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作风建设是党的优良传统
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是党的社会形象的集中展示，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作风建设，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靠的就是自身过硬的作风。党的90多年历史反复证明，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一、加强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永恒的课题
人们对于一个政党的评价最直接依据就是其作风好坏，因此党的作风直接关系到人们对于党的印象。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在自身力量弱小、外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想要快速地发展壮大，必须以优良的作风塑造自身形象，赢得人民信赖和拥护；在取得执政地位后，也必须更加注重加强作风建设，从而保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加强作风建设，不仅因为党的作风本身重要，而且有着客观的根据。
（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落后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中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本民族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仍远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同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后发的。开启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由于差距的存在，中国必然需要向西方学习，学习其民主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学习，不能照搬，就要求在思想作风问题上做出回答。
（二）中国特殊国情下革命建设的艰巨性
不同于西方国家一元化的社会结构，在中国，先进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同时并存，现代生产方式和传统生产方式同时并存，现代化都市和落后的乡村同时并存。和东方许多国家相比，中国有着众多的人口、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的地方，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中国特殊的国情，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群众史观；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长久不懈的斗争。
（三）应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中消极方面的影响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其中也有消极的方面。这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所需要的优良作风是格格不入的。传统文化中的教条主义、家长制作风、“官本位”意识等，都对党员干部的作风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同时，西方外来文化中的消极成分也在侵蚀着党的肌体。党的作风建设正是这样一个批判对待东西方文化，形成和创造中国共产党新作风的过程。
（四）党自身的成分复杂和作风矛盾尖锐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员的成分主要是农民。对此，毛泽东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当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吸收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先进分子入党，难免会带来作风上的矛盾。因此要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总之，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对我们党来说，加强作风建设始终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二、优良的作风是党在革命时期生存发展的前提
革命战争年代，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先辈们“日穿草鞋，夜打灯笼”，推动革命的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红军将士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锻造出一支所向披靡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等优良传统作风。这些优良传统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的重要原因。正是有了这些优良传统作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最终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一句“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历史的奥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实践中，根据所处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农民为主要成分等实际情况，十分重视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特别强调从思想上建党、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重要性。1929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着重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与路线的关系，提出正确开展党内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1930年8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针对中共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等不良倾向，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的著名论断，深刻阐述了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1934年1月，毛泽东发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著名讲话，提出共产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3]这些重要观点，都化为了对中共党员和革命队伍的要求，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从而赢得了广大民心，为游击战争争取到了坚强的群众基础，保证了自身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能够生存、发展起来。
20世纪30年代初，对苏联经验搞教条主义的“左”倾思想，严重地危害了中国革命，才使全党有了一次新的觉醒：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主张是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主张；“左”倾指导思想是脱离实际的，同时也就是脱离群众的，而党在艰难环境中谋得胜利的唯一依靠是群众。在这一时期中，党内不断发生意见分歧，“左”倾主张对待不同意见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在遵义会议之后对待犯“左”倾错误的人则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就提出了党正确开展自我批评这一重要问题。正是在总结这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在1937年5月8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正式提出“作风”的概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更加注重作风建设。从194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克服党内不良作风，取得显著成效。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章，对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内容、途径、目标等问题作了深刻论述。在此基础上，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我批评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三大作风”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由实践上升到理论，是党在七大以后取得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并引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三项历史性胜利的根本性保证。
1949年3月，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全国执政的形势下，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预见到党在革命胜利和掌握政权之后遇到的挑战，他认为：对于这种挑战，必须以党的优良作风的发扬以应对之。这种挑战，毛泽东名之为“糖衣炮弹”，即社会上对共产党员的捧场、颂扬、侵蚀等软性进攻；引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居功自傲，不愿再继续进取；一个是贪图物质享受，不愿再艰苦奋斗。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两个务必”的论述，把执政党的作风建设问题提上了重要位置，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能够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及时地敲响了警钟。
