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不得不等待男性来避孕？

科学家们也许会争论说，控制十亿的精子要比控制仅一枚卵子困难得多，但是为什么长期以来都是男性避孕（缩写为MBC），从经济学原因来说，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词：供应与需求。

一次意外怀孕所造成的成本，之于男性要远低于女性，即便是忽略掉生物学上的成本也是如此。不合时宜的怀孕常常导致女性错失继续深造的机会和资金，而相应在薪酬方面也会遭到惩罚般的减损。有些男性或许有过类似经验，不过意外成为父亲对一位男性事业的破坏往往要比女性成本低很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件事的发生增加了此类需求，于是男性愿意付出代价，以避免意外怀孕的发生。

首先，一些男性在得知对方受孕后会选择彻底放弃组建家庭的计划，可政府方面却加大力度强制男性承担部分供养孩子的开销，于是这些男性要为这个决定度过一段相当艰难的日子。

其次，随着女性投身职场的人与日俱增，不少夫妻都想少生孩子。这不仅仅意味着女性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增加了避孕的需求，也意味着女性在把避孕的责任推给她们丈夫的谈判中有了更佳的斡旋余地。

那么男性是否真的愿意采用MBC呢？少数几个研究妄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要求男性回答“如果可以，你是否愿意使用MBC? ”和回答“你是否愿意每三个月接受一次睾丸药物注射并为此支付300美元？”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我才说调查机构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过时了。

制药公司目前似乎在投资于MBC，想必他们是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需求空间足够。而愤世嫉俗的我则想知道，是不是这些制药公司也同时预期从他们售卖的性传播疾病（STD）药物方面得到投资回报。看，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因为MBC的应用很可能减少在发生性行为时，女性坚持使用避孕套的力度。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两方面的终端市场都可以得到丰厚利润，这是可以断定的。

——所以，小药片的出现才是淫乱变得普遍的罪魁祸首，对吗？

看起来自从女性可以更加容易地预先控制自己免于怀孕，越来越多的女性认为从婚前性行为中的获益远超过其所付出的代价。更易操作的避孕措施，独具实用性的避孕药，可以被轻易推论为需要直接为此类行为模式的改变负责——如果不考虑一些混合因素的话：如果女性现在能够更加轻易地进行性交，就是因为这么做的风险变小了，那么为什么婚外怀孕率却在避孕措施革新的同时期增长了呢？

避孕技术的改进降低了混乱的性行为在概率意义上的“成本”。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婚前性行为的成本取决于女性怀孕和/或患病的几率乘以其怀孕和/或患病所引发的一系列成本。因此任何一个可以降低相关成本或者风险的因素都将降低婚前性行为的预期成本。

例如，想象一下1930年女性在与丈夫以外的男性反复发生性关系时，有85%的几率怀孕。再想象一下一位女性如果怀孕就会失去嫁给一位有良好收入男性的机会（因为她现在要背负有私生子的坏名声），并且作为失去这个机会的后果，她将失去未来能够获得的50000美元收入——这是如果她没有怀孕并且嫁给一位有良好收入的男性的话她能获得的金额。那么这位女性无保护措施的婚前性行为成本，以此推算，即：

怀孕概率0.85×放弃的婚姻收入$50000 = 预期淫乱成本$42500

现在换种假设，乳胶避孕套已被广泛应用，这位女性可以坚持让她的性伴侣在发生性关系时使用避孕套。如果使用乳胶避孕套后怀孕的几率变为45%，这实际是1934年避孕套的避孕失败概率（据科普报告），那么预期婚前性行为成本为：

0.45×$50000 =$22500

给她一个选择——使用避孕套进行性行为，便将婚前性行为的成本降低了20000美元。

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当价格下降时，对于优质服务的数量需求将上升，这就是为什么在画曲线图时，以数量为横轴，价格为纵轴，则该曲线表现向下倾斜。因此，当避孕措施能更有效地减少怀孕和疾病后，更多的女性（当然还有男性）选择在婚前发生性行为就不令人意外了。不过，理所当然的，这些女性中的部分人仍然会怀孕，因为即使采用避孕措施，怀孕的风险并未降至零。实际上，从统计学上讲，45%发生性行为的女性仍会怀孕。

