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战以来“交流”的技术性话语和治疗性话语

20世纪20年代的传播思想有个主要特征，那就是不区分面对面的交流和大众传播。“大众媒介”（mass media）是一个当时新造的字眼，它构成了一道模糊的地平线。在这条地平线上尽管耸立着各种阴影，有“象征工具”（symbolic apparatus，奥格登和里查兹）、“娱乐/干扰”（distraction，海德格尔）、“交流的工具属性”（instrumentalities of communication，杜威）、“广告媒介”（伯奈斯）、“银锁链”（chains of silver，拉斯韦尔）等等，但是将“大众媒介”作为体制性和讨论性活动的独特领域，这一思想那时尚未问世。对communication一词的适用范围当时尚无具体说明。它可以出现在大众教育中，也可以用于一对一的交流。到了30年代，大众传播和人际交流的分野的基础开始奠定，传播（communication）和通信（communications）也开始分道扬镳。1930年代的整个十年，经验主义指向的社会研究传统兴起——这常常和商业活动有关。这些研究的关注重点是新兴大众媒介的内容、受众和效果，特别是对无线电广播的研究。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是这个时期的关键人物。这十年中，大量的社会理论和社会批评源源不断地产生，许多研究关注的是传播及其在大众文化中遭受的扭曲。在这期间，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德国籍犹太人移居美国，他们生产出大量的研究成果；这十年中，宣传分析也盛极一时，其目的是要拨开美国国内广泛弥漫着的干扰认知的烟幕。大众媒介具有何种社会意义？对这一问题的典型态度——认为它提供了相对无害的娱乐，或认为它是塑造社会意识的强大产业——都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除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之外，这十年中产生的与“传播”相关的其他重要研究成果还包括：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狱中札记》、利维斯（Q.D.Leavis）的《小说与读者》（1932）、杜威的《艺术与经验》（1934）、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的《无线电广播》（1936）以及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多部著作。此后学术界和公众对“传播”的兴趣的新爆发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了。

二战后的40年代后期也许是20世纪与communication正面相对的最伟大的时期。这一时期之所以伟大，首先是因为信息论的产生和快速扩散，并因此而激发的兴奋感[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最初实际上叫“通信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信息论肇始于电讯业中的“信息实践”，尤其是发端于20年代的贝尔实验室的电话通信研究以及二战期间的密码研究。香农（Claude Shannon）的《通信的数学理论》（1948）的出版有何意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科学家们从中读到的是它用传统热力学中的热门术语“熵”（entropy）来描述信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从中则看到了它对信号冗余所做的技术界定，从而提供了一个“修正”频率的方法，使一条电话线能同时实现多个通话；此外，它还给美国精神生活提供了一整套词汇，这些词汇很适合当时这个国家在世界军事和政治中刚刚被确认的领袖地位。“通信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显然是一种“信号”（signals）理论，而不是“意义”（significance）理论。然而，随着精神生活的扩展，这些术语的意义也得以扩散——而且是急速地扩散，“信号”和“意义”之间的差别就很少被注意到了。这时，“信息”（information）已经变得实在，通信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则变成了一个既描述信道能力又描述意义的理论。事实上，这个理论之所以令人激动，也许是因为它将在战争、科层治理和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变成了一个科学技术概念。信息再也不是什么未经加工的数据、军事后勤活动或电话号码；它成了一个根本原理，我们凭借它能解读整个宇宙。