面对残酷的战争环境，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始了正确路线指引下的全面建设，提出并大力地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在确保党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领导保证。
三、优良的作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同时也给党带来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课题。角色的转变要求党在执政以后要保持本色，既要拒腐防变，更要依靠科学理论和正确决策领导人民取得建设的成功。这一时期，党继续发扬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难的而又有成效的探索。毛泽东写作了《论十大关系》，创造了具有久远意义的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发表了《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提出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理论。这些重要著作，是党的实事求是作风所结出的硕果。
随着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地位和任务的变化，一部分党员干部骄傲自满情绪、贪图享乐情绪逐渐滋长，背离了党内的作风要求，严重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发出《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全党必须努力克服骄傲自满、贪图享受的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改进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鉴于一些党员干部被剥削阶级思想腐蚀而暴露的贪污腐化问题，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通过运动，解决了党内存在的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不纯的问题，并对刘青山、张子善等腐化堕落的贪污犯罪分子严厉查处，有效地克服和遏制了中国共产党在作风方面出现的不良倾向，及时修补了党群关系。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了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针，要求全党更加重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警惕执政党脱离群众和实际的倾向。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5]邓小平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用了很大篇幅讲执政党“面临新的考验”，讲必须“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并代表党中央提出发扬党内民主，反对神化个人，禁止个人脱离领导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发扬人民民主，接受“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6]。这个报告，在作风建设方面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三大作风”的思想，突出了民主的重要性。后来的实践说明：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就不能获得真理；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就谈不到群众路线；没有民主，就谈不上批评和监督。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于1957年又开展了一次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尽管整风运动中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执政党建设问题仍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解决实际问题，并同全国人民一道艰苦奋斗，共渡难关，克服国民经济遇到的困难。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通过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党内一些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次会议不仅为克服当时面临的经济困难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而且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实现国民经济的好转，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遭受严重破坏，但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仍然具有深厚的基础，广大党员和干部为维护党的优良传统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这种努力，成为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乃至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曾遇到严重的挫折，党和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教训。其中重要的教训是：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完善党内相应的民主制度，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必须反对个人专断的恶劣作风，强调民主和依法治理的作风，坚定不移地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四、优良的作风是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作风问题摆在关系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坚持不懈抓作风建设，先后开展整党、“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重大活动，不断增进了党群、干群之间的感情，保持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拓了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全会还针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特别强调了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性。同时，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严肃党纪，全会决定重新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标志着党的作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邓小平是总设计师；对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来说，邓小平是坚定的开拓者。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以下几方面成绩：
一是恢复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全面的拨乱反正，包括党的作风建设的拨乱反正。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率先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原则，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在1977年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务，成为实际上的中央领导核心之后，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支持和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原则，从而重新界定并确立了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有了这一条思想路线，党中央雷厉风行地平反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纠正了过去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所作的错误结论，实现了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转变。
在党的作风建设上，邓小平全面肯定党的历史上各种优良作风。早在1977年，他就号召全党要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邓小平带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时，他强调“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7]
二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倡导了“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新作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独特道路的精神和方法，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中国都经不起实践的考验而遭到失败的情况下，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为中国人民创造社会主义新模式、新体制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不但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中国人民如何创造新制度、新体制的态度和方法。这种态度和方法同党的“三大作风”是历史地联系着的，是“三大作风”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体现和发展。其要点如下：
