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重新上班后的三周里，一切似乎真的不再那么痛苦难受了。周末时，他呆在家里看看书，听听音乐。几乎不吃什么东西。在周五或周六的晚上，他只是打打盹，而没有想要一觉睡到天亮。不过到星期天的晚上，他会尽量按正常时间上床。工作日期间，他像以往那样八点钟起床。闹钟的声音太过刺耳；他用来叫醒自己的是一台调到调频WOR音乐台[3]的定时收音机，播放的永远是热门乐曲榜前四十名曲子的排名升降。接着做早晨该做的事情，但往往不包括早餐。遛遛狗，回来之后，简单清理一下。家里收拾得井然有序；所有的东西看上去既不是太潮湿，也不是太干燥；室内的空隙既不太大，也不太小，走动起来很方便。然后到达办公室。他那位板着面孔、毛孔很粗的上司迈克尔·C. 杜瓦拿着一沓信件走了过来，这是需要迪迪处理的瓦特金斯公司与《科学仪器评论》杂志社之间的往来信件。杜瓦说话时为什么要向左歪着脑袋？他为什么露出了笑容？为什么让那些唾沫堆在嘴角？迪迪强压住恶心之感，手指抚摸着桌子上磨损的铝边，迫切地盯着饮水机。他那位呆头呆脑的秘书正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偷偷地拉扯着长筒袜。迪迪不介意处理文件。不过，他一贯喜欢洁净，所以讨厌更换打字机的色带。而在制作新版面时，如果用墨汁描绘的细线突然变粗或形成墨团，他会沮丧得几乎要哭出来。迪迪一度为自己的讲究而自豪，觉得讲究洁净是举手之劳。但最近以来，他怀疑那一切全是装模作样。鄙视自己的穷讲究和神经过敏。“鄙视自己的人将自己视为自鄙者。”“可鄙的迪迪”。不过他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不要发笑。
而且还是“文弱的迪迪”。小时候，迪迪对自己的身体比较自信。起码他记得是这样。当时，保罗将放学后的时间全部用来练钢琴，对于刚刚发育时那种难以启齿的痛苦，他比迪迪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他羡慕仅仅大他一岁的哥哥，羡慕哥哥肌肉十分发达的胳膊和厚实宽阔的胸膛。保罗一向不喜欢体育，而“音乐盲迪迪”上中学时就热衷于体育运动，并且小有名气。由于体育方面的特长，迪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弟弟表现出一种保护性的姿态——尽管他暗地里很佩服保罗的独立性格，他知道，这种性格远比单纯的体力更有力量。不过，迪迪还是很健壮。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对于身体的自信是什么时候开始消退的呢？是与琼在一起的那不快的最后几年吗？但女人们都喜欢他，一直都喜欢。她们的判断说明了一定的问题。可迪迪不想自欺欺人。他每天的活动只限于从出租车到办公室的转椅再到餐馆的椅子到剧院或音乐厅的座位然后到客厅的沙发最后到床上，唯一的运动就是遛狗，所以，他的身体不可能永远肌肉发达，充满活力。真相总会显露。因为总会感觉到的。而且不管别人能否看出来，他自己也的确感到不如以前那么壮实了。他那头开始花白的头发总是剪得很短，下面的瘦脑袋似乎不堪一击。那十根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的细手指和两条瘦腿也一样。
直到最后，迪迪的外表开始对这种了无生气、一成不变的生活做出了证明。随之而来的是无法抵御的眩晕，这种眩晕在九月份的煎熬中达到顶点，终而引发九月三十日的决定，接着是住院，然后是足不出户，独自一人度过诚惶诚恐的四天。他（现在）真的是骨瘦如柴了。带在身上的钥匙、钱包、香烟、硬币、小刀、袖珍手电筒以及优等生徽章都变得沉甸甸的。他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而一旦睡着，也总是梦魇不断，直到筋疲力尽地醒来。另外他吃得也很少。瘦下去的肉是心灵的脂肪，很难再长回来。迪迪得去一趟裁缝店了，因为他（现在）发现自己的衣服与冒着虚汗的皮肤之间空荡荡的。他意识到自己从脖子到脚踝已经衣带渐宽，除非是走动时口袋里的东西撞上肋骨和大腿，他不能永远有这种感觉吧？但是有什么东西在膨胀，有一堵墙在越变越宽。
公司在位于州北的总厂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会议。来自国外的竞争愈演愈烈，使纽约办事处忧心忡忡。老字号公司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要从研发、生产、广告和销售等部门集思广益。迪迪是广告部的副主任，被邀请全程参加会议。杜瓦可能会在星期三来参加，也可能不会。
迪迪觉得这是一桩荣幸的差事。而且带有度假的意味。十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星期六——的晚上，迪迪收拾好行李，然后上了床，这一觉睡得比往常要好，其间做了一个梦。保罗和他藏在树林里捡木柴，把它们码成堆；突然，不知是脚下绊了一下还是被人推了一把，他掉进一个洞里。接着呢？一阵愚蠢的难过。保罗在大喊：“我帮不上你！”迪迪一边往下坠落，一边暗暗想着：真见鬼，我居然这么弱不禁风。保罗将脑袋探到洞口，对着下面大叫：“迪迪！迪迪！”他吓坏了，哭了起来。迪迪既不能安慰保罗，也无法救出自己。琼在洞底等着他。她回来了吗？不过那一部分梦境模糊了。
