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闻业边界工作的类型

西方学者之所在当下关注新闻业的边界工作，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新闻工作的自主性和权威正面临日趋严重的威胁，记者职业的合法性受到了博客、UGC（用户生产内容）等各种形式的挑战，以至于何为好的新闻业、如何从事新闻工作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在饱受外部冲击的时候，新闻业内部也频频出现各种有违主流新闻范式的事件，损害了新闻业的文化权威，典型案例如英国《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应该说，媒介生态的变化使得新闻边界的维持问题更为突出，但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在当下新媒体环境下才出现的新现象。新闻业正规化和合法化的过程本身就可以说是一种“边界工作”的过程，即区分自身与他者的知识场域的界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边界工作的概念被引入到新闻学研究中来，代表性的成果就是温奇对美国电视新闻与娱乐新闻边界的研究。他在书中借用边界工作的概念讨论了美国电视新闻如何将自身与娱乐节目区分开来，从认识论、社会功能、方法论和组织结构四个维度分析了新闻与娱乐的区别，通过对应的案例为读者展示了美国电视新闻人确立边界、维护边界和模糊边界的过程。在此之前，很少有研究讨论新闻边界的建构、协商和维护问题，只有两个研究比较接近这一思路：一个是泽利泽（Zelizer）借助一起“关键事件”——肯尼迪遇刺案，讨论电视记者作为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如何使用特定的叙事技巧建构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社会权威，这一过程其实已经带有边界工作的意味在内。另一个是杜利（Dooley）所研究的记者与政客之间围绕政治传播所发生的管辖权争议，但她并没有解释两者的边界是如何被建构或维持的。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使用边界工作这一概念主要处理两类现象：其一是发生在新闻业内的危机或挑战，涉及电视新闻与娱乐节目的区分、热衷拍摄他人隐私的“狗仔队”与戴安娜王妃死亡的关系、《纽约客》记者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伪造直接引语事件、美国喜剧节目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与新闻界前辈爱德华·莫罗（Edward R.Murrow）的比较、默多克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记者对于已逝行业前辈的纪念同样可以成为一种边界工作、波多黎各新闻界对娱乐节目La Comay遭到抵制的讨论、洋葱新闻代表的假新闻对专业边界的侵蚀、为运动队工作的内部记者面临运动员抗议事件时的认同冲突、瑞典小报对媒介批评的反应等，多数研究把分析的对象集中在某个或某类违反主流新闻范式的新闻从业者、新闻组织上；其二则是来自新闻业外的威胁，尤其是在新媒体不断冲击传统新闻业的背景下，来自外部的挑战越发频繁，使得新闻业必须保卫自身的边界，如维基解密对传统新闻组织形态和常规的挑战、互联网环境下的开放参与和新闻业专业控制之间的张力、新闻网站上的读者评论区在记者与受众关系上发挥的边界工作的功能导致原有的专业新闻内的制度等级遭到了挑战、新的新闻类型与非新闻机构之间的关系1、互联网新闻环境下的“二级修补”（Second-Order Paradigm Repair）、桑迪·胡克（Sandy Hook）小学枪击案报道中社交媒体对新闻权威的威胁、Gawker报道争议事件引发的对其组织身份的讨论、BuzzFeed对新闻边界的维系与改造、数字时代的新闻认同的建构、数据分析公司在新闻生产中的作用、全球事实核查运动中专业记者与非专业记者的边界划分，等等。2015年出版的论文集《新闻业的边界：专业主义、实践和参与》更是将主题聚焦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边界，12篇论文分为两大部分，其中七篇集中讨论专业主义、规范和边界的问题，剩余五篇则关注了NGO、UGC等新闻制作过程中的非传统主体。