信息论（informationa theory）的扩散并非纯净，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它改写了“生命存在的伟大链条”（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在这一链条的最微小层次上，即生命奥秘如何被“编码、储存和传播”的层次上，沃森（J.D.Watson）和克里克（F.H.Crick）发现了双螺旋结构；DNA被看成是遗传的信息密码。神经触突成为交换台，神经成为电话线（这将19世纪的比喻刚好颠倒过来，那时将电报和电话比作人的“神经”）；传递信息的DNA蛋白质获得了“信息体”（informosomes）的昵称。沿着“生命存在的链条”往上走，荷尔蒙和酶被比喻成信使，大脑则是“信息处理器”。在社会领域，我们知道，如果男女双方“更多地交流”，夫妻双方“多就彼此的感情分享信息”，婚姻将更加美满；好的管理人员必须和雇员进行有效的交流（即分享信息）；在国家之间，更好的信息流动有助于和平与谅解。二战后，从生活蓝图到世界政治秩序，交流和信息都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二战后信息的话语向其他领域广泛渗透的另一个例子则是高等教育。有不少大学专业将自己界定为“从事信息的生产、操作和解释工作”。计算机科学、电气工程、统计学、说明文写作、图书馆学、心理语言学、管理科学，以及经济学、新闻学和传播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对自己作如此定义[直到今天，攻读传播学（communication）的人有时还不得不解释，他们学的不是电气工程（electrical engineering）]。这让人感到，如果没有“信息”这个词作为思想连接，近年来在“认知科学”名目下崛起的跨学科交汇趋势恐怕是不可能的。还有人走得更远，他们说，一切探询人类事务的东西，都必须用新的“三位一体”观念来重新自我描绘一番。这三个观念是：信息（information）、通信/传播（communication）和控制（control）。从笛卡儿到卡尔纳普，很多人一直都有着统一所有学科的梦想，而这新的“三位一体”即是这一梦想的最新版本。现在，“信息”成为这类梦想的剌激因素，就像当初几何学、进化论、热力学、统计学和数学物理学一样；这些学科在其黄金时期都曾经试图要统一人类的一切知识。二战后信息论的放射性爆炸余威至今未息，我们仍能感觉到。

这个令人头晕目眩的大杂烩导致的结果之一，便是它催生了将communication视为“信息交换”（information exchange）的观念，这和奥格登与里查兹的“语义交流观”很接近，而其更遥远的渊源，则是有着悠久传统的天使学交流观。天使学交流观认为人类不同心灵之间能瞬间远距离实现接触。更加重要的是，这个将communication视为“信息交换”的观念抹掉了人、机器和动物之间的障碍。世间万物，凡是涉及信息处理，均有资格列于“交流”的队伍之中。“交流”作为一个范畴，其蛮荒无序，可以从一篇文章的开篇明显看出来。这篇文章对众多学者利用信息论进行的跨学科“偷猎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该文的作者是美国福特基金会的物理学家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他在评论香农时，如此说道：

 

这里的通信/传播一词，其意义非常宽泛，包括一个心灵可能影响另一个心灵的任何进程（procedures）。当然，这不仅包括书面语和口语，而且包括音乐、绘画艺术、戏剧、芭蕾——实际上它涵盖了人类的一切行为。在某些方面，将这个词的意义再加以拓宽可能是更加可取的；换句话说，将词义拓宽到包括各种进程，通过这些进程，一种机制（如自动设备追踪飞机并计算其未来可能的位置）能影响另一种机制（如导弹追踪这架飞机）。

 

由上可见，韦弗笔下的communication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范畴，它包括音乐和导弹，言语和伺服系统。在交流的视角这一问题上，韦弗带着我们一路飞奔，从语义学家喜欢的领域（一个心灵影响另一个心灵），穿过语言和艺术，最后进入人类行为的广阔天地（尽管这个旅程有点颠簸）。接着，他将此定义进一步“拓宽”，并把朝鲜战争时期的落伍军事技术也囊括其中。在20世纪50年代，以上这串长长的关于界定“交流/传播”的话语，让许多富有思想的人心领神会，激动不已。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这个定义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呢？我认为，首先是因为，韦弗的这个定义适合那个时代。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种伟大技术——计算机和原子弹不仅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它们还拥有共同的文化空间和象征意义。人们常常借用原子科学的术语来谈论信息：半衰期（像放射性物质一样地衰减）、裂变、分子质量、粒子质量。信息和亚原子物理分享共同的符号表达方式：它们以微量方式呈现，闪动、涌动和脉冲，并常常被当成“精神光子”（mental photon），即一种最小的认知量子。在想到可能出现的末世之灾时，原子弹和“信息”让人们同时也感到一种窃喜，这是现代人（非常习惯新事物剌激的人）在思考自我毁灭时感到的一种兴奋。计算机是人类历史上的最新发明，而核弹爆炸则处在人类历史的最后一刻。

如果更加切实些地表达的话，信息传播（communication）是一个能将自然科学（DNA为其伟大的密码）、人文科学（“语言即是交流”）和社会科学（传播是基本的社会过程，施拉姆如是说）结为一体的观念。“communication就是信息交换”，这一交流观念终于将“交流”从享受特权的人体或灵魂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探索人与外星人、动物和机器结合的场所（第六章）。与机器伺服控制机制（servomechanisms）的速度和准确性相比，普通的互动要跨越虚空，显得脆弱而不足。然而，个体寻求与他人真实的接触——仿佛借此可以获得某种补偿——同时又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二战前，存在主义曾呼唤人与人之间真实地相互袒露。二战后，交流被视为“具有治疗功能的自我表达”，并在文化中急剧扩散，形成燎原之势，这即是对战前存在主义的思想“冷饭”进行的回炉再热。

