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闻边界研究的拓展

对于理解当下新闻场域中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边界工作是一个有益的分析概念。这些已有研究基本上围绕着新闻业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来阐述新闻业的边界工作，在推进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之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不足。

第一，对于新闻业边界工作的类型界定得较为狭窄。正如刘思达所说，目前现有研究都将边界工作视为一个行为主体进行自我区分的过程，忽略了其他可能存在的形式，比如他在对中国律师职业的研究中就提出了分界（Boundary-Making）、合界（Boundary-Blurring）与维界（Boundary-Maintenance）三种形式。分界是一个行为主体进行自我区分的机制，但边界工作的过程并不只是划分边界而已，有时也是对现存边界的模糊，可称之为合界。此外，边界工作还有第三种形式维界，是指一个外部行为主体的复杂行为，它不只是对边界进行划分或者模糊，而是利用这一主体的权力和影响在相互冲突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定界过程中维持一种均衡状态以实现其自身利益。刘思达概括的三种形式在新闻业中也能找到对应的案例，但目前对新闻业边界工作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分界和维界两种类型，越发突出的合界现象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随着新闻生态环境的变化，一些原先被排除在专业边界之外的新闻现象被重新阐释，表明边界正处在融合、消解又重新建立的过程中，并使得行业内外、正确与否的边界线变得越发模糊，不再是一条清楚界定的边界线，而可能是一个密集的、很不清晰的“边界区”，这就有待于发掘出更准确、更细致的边界工作类型。

第二，仅从话语和修辞的维度研究新闻业的边界工作也有局限性。在吉尔因的研究中，边界工作被局限在不同行动主体围绕边界的修辞斗争。相对于其他职业，记者对自身的定义更加讲究修辞，因为他们的修辞不仅是关于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他们的工作。然而，关于边界的争斗包括但不限于修辞的冲突，背后的动力机制更值得关注。在讨论新闻边界的确立、变动与维护时，还需注意修辞背后的政治、市场和技术等其他因素。值得关注的是，瑞夫斯（Revers）就揭示了他所研究的州议会记者如何热衷于表现得更加职业，而避免不符合新闻规范的行为，并将这种边界表演（Boundary Performances）内化于心。这一研究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作者超越了常用的修辞维度，而将边界与操演（Performativity）联系起来。刘易斯则在一篇分析新闻边界研究将走向何方的文章中指出，边界工作应该分成两类：一类是“软的”，指表达边界工作的话语；一类是“硬的”，实施边界工作的行动。前一类主要通过语言或符号界定，后一类则在实践中被表演出来。现有利用吉尔因的分析框架讨论新闻边界的文献都过于强调边界的话语建构，而对其物质性的一面关注不够。

第三，新闻边界研究的对象需要拓展。现有对于新闻边界的讨论多数是在吉尔因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的，较少体现出边界研究本身的进展。虽然边界工作最初是被用来解释科学家如何维护其共同体的边界，以阻挡来自外部的对其认知权威的威胁，但此后对它的应用却十分多样。比如加斯顿（Guston）将其应用到政策层面，对政治任务和科学任务之间的策略性划界进行研究；胡新和对物理学家奥本海默（Oppenheimer）在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遭受政治迫害的史实的考察，表明科学家及其私人版本的边界工作也值得关注；兰姆（Lam）从微观、个人的角度应用边界工作理论，关注随着科学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学术工作的规范和实践受到的冲击，以及科学家所经历的价值冲突和职业身份危机；温赖特（Wainwright）等则致力于研究科学家如何划定科学行为中合乎伦理的边界，他们称之为伦理性边界工作，扩展了吉尔因关于边界工作的最初概念。除此之外，边界对象、边界组织等新概念的提出也值得关注，这已经与吉尔因的分析框架没有直接关系了，这些边界研究的进展也有助于加深对新闻边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