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关系

根据帕森斯的观点，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是“秩序问题”。在帕森斯主义的社会学中，“秩序”即“解体”的对立面，因此，秩序问题也就是社会控制的问题。更有甚者，它还被披上了一层功能主义的面纱：必须满足哪些主要的功能性需要才能维持社会的秩序？我对社会理论的问题主要是“秩序问题”的判断并无异议，但对把“秩序”看作是“解体”的对立面的观点却有所保留，我反对把这一术语置于混乱或者无形的对立面。社会理论中的秩序问题也就是社会关系如何形成的方式，或者换一种方式来说，也就是社会系统如何“凝集”（bind）时间和空间的方式。所有社会活动都发生于三种相互关联而又彼此不同的场合之中：时间、结构（用符号语言学的话来说就是典范）和空间。这些要素的结合表明了社会实践的情境特征。从人类行动之知识的有限性角度而言，社会系统所“凝聚”的时间和空间总是必须历史地加以考察。

当然，将时间性应用于社会理论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时间和空间习惯上不仅被看作是社会分析的“边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以一种学科时尚的方式将彼此分离开来。通常假定，历史学的特权主要体现在时间的消逝方面，地理学的身份则表现在对空间的集中关注上。它们两者构成了社会学的学科边界，社会学的目标在于分析运转于时间和空间“环境”中的“社会结构”。时间只是作为变迁、“动态”或者历时而跻身于社会思想之中。正如前面所勾勒的那样，结构化理论必然反对这样一种学科边界的划分逻辑，反对把时间等同于历时或者社会变迁。时空关系是社会系统的构成性特征，它既深嵌于最为稳定的社会生活中，也包含于最为极端或者最为激进的变化模式中。

这一观点的哲学基础体现在海德格尔有关存在与时间的讨论上，与后现代牛顿物理学所提到的时间分析也存在关联——后者在某些方面与海德格尔通过其“纯粹哲学”所提出的观点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海德格尔哲学上溯康德和莱布尼兹（Leibnitz），并跨越莱布尼兹而追溯到古代世界。根据莱布尼兹的观点，我们不能把时间和空间当作两个互不关联的“容器”（containers），因为它们并不是诸如此类的“存在物”（existents）。我们只能在事物和事件的关联当中把握时间和空间：它们是事物和事件之间关系的表现方式。在这种背景下，康德把时间和空间看作是心灵的范畴某种程度上则是一种倒退，因为时间和空间已经从事物或者存在本身中转移。与古代认为所有真实的存在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的观念相比，时间和空间变成了各种“现象”。

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哲学必须回到被西方思想中的认识论偏见所一直蒙蔽的存在问题上来。这种偏见既表现在其有关主体“开端”的论述中，也表现在其有关客体“开端”的论述中。因此，笛卡儿的认识论没有探究“我是”中的“是”，而是预先假设了主体的认识论背景。相反，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那些探讨“客体”或者“事物”性质的哲学处于一种相对肤浅的“实体”（ontic）层次，没有深入到“本体”（ontological）的层次。只有通过“初始视域”的时间才能发现存在，这意味着主体和客体都“存在于时间之中”。在谈到主体和客体都预设了“时间中的持存”时，海德格尔指出：

如果仅仅根据时间来设想存在，的确，如果通过把时间考虑进去，存在的各种形式和其派生形式能够通过其各自的变体和派生体而得到理解的话，那么，存在本身（不仅仅是实体，即存在于“时间中”的实体）便以其“现世”（temporal）的特征而变得明显。