二战后交流/传播思想快速发展的第二个场所是“治疗性交流观”的兴起。正如奥格登和里查兹所说，“交流”此时作为一种“澄清”手段，成为许多人的梦想，它被认为能在人际交流和国际交流两个层次上都发挥效用。具体地说，联合国的建立，尤其是其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建立，给一些知识分子以无限的希望，他们希望“交流”成为全球启蒙的工具。精神治疗专家沙利文（H.S. Sullivan）1938年造了一个新词“人际的”（interpersonal）。他在UNESCO工作时，带着这样一种想法——既然他能治疗两个人之间或多个人之间的交流障碍，他也就能治疗更大范围内的交流障碍。生物学家赫胥黎（Julian Huxley）在担任UNESCO第一任首脑时的梦想是，利用大众媒介在全球范围内普及世俗的科学人文主义，以代替宗教。这种思潮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则是贝特森（Gregory Beteson），他一方面因信息论在控制论领域带来的前景而感到激动，另一方面则为“交流作为治疗手段”在精神治疗领域的应用而感到喜悦。

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是二战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领军人物。他也许是治疗性交流视野中最杰出的理论家。1951年，他在一篇讲话里指出：“心理治疗的全部任务就是对付交流失败。”在他看来，交流失败是神经病人的宿命，他们与自己和他人的交流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损害。比如，他们在自己的“无意识”（the unconscious）和“自我”（ego）之间遇到了交流障碍。“心理治疗的任务，就是通过在患者与心理医生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帮助患者与其自我进行很好的交流。”随后患者和别人的良好交流自然会接踵而至。他总结说：“可以说，心理治疗就是良好的交流，是人与人之间，人和自己内心之间进行的良好的交流。我们将这句话倒过来，它仍然成立：良好的交流，自如的交流，无论在内心，还是在人与人之间，始终具有治疗效果。”

罗杰斯的观点既承认他者是不可替代的，又重视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交流具有愉快的治疗效果，并将两者糅合在一起。后来，围绕他提出的这种治疗性谈话发展出一个无处不在的文化产业。罗杰斯认为，良好交流具有的一个主要好处是，它给交谈者以勇气摆脱自己过于情绪化的个人观点，转而重申交流另一方的观点。这正是穆勒在《论自由》（1859）中提出的人们在公众讨论中应该支持的原则，也是此后在各种传播研讨会上被反复提出的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罗杰斯建议将这种常常用于小群组（small groups）的方法拓宽用于更大规模的论坛，比如紧张的美苏关系会谈（这当然是冷战思维）。他认为，如果会谈双方都努力理解对方而不是判断对方，就可能取得重大的政治成果。罗杰斯书中的治疗性交流视野，始终散发着一种救世主的目光，这种视野使灵魂、夫妻关系、群体关系和国家关系都得到安抚而心静神宁。他的忠告是：既然“悲剧性和几乎致命的交流失败总是威胁着现代世界的存在”，那么将交流用于治疗就值得一试。

如前所述，世人对信息论的评价，往往是希望中带着隐忧。同样，人们对交流在全球范围内的教育和治疗作用，在寄予很大的希望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种隐约可见的危险感。这种危险为何？罗杰斯脑子里想着的是“几乎致命的交流失败”。二战后传播理论——至少是在社会科学范式下的传播理论——的形成受到了冷战的决定性影响。到20世纪50年代，“孤独的个体”（交流不可能）和“受操纵的大众”（交流太强大）这两个幽灵，在传播学文本中又卷土重来，逼视和对抗着二战后的繁荣局面，以及这一繁荣局面的主要代表——电视。正如20世纪20年代一样，这两个幽灵出现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害怕传播走到坏的方面，怕它或孤立个人或迷惑大众。奥威尔小说《1984》中无处不在的电视屏幕和“老大哥”（big brother）形象常常为大众媒介的批评者所引用。类似的担忧还见诸于以下的著作：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米尔斯的《权力精英》（1956）、安德斯的《人的过时性》（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1956）、霍加特的《读写能力的用处》（1957）、阿伦特的《人的境况》（1958）、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58）、威廉姆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等等。20世纪50年代美国智识生活中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意象，至少在某种层次上是一种被误导的偏执心理，这种心理认为那个可怕的“大众社会”确实会在我的真实生活中出现；人们很可能会因看电视而被“铁幕”另一边苏联红魔蛊惑从而成为苏联人的秘密弟兄，而铁幕背后的红魔通向自由的生命线只能依靠一家关键的电台，即“美国之音”（该台象征着“交流/传播”如孪生子般的善与恶）。虽然“大众社会理论”可能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清晰准确的描述（现在回头去看，这个提法似乎同时是其毁誉双方的共同发明），然而不难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在思考媒介化世界里的许多人的状况时，确实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观点：所谓“民主的公众（public）”可能只是“乌合之众”（crowd）；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窒息了公共参与，以及大众社会理论指出的5个“A”现象，即异化（alienation）、失范（anomie）、匿名（annonimity）、冷漠（apathy）和原子化（atomization）。