虽然已有研究主要处理的是来自新闻业内外的两种挑战，但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不同的学者还是有其侧重点的，大致可以对应吉尔因提出的三种边界工作类型。具体来说，扩张描述的是记者扩展了新闻的传统边界，使一些新的领域进入新闻的领域。比如新闻业从纸质媒体向电子媒体的扩张，逐渐将电视以及网络媒体容纳进来。温奇在讨论电视新闻与娱乐节目的边界时就专门讨论了美国电视新闻的演化过程，描述其如何从电视这样一个娱乐化的介质中生长出来，涉及两个边界的划分：一个是传统新闻与电视新闻之间的边界，一个是电视新闻与娱乐新闻之间的边界，其实是把新闻的边界延伸到电视这样一个电子媒介上来。童静蓉（Tong Jingrong）的研究则表明，中国记者并不只是简单地把UGC排除在新闻边界之外，而是对其有所吸纳。基于驱逐的边界研究成为当前研究新闻边界的主流，最为常见的例子就是驱逐那些被贴上越轨标签的记者或新闻组织，这为新闻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公开确立合法边界的机会。温奇研究了记者如何在硬新闻与小报风格的新闻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并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简称NBC）NBC总裁加特纳（Gartner）因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引来诉讼而被迫辞职的案例表明，即使他曾是一位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但是由于纵容了一起明显失当的新闻出炉，其越轨行为威胁到了新闻业的文化权威，因而遭到了新闻共同体的集体谴责。毕肖普（Bishop）关注了1997年戴安娜王妃死亡事件中主流媒体记者与自由摄影师或狗仔队之间在新闻实践方面的不同，他们通过强调客观性和平衡报道把自己与小报化的报道方式区别开来，构筑和保卫专业边界。卡尔森和伯克维茨（Berkowitz）的研究则发现，《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后，英美两国记者进行的边界工作把这种非法的新闻采集实践界定为新闻越轨行为，进而确立了恰当的新闻实践。除了这些针对新闻业内部越轨者的驱逐行为，近年来的许多研究则涉及一些新兴的参与者。刘易斯（Lewis）解释了新闻生产过程中专业控制和开放参与之间的张力如何使生产者与用户之间的边界变成一个竞争性的空间。罗宾逊（Robinson）则考察了一家新闻网站上的读者评论区在记者与受众关系上发挥的边界工作的功能，发现原有的专业新闻内的制度等级遭到了挑战。科丁顿（Coddington）发现，类似维基解密这样的网站不符合专业新闻范式所应具有的制度性、基于消息来源的报道常规和客观性三个基本特征，因而被界定为超出专业新闻边界的事物。扩张和驱逐两种边界工作主要涉及新闻边界的延伸和收缩，而保护自主性则与抵御业外力量试图控制或塑造新闻业的行为有关，这些局外人并不希望被贴上记者的标签，而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新闻业，这令记者感到自主性受到了威胁。新闻业是一个低度自治的场域，极易受到来自外部其他力量的侵蚀。温奇的研究中就展示了具有政府背景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在界定何为新闻等方面遭遇的挫折。科丁顿则考察了新闻与商业之间的边界划分。除了政治、资本等常见的外部力量外，中国新闻业在互联网环境下的遭遇提示我们，网络民意也可能成为一种需要防范的势力，需要明确界限。这些研究考察了新闻从业者如何在面对各种问题的入侵时重新划定既有新闻实践的边界，通过对“圈内人—圈外人”的叙事来确立有效新闻实践的边界，从而面对各种冲突或挑战。童静蓉称之为新闻业的“再合法化”，重申和强化了历史上形成的、反映新闻业的延续性的本质，以此对新闻业去合法化的趋势形成边界防御（Boundary Defence）。