勇于创造社会主义新体制、创造中国人民新历史的创新风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既有的模式。一切要由人民群众去创造，而创造就需要有勇于实践的崇高风格。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鼓励干部群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干不出新的事业”[8]。
冷静估计实践的客观条件、严格地从客观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邓小平指明，国际的客观条件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新时代的主题；国内的客观条件是：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这两个条件出发，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方针、政策、体制。
深切关怀祖国、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的作风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是以为人民谋利益为价值准则的。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这个“本质论”就是创造社会主义新体制的价值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历史的规律、民族和国家之希望所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之所在。只有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体制，才是中国所需要的体制。
从各种可能采取的政策、制度中，选择客观条件允许、主体要求得到满足的政策和制度的负责精神。从客观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满足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念，一个作为出发点、另一个作为目标，共同地约束着我们的行动。邓小平认为：这里是必须作选择的，选择又是必须贯彻实事求是和为人民谋利益这两条原则的，也就是说，是必须负责的。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就要落实在负责的政策、制度选择上。
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检验各种选择的利弊得失的自律意识。邓小平强调：“我们的开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10]。
邓小平这一整套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是实践论的科学方法论，在落实的过程中则表现为“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优良作风和崇高风格。他把“三大作风”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三是深刻地认识和预见党在新时期面临的考验，指明保持共产党本色的作风建设道路。当年毛泽东在进城之前，预见到党在成为执政党时所受到的挑战，要求以“两个务必”的作风应对此种挑战；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进一步认识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受到的考验，不仅是因为执政，还因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在对世界开放的情势下执政。邓小平领导时期，对于逐渐滋生蔓延的党的肌体腐败现象，极为重视；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政治风波之后，他更加把腐败和反腐败的矛盾看作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全局性问题。他告诫说：“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11]。邓小平特别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相应的优良作风；同时认为必须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提倡艰苦创业的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天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12]。
（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作风建设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与时代的新条件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相适应，把党的作风建设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一是面对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性制度调整的新时代，在发扬“三大作风”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创新的作风。江泽民指出：“我们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十分注意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发扬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同时，也要“大力发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倡导的立足国情、紧跟时代，求真务实、锐意改革，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的精神”[13]。
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党中央再次强调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课题，大力倡导“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赋予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全新的时代内涵。江泽民指出，“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和重要基础与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4]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一论断突出了实践的创新性，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概括，也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时代潮流的回应，把党的实事求是作风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体现了党的作风建设与时俱进的特点。
二是面对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更加严峻的挑战，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加以强调和推进。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多发，加深了党出现脱离群众的危险。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脱离群众的危险就会获得经济基础，再要加以改变难上加难。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变化和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强调：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论断明确了党和国家事业的一切发展都是要为人民谋福利。
三是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党的建设的纲领，全面推进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2001年7月，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解决新的时代课题作出的重要理论创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指明了党的建设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分析了进入新世纪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明确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是指导党的作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核心，提出要牢记“两个务必”，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自觉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