原子弹塑造了传播理论中的信息意象；同样，原子弹也使人明显感到，信息的潜在力量也可能步入歧途。1947年，芝加哥社会学家刘易斯·沃斯（Louis Wirth）在他就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时发表讲话指出，通过大众媒介制造全球共识的努力未必能确保成功。他说：“人类的交流手段固然在走向完美，但与此同时，科学也使空前大规模屠杀的手段逐渐完善。但是，大众传播工具也好，原子能也好，发明这些工具的人并没有规定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对信息论也好，对全世界范围的交流治疗梦想也好，原子弹都起到了刺激的作用，使人们因为能获得新能源而激动，同时又因为人类可能遭遇毁灭而焦虑。

然而，塑造传播理论的不仅仅是原子弹，正如克米尔（Kenneth Cmiel）所言，对民主制度可能遭到背弃的恐惧和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道德谜团，主宰着20世纪40年代人们对传播的思考。社会上的愤世嫉俗情绪和邪恶是当时一些著名社会学家——包括默顿、阿伦特和列维纳斯等——必须首先面对的两个问题。结果，他们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交流视野，作为他们各自对这两个棘手问题的某种回答。默顿认为，交流是建设国家共同体的工具；阿伦特认为，交流是发现真理的手段，后来又认为它是催生新的政治秩序的手段；列维纳斯则认为，交流是对他者特性的道德义务。由这三位理论家——现代的、反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形成的三重交叉，对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默顿将交流看成是涂尔干式的社会黏合剂；阿伦特认为，它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联合的政治潜力；列维纳斯则认为，它是对他人自主权的尊重，这一尊重使工具意义上的交流几乎不可能。

综上所述，二战后“communication”观念发酵的岁月里，两种话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是信息论的技术话语，一是作为“治疗与疾病”的治疗性话语。这两种话语都深深根植于美国文化史之中。从技术角度考察交流/传播的“技术人员”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从库利到阿尔·戈尔，从富勒到托夫勒，他们的身份多样，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人类交流的不完美性可以借助技术的改善而得到改善。他们想用机械或电子手段来模仿天使。AT&T几年前夸下海口说：“四海一家是我们的目标，远程通信是我们的手段。”这句话非常简练地点明了交流的技术性视野。

另一方面，交流的治疗性视野虽产生于人文主义和存在主义心理学的框架内，但其根茎和枝蔓却伸展到很远的地方。在19世纪，是它对加尔文教派发起了攻击，随后它转变成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自我实现”的治疗，最后又转变为一种“自我”的文化，流行于美国资产阶级生活中。交流的“技术”和“治疗”两种视野都宣称，人类在相互接触中面临的障碍和麻烦都可以消除，消除的办法或是更好的媒介技术，或是更好的交流技巧。因此，这两种交流视角都是信奉“灵魂融合”的天使交流梦想的后继者。

本书的中心思想比较严峻，其中提出的交流的问题，就本质而言都是我们难以驾驭的。Communication一词，无论其含义是什么，它都不是一个改善通信线路或更加袒露心扉的问题，而是涉及人的生存境遇的一个结扣（kink）。在这一点上，威廉·詹姆斯是对的。他认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像天使那样交流，这是一个悲惨的事实，但又是幸运的事实。比较健全的交流视野，是认为“尽管交流中不能够实现接触，但它仍然是值得庆幸的”。我再次重申，我认为，交流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渴望搜寻灵魂伴侣的孤魂野鬼，而是意味着我们有新的办法彼此联系，能共同开辟新的天地。我想强调的是，交流的梦想多亏了鬼魂（ghosts）和神奇的爱欲（eros）。我对此这样强调是想要借之矫正一个已经毫无新意但很多人却仍对之津津乐道的观点——认为交流手段的扩展会必然引起人类思想的扩展。

