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从伊瑟林到赫尔德的德国历史哲学

十八世纪德国文化史著作的发端

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德国历史观和那个时期法国的历史理论是极其有趣的相似，这种相似性并不都是相互影响的结果。不过总的来说，德国对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与法国比较起来是抽象的，循规蹈矩的。德国的历史研究，对实际的国家政治缺乏了解，不像英国的历史学和社会哲学，它们对实际的国家政治表现出充分的理解。这不仅是因为英国的政治生活较之德意志各小邦来说更加全面，更加资产阶级化，而且因为英国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撰写者大都亲自参与当时的国家政治，并担任举足轻重的角色。

尽管德国的文化史家也将发展史看成是精神不断进取的结果，但区别就在于，这种精神在德国人那里要比在法国人那里抽象得多。在法国史学家看来，这种精神也无非是人类的理智，而在德国史学家的眼里，却常常是二元性的，脱离人体而独立存在的精神体。

伊萨克·伊瑟林的《人类史》（1764年在巴塞尔出版）则为此提供了最好的例证。按他的观点认为，其杰作即是历史的人类精神是自然的某些特殊情况。有时他依照先行的二元论的观点，将这种精神理解为可以脱离人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实体，而有时又理解为思维能力或“内心感觉”的总和，而且这种人类的精神完全从自身来汲取思想，只有“在它附于某躯体之时（尽管它比躯体无比尊贵），”它才受到体质的影响。在上几章里所提到的一些作者中有人已认识到某一时代的观点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条件和生活需要的影响，而伊瑟林却还将概念看成是纯粹的精神创造。他虽则根据法国人的观点也认为，思想世界也部分地受到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制约，可是这种制约性并不是直接的，它是通过这样的道路实现的：热、冷、空气、营养等对人体发生作用，因而体质和“感官”同时发生了变化——这又反过来影响了“内心感觉”。实质上这是希波格拉底观点的再现，只是没有后者那么明确而已。伊瑟林关于人类概念、世界起源的观点很难用几句话来表达清楚，在他的《人类史》第十九部分的开头却有这么一段很能说明问题的话：“这样，人就受到三重法则的制约：感官使本能与欲念发生温和的运动；想象点燃了感情运动和热情的烈火；理性照亮了意志的冷静判断。”

对于原始民族的政治经济生活，古老的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伊瑟林知之甚少——为此他更加喜欢做抽象的构想。他虽则读了一些人类学的资料，可是他所感兴趣的不是自然民族的生活状况，而是他们的“感觉和情感”。所以他将处于低级文明阶段的人干脆想象为他那个时代的文明人，也就是说，他以十八世纪西欧的一个一般哲学家的“内心感觉”和思想来装备这种原始人，只是扣除了前者文明的风习。伊瑟林完全缺乏弗格森的这一认识：将自然状态的人想象为“扣除了我们伦理道德的”现代人是根本错误的。

另外，伊瑟林不具备他那个时代的英法两国政治学和社会哲学的真正知识，他还囿于《创世记》中关于创世的传说，将人类从半动物的状态进化而来的说法拒之千里之外。在他看来，原始人至少已具有撒摩耶人和巴西印第安人那样的理解力与能力。他径直向读者断言，原始人长期生活在孤立的状态之中。男人和女人起初也是完全分居，只是为了交媾他们才偶尔短暂相聚。尽管有这种孤立状态，最初的人类还是创造出一种语言，这样在他们相聚中相互交谈，而且还可以用这种语言进行思考。只是通过一直是孤立的人的联合才出现了社会。在伊瑟林看来，联合的动机在于人对彼此相处有种甜蜜的“舒适的感情”。首先是男女生活在一起，后来近亲相处一道。这样就先后出现了个别家庭、家族、氏族、部落，最后当调整共同生活成为需要时，便出现了市民社会（国家）。

紧接伊瑟林的《人类史》，便是卡尔·R·豪森的《人类史初探》（1771年在哈勒出版），克里斯托夫·迈因纳的《希腊罗马经济起源、发展和衰落史》（1781—1782年在伦戈出版），以及M·费尔塔尔夫人的五卷本《人和民族的哲学史》（1784—1794年在萨尔茨堡出版），这些书从理论的角度上来看意义不大，所以在这里就不加赘述了。而加特尔、施皮特拉、默塞尔、施勒策尔等人在历史观方面较之伊瑟林却高明得多。在他们身上，伊瑟林唯心主义的精神概念不见了，他们虽则还把历史看成是精神的作品，然而这种精神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理性或理智。而且这种理智的进步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满足人类需要乃是这种进步的原动力；理智的发展并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根据人的自然气质在自然的影响之下进行的。所以说发展方向——尽管不是在所有的细节上——大体上是有因果联系的，并不是偶然的。

