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两种交流观：对话与撒播

在一些圈子里，对话已经取得了几乎是神圣的地位，它被推崇为人与人相遇的最高境界、博雅教育的实质以及能实现参与性民主的媒介。由于它具有对等互惠性和互动性，与单向的公告式的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相比，对话被认为具有巨大的优势。1956年，精神病医师米尔卢（Joost Meerloo）对电视提出抱怨。后来，这类抱怨就像蝗虫一样萦扰着此后出现的一切新媒介。他说：“人际交流和讨论具有一种互通性（mutuality），它能激发自由。但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却不能产生这种互通性。对话已经成为失落的艺术。”同样，罗温塔尔也将媒介单独挑出来数落：“真正的交流会促使交流双方心灵间的融合（communion），这是一种内心经验的分享。这种真正的交流之所以被非人性化，是因为各种媒介的出现，导致交流成为现代文化的附属品——首先是因为报纸，接着是因为广播和电视。”一直以来，人们都担心权力不负责任以及文化品位降低等问题，这些担心有许多颇有道理，而媒介则一直被当作造成这种担心的替罪羊。如有批评认为，大众媒介会固化社会的“结构性不公正”并使得精神生活华而不实，这是完全公正和非常必要的批评。但是，这样的批评不能忽视：在大众媒介之外也存在着不公；在我们内心深处也塞满了不请自来的华而不实。

而且，我认为抱怨媒介扭曲了对话，是错置了我们的伤感（pathos）。首先，媒介批评有更加重大的任务要完成，如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关注媒介所有权的集中以及人类固有的各种近乎变态的贪欲等。第二，对媒介技术的具体应用在体制上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安排，因此将技术具有的属性和“人们对技术的应用”划上等号是不对的。比如，广播（指对不具备广播能力的受众进行单向的节目撒播）并不是无线电技术的固有属性，而是一个原因复杂的社会后果（见第五章）。现在的广播缺乏对话，主要应归咎于利益的驱动，因为广播公司发现将受众变成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能为其带来更多的利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话也可能是霸道的，而单向撒播却可能是公平的。我在本章要反复对此进行论证。对话常常遭遇扭曲，这不仅仅是一种对对话的滥用，而且是文明具有的一个让人亦喜亦忧的鲜明特征。只有在对话被扭曲后，我们才可能跨越文化、空间和时间，和死去的人、远方的人以及地外生命进行交流。

“对话”——尤其在其指“当面在场的互惠性言语行为”时——为交流设立的标准过高。如果按此标准，我们的很多语言行为都会蒙上污名。在我们的文化中，许多成分并非一定是两两相对，也并非一定是互惠或互动的。对话仅仅是多种交流脚本中的一种。我们悲叹对话已死，呼吁让对话重新焕发活力，这都忽视了非互动的行为以及文化中固有的美好属性。我们和他人在一起的生活常常既是对话，又是仪式行为。在面对面交流时，我们耸肩、嘟哝和呻吟（还有其他符号和手势）。对这些非语言符号而言，“对话”是蹩脚的描述模式。而且，大规模的民主制度需要规范性的、延伸和扩大了的谈话与话语，对这样的谈话和话语来说，“对话”更是一种糟糕的规范性模式。我们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对各种符号的广泛撒播以及适情适景的交流。这种广泛撒播和得体交流的意义在于，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创造出公正的社区，其基础更多依靠的是参与者的想象力、自由度和团结度，而不是依靠在“对话”中双方是否平等地分享了时间。诚然，在人这个“会说话的动物”掌握的工具箱中，“对话”当然是一个宝贵的工具，但是它不能被拔高到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本章并不是要全面介绍当代各种“对话学家”[我生造了“对话学家”（dialogians）这个词，以便和神学家（theologians）押韵]和他们的思想根源。这些“对话学家”包括各种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杜威主义者、哈贝马斯主义者、激进民主派，以及那些偶尔上场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这些人的观点有时相互重叠）。这些人都试图以“对话”为药方治疗我们所遭遇的政治和文化问题。

在本章中，我将勾勒出一条纵深的视域，将其作为各种当代论争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中，我将展现最伟大的“对话支持者”苏格拉底和发出最永恒呼声的“撒播支持者”耶稣基督之间的辩论，以重新发现构成“对话”的各种微妙之物，以及各种“非对话”形式——包括“撒播”——的神赐之福。我在这里给“撒播”正名，并不是要为“政委”和“官僚”辩护——这些人专门发号施令，既不深思熟虑，又不谈判协商。我将超越对对话的盲目颂扬，更加深入地探究什么样的交流形式最适合人类的民主政治和道德生活的问题。

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是西方世界道德生活中的中心人物。他们之间的异同是人们长期争论的话题。他们都善于讽刺和反诘；他们都为自己的信念而献身，他们所信奉的“王国”都不在他们眼前的这个世界（此世）；他们都是导师，但是他们留给我们的教导却没有一个字是他们的原话，而都是经过其弟子的转述。因此，他们的个性具有何种历史真实性，便是让人兴味盎然而又迷惑不解的问题。他们两者都在“爱”这一问题上教导学生，告诫他们要撒播爱的种子，但是效果却有不同。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所表现的“苏格拉底”为考察人类的思辨活动提供了一个视野：“对话”体现爱欲生活。福音书中据说是耶稣讲述的寓言则给我们提供了一幅相反的景象：单向撒播的内容和形式保持不变，并对所有关注此事的人公开进行。这两种传播观念——传受双方紧密配对的“对话”和传受双方松散搭配的单向“撒播”——一直持续到今天。《斐德罗篇》要求的是将“施爱者”与“被爱者”双方联络起来的亲密和互惠流动的爱；而福音书中的“播种者寓言”要求的则是对天下所有的人都同样赐福的、弥散的爱。对苏格拉底来说，哲人与弟子的对话应该是一对一、互动、鲜活、独特和不可复制的对话；在前三部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对第四部福音书，即《约翰福音》我会在稍后讲到）中，圣言（The Word）遍撒人间，而无具体对象，其天命开放而不确定。苏格拉底认为文字是先天难产（delivery，同时有“输送”和“生产”的意思）和后天培养不当带来的后果，他的传播视野偏向传播者。在他看来，交流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呵护并培育种子，而不在于关注接受种子的人对这个过程有何贡献。与此相对照，耶稣提出的则是强调受者的传播模式，因为播种者对种子的“收获”是无法控制的。而我在这里想要论证的是：20世纪，人们对无孔不入的传播现象产生的不安，在苏格拉底关于强调“心灵对接”的交流思想中能够找到丰富的源头；同时，在耶稣关于“任何交流配对都必定存在着一定的松散性”的思想中，则能够找到一种矫正的药方。

在此，我的目的是对比在欧洲思想中形成并发挥着历史影响力的两种交流的基本观念：对话与撒播。我考察的重点不是历史意义上的苏格拉底或耶稣，而是他们去世以后留在其重要门徒（柏拉图和福音书作者）笔下的具体形象。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苏格拉底，也许很大一部分是柏拉图的杜撰；而耶稣在拿撒勒（Nazareth）的布道内容的原创性，一旦置入公元一世纪时初生的犹太教文化背景中，也许会黯然褪色。不过，我关注的重点在他们各自给我们留下的精神和道德影子，而不是他们历史真实性。我将多种关于“交流”的视野融合起来，对它们进行一种重新组织，我的重点与其说是为了阐明柏拉图或福音书，不如说是为了让他们身上具有的“既遥远又熟悉”的特征给我们带来新的教益。只有严肃认真地将传播理论作为一个开放领域并对之思考，我们才能发现这个领域还可能是何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