卡尔森在总结现有研究时，在参考吉尔因提出的三种类型的边界工作基础上，更具体地将现有研究的主题划分为参与主体、实践和专业主义三个层面（见表2-1）。不过，针对这个矩阵，他也指出了三个重要的问题。首先，实际的边界工作实践可能要远多于该表所呈现的类型。因此，在考察现有研究时需要了解：边界工作的重点究竟是什么？行动者的目的是建立还是消除区别？边界工作是否可能有不同的组合？其次，表中所概括的类型没有考虑时间因素，边界被建构出来似乎就静止了，但实际上，不同的参与主体、规范或实践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流变。比如博客曾经被排斥在新闻业之外，但现在已经变成被认可的新闻实践。因此，应该关注长时段的扩张和驱逐式的边界工作。最后，此表是为了理解边界工作而绘制出来的，也就是说，为了解释边界而创造出了边界。但不应将边界理解成一个狭隘的概念，它只不过是为人们了解新闻业提供了一个模型。

表2-1 卡尔森边界主题三层面

从这些讨论新闻边界的文献的刊发时间可以看出，学者们集中讨论新闻边界问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新媒体冲击传统新闻业之前，新闻边界相对稳定，即使有一些边界的争议也主要发生在新闻业内部。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另有理论概念在处理相关议题时居于主导地位。而在边界工作概念被引入新闻学研究之前，对新闻业中的越轨或偏差行为进行研究的文章通常是在范式修补（Paradigm Repair）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范式修补的关切点在于新闻范式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被界定和维系下去的，其隐藏的前提在于，新闻业内存在着一套主导的新闻范式，即以新闻专业主义原则为价值核心和此项价值内化为一系列新闻操作规范的主导的新闻范式。研究者主要关注新闻业中的“异类”，即那些违背主流新闻范式的案例，它往往意味着“范式挑战”或者“范式危机”的出现。主流的新闻共同体会选择“范式修补”来应对这些范式危机，相关研究通常考察新闻共同体如何讨论某一特定的记者个人或群体表现出的不合主流新闻范式的新闻实践，以将其归入“异类”的方式对其进行批判，从而重申或修补并巩固既有的新闻范式。范式修补理论假定记者理解并遵行一套专业意识，当专业规范没有得到遵守时，会给新闻范式的运作带来麻烦，责任常常被归咎于在实践中犯错的个人或新闻组织，而那些有效贯彻范式的机构则强化了他们的声望。范式修补与边界工作的主要区别在于，由于预设了一个已在新闻共同体获得认可的主导性新闻范式，范式修补的目的也就是要通过不同的方式重新确立这种范式，对于解释一些目前仍处在模糊地带、缺乏共识的新闻现象或事件存在不足。而边界工作所针对的问题实际上缺乏明确的界线，不同社会主体一直处在塑造、协商、争夺边界的社会过程中。边界工作更强调在动态过程中的建构性，它所能处理的案例相对宽泛一些，既可以是行业内部也可是行业外部，既可以是有行业共识也可以是众说纷纭的事件。有研究者认为，范式修补一般适用于对新闻界内部排斥“异类”和“越轨”行为的现象分析，对于如何应对外部替代性的传播媒介的冲击显得力不从心，因而建议用边界工作代替范式修补理论。但是范式修补理论的发展表明，这一理论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此前的多数研究都是聚焦在当代的传统新闻业身上，近年来也开始有研究者将其拓展到新闻史中，探索以色列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份周刊对当时主流新闻范式的挑战。比克特（Bicket）和沃尔（Wall）更是把研究对象延伸到国际新闻领域，借用边界维持和新闻修补的概念讨论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如何限制可能威胁到其新闻可靠性的国外新闻。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对传统新闻业产生的影响也被纳入范式修补的范畴，比如科丁顿使用范式修补和边界工作两个概念分析主流的权威媒体如何对待维基解密，卡尔森提出在互联网新闻环境下还应进行“二级修补”（Second-Order Paradigm Repair），通过把个别事件铸造成象征性的标记来使范式威胁一般化等。这些研究表明，范式修补依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究竟选择哪个理论框架，首先要看具体的研究问题适合何种理论，其次还要注意对既有研究的推进。实际上，边界工作研究也潜藏着单一化、简单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