一是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党中央高度重视长期执政条件下实践党的宗旨的问题，明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概括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各级党组织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开展树立正确政绩观的专项教育，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正确的政绩观，自觉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努力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落实到党委和政府制定并实施经济社会政策的工作中，落实到领导干部尽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和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工作中，落实到维护、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工作中，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二是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精神，弘扬求真务实作风，使党内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风气日益浓厚。中央政治局坚持集体学习，深入研究党和国家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把重大决策建立在自觉运用规律的基础之上。中央领导同志出国访问、下基层调研轻车简从，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各级领导机关积极精简会议，改进会风、文风，深入调查研究，增强了领导工作的科学性、主动性和实效性。工作中，既注重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出发，又注意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注重解决当前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努力追求长期效果，注意建立长效机制；既强调领导干部的决心和行动，也注意说服和教育群众，努力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努力从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中摆脱出来，努力把心思真正放在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上，把精力投入到抓落实中去，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创造了良好环境。
三是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改善党员干部的道德作风状况。各级党组织根据党章和党内有关法规的规定，紧密结合各自实际，建立健全共产党员的道德行为规范。通过典型示范、活动激励、警示教育等，促使党员干部分清是非荣辱，明辨善恶美丑，提升道德境界，带头践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在评议党员、考核干部时，把道德品质作为重要内容，激发党员干部提高道德水准，推动了全社会的道德作风建设，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是加强对领导干部作风状况的考察考核和监督，为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营造了良好氛围。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环节，在加强教育引导的同时，注重从制度机制入手，促进领导干部带头树立良好风气。在干部考核中，把干部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的表现作为重要内容，通过民主测评、民意调查、个别谈话等，进行深入了解。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并把领导干部践行八个方面良好风气要求的情况作为衡量干部德才素质的重要方面，保证作风好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激发广大干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各级党组织按照强化预防、及时发现、严肃纠正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作风状况的监督，并与群众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促进了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进而带动了全党同志的作风建设。这些重要思想和要求，抓住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关键，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
五是加强党内监督，建立巡视制度。2003年12月，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把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明确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建立和完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巡视、谈话和诫勉、询问和质询等监督制度。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坚持对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建立巡视制度。巡视制度的建立，不仅从制度上强化了党内监督，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依法执政，而且把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减少腐败现象的滋生，提升了党内监督的水平和效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改革开放的三大历史性成就，使中国由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了独立自主、文明富强的道路，并最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之所以能够建立如此卓越的历史功绩，党的建设始终是一个法宝。而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独特创造。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过程，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一是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形象工程，必须始终不渝地抓紧抓好；二是党的作风建设是以科学的理论思想为基础的，必须对党的作风作好充分的理论论证；三是党的作风建设是以党的组织建设为保证的，必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四是党的作风建设是以教育整顿和制度约束为手段的，必须坚持“两手抓”；五是党的作风建设是以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所承担的实践任务为背景的，必须与时俱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我们党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开启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时代新篇章。
创新案例
盐城大丰：作风建设提升年加强作风建设
2018年4月，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市场监管局召开动员大会，组织全系统以“锤炼一流作风、打造‘六型’铁军”为主题，开展“机关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通过加强机关作风建设，着力打造一支勤奋好学、务实高效、改革创新、为民服务、纪律严明、清正廉洁的铁军队伍。
大兴勤奋好学之风，着力打造学习型市场监管铁军。开展“学原著、悟原理、重践行”读书活动，组织学习党章、政治理论、党性教育、廉政建设、业务知识等重点内容，撰写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围绕商事制度改革、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课题，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
大兴务实高效之风，着力打造效能型市场监管铁军。进一步改进文风会风，严格文件审批程序，着力减少文件数量，严格控制行文篇幅，坚持开短会、开小会、开解决问题的会，严格会议纪律。各党支部、党小组分别召开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开展“提升执行力”大讨论活动，确保做到政令畅通坚决办、快字当头马上办、规范行政依法办。
大兴改革创新之风，着力打造创新型市场监管铁军。紧扣不见面审批、“证照分离”等改革举措，通过创新工作方法、管理手段、发展路径等，全面推动市场监管职能优势发挥。认真排查在内部管理、职能履行和推动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列出问题清单，制定解决方案。
大兴为民服务之风，着力打造服务型市场监管铁军。以争创“党员示范岗”“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为载体，开展“满意在市监”主题实践活动。推广“互联网+”登记服务模式，为招商引资项目和企业开通绿色通道，明确专人跟踪服务。将消费者满意的要求贯穿于维权窗口服务的各个环节。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落实活动，推动干部走出办公室，多到现场摸实情，解决实际问题。
大兴纪律严明之风，着力打造规范型市场监管铁军。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开展隐形变异“四风”专项整治行动，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制定完善《绩效考核办法》，落实优化工作实绩、日常考勤、学习管理、勤廉效能建设等4个方面的管理措施，严格考勤、会议、值班、着装、请销假等工作纪律，保持对踩“红线”、闯“雷区”的零容忍。
大兴清正廉洁之风，着力打造廉洁型市场监管铁军。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严明政治纪律，强化规矩意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开展“510”警示教育系列活动，通过发送提醒短信、观看警示教育片、参观警示教育基地、曝光典型案例等方式，促进党员干部强化宗旨意识、提升道德素养和转变工作作风，全面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来源：新华网，2018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