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是大学的灵魂”

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罗家伦在《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就职演讲中指出：“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不但没进步，而且有退步。”他还说：“大学里的研究，还与别种公司或工厂里的研究不同，其目的不在浅近的功利，而在增加人类知识的总量与民族生存的能力。”因此，尽管当时战争不断，经济不振，财政拮据，政府和企业很少与学校合作研究，学校收支也没有科研费这一项，经济学系还是有三分之一的教师从事各项研究工作，编写学术专著（译著），发表学术论文，并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

有些教师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教学任务，及时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前沿。伍启元在讲授《国际经济政策》时，徐毓枬在讲授《高级经济学》时，都介绍了创立不久的凯恩斯主义。

有些教师基于学以致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现代方法，开设本土化的新课，如《中国货币问题》《中国财政问题》《中国土地问题》《中国经济地理》《改造社会之经济方策》。戴世光不仅开出《经济统计》《人口统计》等新设课程，还多年参加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进行的人口、户籍调查工作，研究各种国情普查的方法，以便推行全国。1932年，陈岱孙利用一年休假时间在巴黎法兰西国家图书馆和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搜集、研究有关资料，着手写一本《比较预算制度》，可惜，未及成书，这些资料和手稿就全部毁于抗日烽火。

教师们更多的则是融合中西学识，撰写论文，抨击时弊，辨析国是。从1934年到1947年，陈岱孙前后发表近50篇文章，谴责日寇的侵略行径，论述抗战条件下经济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伍启元除出版若干“统制经济”系列著作外，还与其他教授联合发表有关遏止物价的意见，受到重庆官方和经济学界的关注，曾受邀去重庆出任行政院经济顾问，为宋子文研究经济出路问题。但是，当西南联大以反对内战为主旨的时事晚会被军警包围并枪声大作时，伍启元与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四位教授坚持讲演，大声疾呼：“不但在黑暗中呼吁和平，在枪声中也要呼吁和平！”

经济学会也是经济学系学术活动的亮点之一。经济学会成立于1927年年底，会员多达百人主要是但不限于经济学系，也包括文法学院乃至理学院的师生，通常半月活动一次，经常请校内外名人讲演，或讨论重大时事经济问题。系主任朱彬元、陈岱孙曾担任学会干事，并经常赴会讲演（见专栏1.2.1，表1.2.2）。

专栏1.2.1 学术活动简讯

梁启超演讲“民国初年之币制改革”

1926年12月，梁任公（启超）在经济学系以“民国初年之币制改革”为题演讲，回顾自己民国二年（1913年）在国务院币制委员会、币制总裁任内和民国六年（1917年）在财政总长任内的亲身经历。他说：在一个政治紊乱的国家里，要讲任何的具体政策，正如沙上盖房子，很难盖稳。讲起中国的币制改革，也是一段伤心怄气之事。今天旧事重提，以备诸君日后之参考。

（演讲全文载1926年12月17日《清华周刊》，孙碧奇笔记）

经济学会举行全体大会

1928年3月5日晚，经济学会假三院十二号（现新图书馆原址）召开全体大会，首由陈岱孙先生演讲“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未七点，早有同学觅占座位，距演讲时间尚有十数分钟之久，而座已为之满。后至者惟有效北京梨园加座办法。七点半，陈先生从容就席开讲，听众百十人洗耳静听，偌大教室除陈先生讲授声外惟闻笔纸沙沙作响。

演讲完毕，进行会务报告。北京华安保险公司总经理吴汝纶先生捐助经济学系举行保险论文比赛，优胜者独得大洋百元。

会议最后再次逐条修改简章，并改选职员如下：

总务委员兼主席 马全鳌

文书 王堃藩

干事 郭可泳

学术委员 陈岱孙先生

参观调查委员 朱彬元先生

出版委员 刘驷业先生

（1928年3月《清华周刊》）

抨击国民政府“经济改革方案”

1947年，国民政府抛出所谓“经济改革方案”，清华和北大法学院的16位著名教授陈岱孙、周炳琳、赵乃抟、陈振汉、周作仁、费孝通、杨西孟、樊弘、蒋硕杰、刘大中、秦瓒、王毓瑚、吴景超、应廉耕、徐毓枬、赵人儁，根据自己对中国经济的历年研究，联名发表《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抨击国民党反人民的经济政策，指出：“此方案对于过去种种错误，未尝虚心检讨”, “此方案对于目前经济危机，并无救活之能力”。

（摘自张友仁，《中华读书报》,2007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