揭示因果联系，这是史学，特别是文化史和文明史最重要的任务。约翰·克里斯托夫·加特尔在他的《历史万有文库》（第1章，第85页）中宣称：“一切都相互联系、相互推动、相互印证；一切都被推动、被证明；一切再次去推动、去证明。高贵者卑贱者的事，个别人的事，所有这一切人的事，私人生活的事，这个大千世界的事，甚至是没有理性没有生命造物的事和人的事，所有这一切都相互吞噬，相互联系。”

在他看来，将文明史结构中的各个事件分开来，没有联系地进行研究是错误的。他说：“认真说来，只有一种历史，即民族史。”

在这些人当中最重要的历史头脑应当是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封·施勒策尔。他也像加特尔一样，为历史提出了证明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彻底了解现状的任务。他以他的《通史》（1772年出版）概念说道：“我们要从国家到国家，从民族到民族，从时代到时代，在所有的道路上来追寻东西方人类史这条和那条路线的绵延不断的兴起、昌盛和衰落史的原因和影响，并以这样的意图来考虑最伟大的世界性的事件。”

为此，一个历史的撰写者首先要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和政治生活上。帝王传记、按照年代详细描述朝代的交替、战争、战役等（而这些都符合公元后中世纪的人物的胃口），则是极其次要的。更为重要的是，要重视技术和发明，按施勒策尔的解释，要重视“一切促使人类有长足的进步，或大倒退亦即大衰落的事物”。

人类的历史对他来说首先是发明史。他认为，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就为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伟大的篇章。所以他要求历史学家要特别重视技术上的变革。对“斯巴达人和美塞尼人，罗马人和各个民族的争斗几乎毫未触及，而对火与玻璃的发明详加描述，对天花、烧酒和土豆传到我们大陆做了记载，对我们的衣着由羊毛代替了麻布比对齐、梁、陈这些朝代写得还要多，这样的历史学家则是最好的历史学家。”（《世界历史主要部分摘要与联系》1785年版，第70页）

在施勒策尔看来，精神，更正确地说理智是历史的有效因素。他所说的理智或精神就是后来孔多塞所说的观念，他认为这种理智具有“无限的臻于完善的可能性”。可是理智的发展并不是出于自身，人对生活资料日益增长的需要，生活的困苦常常是促进了发展；在某一方面的进步是按照人天赋的精神气质取得的。又因为整个人类的气质基本上是相同的，各个地区互相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并继续在发生影响，所以人类的发展基本上是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有可能认识到联系。在个别方面又有某些变异，这是各地区土地和气候影响的结果，首先是由土地所提供的食物品种“塑造”着各个民族，使他们有着形形色色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施勒策尔在《世界史》（第62页）中写道：“在各个民族偶然被抛掷到的土地上，长出了这种或那种的菜蔬，这些对享用者的躯体和灵魂都会发生影响。人们在其中呼吸的气候使他们迟钝或灵敏；食物来之太易，就会使人懒惰；在赤道地区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伟大的人物。食物来之太难，那他们也会没有时间进行思考，从而变成身强力壮的野兽。”

施勒策尔知道，气候并不“强迫”人们毫无作为地受其摆布，不光是自然环境对人产生影响，而且人通过其所获取的技术对自然环境也产生影响：人造湖、修筑运河、沟通江河、灌溉沙漠使其变成良田、砍伐森林、疏浚池沼。人们改造自然首先通过以下的方式：将一个地区的动植物移植到另一地区去，这样就使得那个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摄食习惯发生“巨大的革命”。如果大不列颠没有了羊将会是什么样呢？如果德意志没有了水果、没有了园艺品及粮食作物种类又该如何呢？

而所有这一类的进步，只有在“社会”之中以联合起来的力量才能取得。如若人一直处于孤立的状态，那他永远不会跳出动物的圈子。他说：“人类开始之时正是社会形成之日……人之与人’就如同脑与灵魂。”（《世界史》第607页）。语言的发展同理性的发展一样都是社会生活的产物。

所以，在施勒策尔看来，将今天处于最低阶段的民族看成是自然人，将其自然的品质说成是自然的也是不对的。他们不再是纯粹的自然人了，而是或多或少地受到社会的“塑造”。他强调说：“已经没有什么自然人了；所有人都是人工的动物，有的人工成分多一些，有的少些而已；所有人在时间的长河中经过大的或小的社会，通过气候、摄食和思维方式都受到了改造。”

所以人就变成了社会动物，其思想和习俗受到社会的制约。因为“只有极少人的行为才具有人性，能深思熟虑、有头脑；大多数人如同动物一般要学样，也就是说不假思索地模仿……习俗、风尚、榜样、先例诸如此类的事物对于社会的人起着支配的作用，只是没有气候、国君和牧师的影响那么明显而已”（《世界史》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