多男人保持着性关系，有些男人待她们还不错，有些则不然。她们淫乱的生活并不是因为缺乏基本的道德底线，而是经济因素作用使然，于是她们在“今晚我要不要与他做爱？”的问题上，回答往往是“为什么不呢？”

那么，这些经济因素是什么呢？

好吧，首当其冲的，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劳动者希望在经济上成功就需要一纸大学文凭。这个不争的事实不仅仅体现在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收入更高、升迁更快，同时也在低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收入逐年降低上得到印证。实际上，简在贫民区待的这一年，大概是那些仅有中学学历或更低的人群，实际收入下降三十年区间的开始。这种下滑使得受过良好教育和缺乏教育的职员收入之间的小差距拉开成为鸿沟。

也许当时这些女性对于其谋生机会因为缺少教育背景而变得越发局限还浑然不觉；但是对于第二个经济因素她们已经有了痛苦的认知：社会地位低下女性的婚姻前景黯淡。监禁率也在逐年攀升，实际上，简有三个以上的朋友，她们的男友都正在服刑。就算没有犯罪记录，纵观低薪资男性的收入前景也难以维系一个家庭的生活。在这个时代，即使是更加成功的男性也开始寻觅能够对家庭收入做出相同贡献的妻子，就是说连高收入男性也不再愿意考虑与缺乏教育又没有工作的女性结婚。

因此，当大部分女性还在害怕性生活混乱会影响她们的终生收入和婚姻前景时，简的新朋友们感到自己根本没有什么指望，更不用说顾虑她们的性行为史了。她们那种令人绝望的生活理念是：一次不合时宜的怀孕或者“淫乱”的坏名声对于她们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水准几乎改变不了什么。

于是，对于“我今晚该不该和他睡？”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当然了，为什么不呢？”她们也的确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简的故事的第二部分，是从与一名当地皮条客之间令人惊恐的对抗开始的：那人不择手段地拉她为自己工作。也正是这段艰难时光让简意识到，她偏离传统道路的决定也许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于是简抓起手袋（除此外一无所有）一路跑到某家航空公司，这家公司出于对她的怜悯，给她提供了一张机票，允许她飞越这个国家投奔她的姐姐——正是她姐姐给她提供了避难所和人生第二次机会。

我们将在第六章回顾简这个人生阶段的细节，但现在我想先跳过这部分，讲述她人生的第三部分。这是她真正找到自我的阶段，巧合的是，她正与我一同坐在这个房间里，好奇着柠檬是如何充当有效避孕工具的。

那些每天醒来都会发现起居室被室友搞得一片狼藉的日子已经远远地被简抛在身后。虽然目前她仍然单身，确切来说是离异，独自抚养一个幼子，另一个孩子也即将出生，但如今的她受过高等教育，独立自主，最近刚刚开始在一所知名大学深造哲学博士学位（简称PhD）。同样是这位简，曾经一度认为自己与其他淫乱的女人一样，站在将被剥夺公民权的悬崖边；如今已经跻身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事实证明）二十多岁的性生活混乱不堪的女孩如今已走上了攀登经济阶梯之路。

简所在学院的新朋友们都受益于逐渐拉大的工资差距，收于均远高于接受普通教育的女性，或男性，以及过去的自己。她们这个群体不仅隶属于接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新生代，也是第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较之平均水平，较之男性均更胜一筹的一代。寻觅受过相当或更高教育的丈夫变得难上加难——似乎所有女性都在为接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男性竞争。

简的新朋友，时常徘徊于完美（例如受过高等教育且有高收入）男性或者同样性生活混乱的人之间。她们也许不像简人生第一阶段遇到的女性那么滥交，但比起前述女性她们简直是“更胜一筹”。这些女性的混乱私生活并非源于道德底线的缺失，这点雷同，但主因则是来自良好的成本效益分析，再没有什么其他显著原因可以阐述了。

得出这种结论的原因非常简单：对于放荡淫乱，这些女性面对更少的不良影响。简的女伴们知道如何避免怀孕或染病，而且她们在男女关系中，具有坚持要求采取保护措施的议价能力。那么淫乱生活是否仍会导致一次不合时宜的怀孕呢？好吧，那就意味着独自抚养孩子或者终止妊娠。

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女性不会感到羞耻或者担忧，她们不会再经历母亲和祖母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所要面对的那些惨痛经历，所以结论是，她们在这些事情上没有成本。

而这正巧把我们带回到卡萨诺瓦和他的柠檬上来。

——避孕技术简史

大众对于婚内出生率的下降存在一种普遍误解：认为这种下降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避孕药开始被广泛应用之时。事实上，生育率下降却是早在两百年前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就开始了——众多夫妻为了得到技术工人的高工资而减少了生儿育女（这个话题我们晚一点再谈）。口服避孕药似乎使女性更容易控制她们的生育时间，不过她们其实已经有很多控制生育的方法达几个世纪之久了。

举例来说，在美国，1800年代普通女性在她40岁之前生育七个子女。这个数字在19世纪的数十年间持续下降，直到20世纪30年代，普通女性人均生育仅为两名子女。所以说在避孕药投放市场之前的30年间，出生率已经降低到当今的低水平。

纵观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性交并避免怀孕的唯一方法就是性交中断——亦称体外射精。晚婚也对缩短女性生育年限起到辅助作用（在私生子几乎闻所未闻的时期），这是由我在简介中提到的托马斯·曼积极促进的。高单身率也有助于降低平均出生率（而且，实际上，在生育高峰多生孩子的“贡献者”并非那些已经拥有四五个子女的家庭，而是那些从没有孩子到生育一名子女的女性）。肛交和不射精也被用来控制过多生育，但是显然这些技巧在性工作者中更为常见。

避孕套的出现可以追溯至300年前，不过第一种切实有效的避孕技术却是子宫帽，自1838年开始启用。正如我们早已听闻的那样，卡萨诺瓦（1725—1798）想出一个类似的主意，使用柠檬作为屏障，不过这种方法并没有流行起来（也许因为只有像卡萨诺瓦这样魅力四射的男性才能说服女人把半个柠檬放进自己的阴道）。

在19世纪50年代，查尔斯·古德伊尔研究出如何硫化橡胶，使生产更为舒适、价格低廉并且避孕更为有效的避孕套成为可能。价格大约为每打34美元（按照现今实际工资水平估算），频繁使用避孕套对于普通工人仍显昂贵。实际上，它们太贵了，以至于男性通常的做法是把避孕套进行清洗后反复使用。

膜片的应用始于1882年，紧随其后，宫内避孕环（IUD）自1909年起开始应用。乳胶避孕套则在1912年开始生产，谢天谢地，这一次避孕套总算更加便宜，可以一次性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