主张交流有治疗功能的人没有看到“自我”（self）对“自我本身”（itself）所表现出来的古怪之处，也没有看到符号所具有的公共性质。他们将“自我”想象成私人经验性财产的所有者，将语言想象成为其传递讯息的信使。他们开出的药方常常和要治的疾病一样糟糕。正如西奥多·阿多诺所云，“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不加区分地广泛存在，而想要打破这种疏远的渴望也同样不加区分地广泛存在。”主张“交流是信息”的技术论者却忽视了人的有限性。他们不知道，任何用来修补那受损的交流的新手段（义肢）都不完全合适，而且还会伤害原来的残体。正如卡夫卡在他作品的篇前题词中所指出的，那些想通过发明新的媒介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幽灵成分的人，最终只会落得这样的结果——他们为幽灵创造了更加富饶的繁殖场。

一切试图实现交流的努力都蕴含着怪诞。如果我们对这种怪诞抱着乐观情绪，我们的思想和生活就会有一条清醒得多的出路。交流的治疗话语和技术话语赋予“交流”的成就——理解、合作、共享、爱——的的确确是人类的财富；确实，信息交换必不可少，自有其位置。然而，这些交流成就（the communicative goods）既不会轻易获得，也没有现成可套用的公式；它们的获得很大程度上要看运气、人的个性以及天时和地利。

如果从“找到方法与他人更有意义地共度时光”这一更深的意义上理解交流，那么它更像是一个信仰和风险的问题，而不是技术和方法的问题。如果从“彼此调整到共同的频率”的浅层意义上说，交流这一观念其实最终无助于解决那些最令我们头痛的困惑。它将“知晓（他人）”作为我们和他人打交道时的主导思想。它将负担压在丈夫和妻子上，压在外交官和其同僚身上，要求他们主动提起话筒拨通电话；然而一旦各方用相同的语言晤面之后，这种交流的冒险非但没有结束，反而刚刚开始。一切硬件设施在交流的梦想面前都戛然而止，无能为力。仅仅发出清楚的讯息未必有助于建立更好的关系；我们相互了解得越来越多，同时却对对方喜欢得越来越少。由于仅仅用“信号传输”这个比方来诠释“符号”（signs）是远远不够的，这时“交流”则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让人以为通过它便能轻而易举地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难以驾驭的问题：语言、无限性和多样性等等。但是，为什么别人不像我这样使用语词？为什么他们不像我这样看待世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是仅通过调节讯息的发射和接收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对我们的“集体存在”（collective being）进行总体上的重装调配，这是一个在世上如何为彼此留下生存空间的问题。总之，无论“交流”是何意义，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政治和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就这个问题，我在第三章将与黑格尔和马克思进行一番争论。我建议我们放弃“交流”的梦想。我并不是说我们梦想和别人联系是不好的，而是认为，与他人建立联系是件艰辛的工作，而正是这一梦想本身，妨碍了这一工作的进行。本书敦促我们飞出维特根斯坦的苍蝇瓶。“交流”的梦想误导着我们，使我们偏离了共同去建立世界的任务，这样的情况真是太多了。它试图不切实际地将我们带入一个没有政治而能结为一体、没有语言而能互相理解、没有躯体而能有灵魂的世界。但是，这些企图反而使政治、语言和躯体又重新出现，成为我们交流的障碍而不是福祉。

实际上，我们互相接触最美妙的境界是自由的撒播（dissemination）而不是痛苦的融合共享（communion）。我们彼此之间进行“交流”的尝试终会归于徒劳，但这并不值得扼腕叹息，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境地。我们对交流这一观念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要求它严肃执著，要求它能像招魂术一样，要求它做到精确和一致等等。我们对交流的这些要求是如何被提出来的？本书所回顾的就是这一段悠久的历史。我们应该将其从这些要求中解放出来。在人际交流中，固执地希望交流双方达到互相模仿的境界，可能会走向霸道。在这一点上，爱默生和詹姆斯说到了点子上。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承认，与我们分享这个世界的一切生灵都具有美妙的他者特性，而不必悲叹我们无力去发掘它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认识这些生灵的他者特性，而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和形象去改造它们。正如阿多诺所说，尽管人们之间存在着让人羞愧的分歧，但唯一能超越这些分歧的就是从这种分歧中获得快乐，这才是交流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