尽管避孕技术已经进步，未婚先孕的女性数量却没有下降；该数量反而上升了，这表明淫乱案例中的女性人数远多于在发生婚前性行为时能够理性选择采取有效避孕措施的女性人数。

为了理解事情经过，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在社会上极力反对发生婚前性行为的人中，选一部分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组。第一组避免婚前性行为是因为他们担心计划外的怀孕而非对婚前性行为的谴责。而第二组参与者则是担心因婚前性行为遭非议而非担心意外怀孕。当然，现实中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同时担心怀孕和谴责这两个方面，但是在分组上的这项区别将更能清楚地解释参与者是如何转变的。

接下来，将有效的避孕措施介绍给这两组之前禁欲的人。婚前性行为仍是遭到谴责的，但现在有一小部分人，就是那些仅在意怀孕风险的人，开始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当淫乱的小团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人也开始加入这个团体。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怀孕的风险减少了，而是因为这个团体的行为已经改变了社会观念，使之变得可以被社会所接受。原先属于第一组的人加入进来是因为怀孕的风险下降了，原先第二组的人加入则是因为婚前性行为变得不再遭到过多谴责了。

所以，每个人都开始在婚姻外发生性行为，因为这变得风险更小并且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不过当女性与男性发生性关系时，总是有可能怀孕的，而且在未婚情侣间发生的“性事”增加了，相应的非婚生子数量也就增加了。加之避孕的效力减少了婚内生育，那么未婚生育的女性形式上增多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个数学性的必然。

以杰里米·格林伍德和纳兹·吉（NezihGuner）这一章节所做的研究作为基础，避孕药的实用性在增加婚前性行为方面仅仅是个配角。他们推测2002年有75%的未婚青少年有过性行为，而其中使用避孕药的仅占一个百分点。他们提出，我们不能因此认定避孕技术不重要，不过相比药片仅是多种有效避孕手段之一，这些避孕技术共同导致了社会上滥交行为的激增。

——你应该知道性行为的好处，但你知道它的成本吗？

在简的故事里，我们了解到两种不同的女性。第一种是那些几乎没受过教育或者希望有个光明经济前景的姑娘，她们滥交是因为其成本并不高。第二组女性是那些既受过良好的教育又经济独立的女人，她们的性生活混乱并非因其成本低廉，实际上该成本相当高昂，不过她们承担得起此项成本。

我所说的这些特定成本不包括日常穿着和独自养育孩子导致女性承受身心重负而造成的心酸眼泪；那些成本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千差万别。我所讲的成本非常特定——是由部分女性和男性承担，他们没能完成学业并且/或者没有在事业上投入的那么多——像如果他们没有遭遇意外怀孕会投入时的程度。这类成本对于我们的故事非常重要，尽管在过去的五十年间性行为混乱逐渐变得司空见惯。

首要的经济因素是大学教育重要性的攀升。根据美国国务院人口普查，18至24周岁登记在册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从1973年的24%上涨到2009年的41%。上升的大部分登记数来自于大学里增加的女性；在1999至2009年间，全日制女性学生的数量增长了63%，相比之下全日制男性学生仅增长32%。如此急速攀升的女性学生数量并非因为女性在追赶男性的水平：在1988年，女性已成为接受高等教育学子的主力军。在过去四十年间，大学女生的占比从30%增加至60%，而在2010年，36%年龄在25至29岁之间的女性完成了一个学士学位，同龄男性该项比例仅为28%。

这种大学教育中的稳步增长对于那些没能跟上脚步的人来说具有重大影响。第一个影响是，当总人口中完成大学教育的比例加大，没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人就逐渐遭遇更多的排斥，而且从一定程度上饱受非议。没有高学历的烙印延续到工作岗位上，雇主们逐渐变得更期望职员拥有大学文凭，即便很多工作本身由中学水平的员工已经完全可以胜任。结果就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被安排在低薪酬、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上。

低技术含量的职位具有经济学家称之为极扁平化的收入特征——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基本不随着工作年限的累积增长。正因如此，低技术工人不会因劳动力中断而受影响（比如中断工作去花时间照顾幼子），这与高技术劳动者不同。高技能工人，随着工作经验的累积其收入也水涨船高，当他们脱离工作岗位花时间照顾孩子后，其当时的收入和未来可预见的薪资都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