在海德格尔作为“无”（nothingness）的“非存在”（non-being）概念中，“无包围着存在”，非存在既不应被看作是空间的“空无”，也不应被理解为“不再存在”的已经消失的过去。后面两种情况所表明的是存在“现在”的局部化。时间并不是起源于空间，同时存在也不是“现在”的继替。使逻辑实证主义极为反感的“完全空无”（nothing nothings）一词表明，时间存在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持续交互关系中。存在存在于取代“现在”和“空间点”观念而即将生成（coming-to-be）的在场当中。这些命题在海德格尔的晚年著作中得到了扩展和发展，在这些著作中，他放弃了《存在与时间》所赋予的时间对于空间的优先性。同时，在场还不能与海德格尔所特别批判过的“时间中的客体”这一习惯性观念相混淆。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未来是在场的拒绝，过去则是对当下（present）的否定，它们把在场置于一种相互关系中，并使之屈从于这种关系。在场取代了极容易与亚里士多德的‘现在’相混淆的当下。”我们不仅必须抵制时间的“空间化”倾向（Bergson），而且还必须抵制这样一种观念：对于时空的计算和测量将给我们提供有关其真实本质的线索。海德格尔说道，我们可以把“存在刻画为在场”。通过这一立场，

时空便不再仅仅意味着时间测量中两个点（now-points）之间的距离，例如，我们心头时常想起的这件事或那件事的发生离现在已经有五十年之久了。时空意味着敞开（openness），意味着将来、过去、现在之间的相互延伸。将来、过去、现在的自我延伸和开放意味着它们本身是前空间性的（prespatial），也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在所有的时间计算（并独立于所有诸如此类的计算）之前提供空位——即空间……与真实时间的时空存在密切关系的是将来、过去、现在之间的相互延伸和彼此开放。

海德格尔认为，时间并不是的“三维”（过去、现在和将来），而是“四维”的，第四个维度表现为“在场”，它把前三维联系在一起或者把它们分开。

G·H·米德（G.H.Mead）的时间哲学——一种人们在使用其“符号互动论”时很少予以充分考虑的一种哲学——尽管存在明显的差别，但也存在某些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根据米德的观点，“在场”是现实的展露，过去仅仅作为记忆存在于“当下”。与海德格尔的著作不同，米德有关时间讨论的一个有趣方面是他主要以反思闵可夫斯基（Minkowski）的时空观作为基础，后者主要是作为一种物理学理论而提出的。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四维”交织的存在与现代物理学中的四维时空也有着极大的相同之处。在分析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方面，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提炼出某些极为相似的特征。在现代物理学看来，四维宇宙是有限而无际的。一名生命不息的宇航员能够确定宇宙的范围、参观每一个星系，但却到达不了它的边界。四维时空很难“想像”或者描绘，因为它很难呈现为视角的形式。但是，地理学家最近有关黎曼（Riemman）、克莱因（Klein）以及其他一些人的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著作或许可以带来某些启示，它们为提出一种远优于传统欧几里得模式的时空关系的拓扑模式提供了线索。根据哈维（Harvey）的观点，今天，在理论地理学家之间已经达成了某些共识，即从过程或者活动——时间是其中的因素之一——的角度来测量“距离”，不存在某种独立的可以用来测量所有活动的单位（metric）。

这是一些与海德格尔的结论同时出现的重要思想，它们表明，时空的测量——给西方文化中的时空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衍生自时空的本质，不能将两者混淆在一起。我们通常认识到的时间和空间的间隔，以及对它们的测量，经常出现在有关时间和空间的哲学讨论中。时空的计算和测量长期被看作是其本质的体现，时间因此被认为是由“瞬间”（instants）所组成，空间则是由“奇点”（points）所组成。既然（以芝诺悖论来说）每一个瞬间都可以进行无穷地细分，那么，通常认为，时间是由“无时距的瞬间”（durationless instants）所组成，空间则是由“无形的奇点”（dimensionless points）所组成。通过提出“鞍状时间”和用间隔来代替瞬间和奇点，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等人则试图避免这些明显悖论的因素。用间隔代替瞬间所带来的问题在于，它太过照搬了其试图取代的对象的预设，认为时间的本质可以见之于其“可测量性”（mensurability）。时间延续线上的每一个间隔都可以被看作是无时距的，“瞬间”概念从而又再一次被引入。要克服这一悖论，我们必须遵循海德格尔的观点，认为间隔并非由瞬间所组成，同时时空也不是由它们所“组成”。相反，不论间隔是以时钟上的小时、音乐节奏中的音符、尺子上的厘米等何种方式作为表现形式，它都是给形式予内容的结构性差异。换言之，此言在于重申时空即“在场”，而不是物体赖以栖身的“无内容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