迪迪醒得很晚。把不情不愿的狗牵到地下室，交给管理员十美元，请他帮忙照看一个星期。管理员的小公寓的地上铺满绿色的油毡。冉的表现与带它去看病时一样，一边呜呜叫着，一边在油毡上拖着爪子。迪迪连哄带吓地把它拉进厨房。管理员的孩子们马上就想跟它玩耍，而做父亲的则顿时显出想反悔的神色。“没事儿的，托里斯先生，”迪迪对他说，“我一走它就安静了。”如果迪迪能像自己假装的那么自信就好了。冉的哀号让他胃里一阵翻涌。
随后他乘出租车到了火车站，登上星期天下午的“私掠船”号列车，进入倒数第三节车厢。这是一列崭新而豪华的特快专车，每节车厢都按照欧洲风格被隔成数间可容纳六人的包厢。通过复古而实现了创新。
正点发车。我们离开城里，朝西北方向驶去。迪迪占据靠窗的位置，在硬邦邦的座椅上尽量让自己的瘦屁股坐得舒服一些。在头一个小时里，迪迪翻阅着在火车站买来的厚厚一沓《时报》。没必要东张西望。再说，他经常走这条线，当我们从市郊疾驰而过时，对车窗外的有限景象他早就了如指掌。如果每一座工厂都有一尊烟囱，如果所有的屋舍都是未加装饰的青砖瓦房，如果发电厂就是发电厂，而监狱总是关押犯人的地方——那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要寻找差异，关注细节，那是第一次看的人的所为。在以往的行程中，迪迪总是能随遇而安，因而常常能透过车窗观看外面的房屋——对那些房屋，他可以像做白日梦一般接受或者拒绝，尽管他从没有在里面居住过。但这一次，迪迪拒绝了车窗所提供的经过安排的景色。
下面该干什么呢？所有应当考虑的问题都已经打印在标准规格的黄色纸张上，并用夹子夹好，此刻正放在头顶行李架上的公文包里。其他的就没法去想了。迪迪把报纸挡在面前，庆幸能用这堵墙将自己与同行的旅客隔开。包厢是一处公共场所，对所有的人开放。不过也有某种亲密的氛围。最多六个人被关在一起，暂时与外面的所有人隔绝。旅途中的小隔间。不由自主地共处一室，倒是增加了秩序的力量。
迪迪（现在）感到无聊了。报纸已经看完。肚子也饿了。只要坐火车，迪迪就会产生饥饿感。坐立不安。乘务员来查票了。谁的票呢？我们的票。特快列车从许多千篇一律的车站疾速驶过，中途没有停车，而迪迪与任意几位旅客关在一起。不过，作为生命的同路人，迪迪尽管心灰意冷，却又本性难移地抱着希望，所以，他要努力找出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他抬起目光，缓缓地、随意地朝包厢里的人看去——目不转睛地打量未免显得失礼。
对面的靠窗位置上坐的是一个女人，她穿着褪了色的羊毛套装，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一双小眼睛很锐利，她的脚边有两只鼓鼓囊囊的购物袋。袋子里也许装着食品。可这趟旅程并不是太长。是带给吵闹而又淡漠的孙子们的礼物吧？迪迪猜想，不管包里装的是什么，她准是一个喜欢费力却总是难得讨好的女人。
她正满脸迫切地对坐在她右边的姑娘悄悄说着什么，那姑娘长相十分清秀，看上去似乎在听，但是好像有什么东西——也许是脸上的那副大墨镜——使她可以不用答话。那镜片颜色很深，黑中泛绿，完全遮住了姑娘的眼睛，迪迪不禁想到，不知道她戴着墨镜能否看得清楚。你碰到一堵墙了！
在那姑娘的另一边，也就是迪迪对面的外侧座位上，是一位大腹便便的牧师；火车刚一开动，他就把那张胖脸埋进自己的祈祷书里，一边读，下嘴唇一边有节奏地颤动。祈祷书不像报纸一样看完就完，而是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是什么机制啊！“好人迪迪”有没有可能成为牧师，总是阅读某种一成不变却值得阅读的东西呢？这样的好事也许不适合他。对“好好先生”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
紧挨着迪迪的左边，坐着一个穿着粗花呢西服的男人，他面色红润，身材魁梧，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身上有股廉价护肤液或古龙水的气味。他与迪迪年龄相仿。火车刚一开动，他就把一本大杂志摊开在膝头上，但是并没有拿起来看，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轻轻地朝里面吐了一口痰，然后一直坐在那儿，闷声不响地看着手帕。即使在火车转弯，车身侧斜时，杂志也没有从他膝上掉下来。
最先开口说话的是花白头发的女人，问大家是否介意她打开车窗。天气不错。很暖和。“好人迪迪”帮她开了车窗，弄脏了自己的手指。“不要把头伸出窗外。”我们由此谈论起来：自从换了新车之后，这条线路的服务也随之改善，旅行条件也好多了，六个人一个包厢，而不是一对对、一排排地坐在共用的车厢里。穿粗花呢西服的男人说，虽然早就有关于这条铁路其实已经破产的传闻，但他听说铁路公司正在摆脱困境。迪迪觉得自己的大脑开始迷糊起来，口里像生了锈一般。对于热爱真相的人来说，谈话永远是个陷阱，对吧？但常识告诉他别心烦，不要把这种随口的闲聊太当真。这是一条硬规则。谁会在乎铁路公司的现状，以及它的改革或经济情况呢？这里有谁会真的关心吗？哦，不过对人还是要有怜悯之心，这都是些舌根很软的可怜虫，他们本该去亲吻花朵，却发现口里跳出了毒菌。虽然不满于那家伙说话神经兮兮的样子，但迪迪有怜悯之心。他口里也跳出了毒菌。迪迪说，既然火车（现在）都能正点了，清-洁-就-应-该-做-得-更-勤-些。他朝污迹斑斑的玻璃窗、落满灰尘的行李架以及地上被踩烂的烟头做了个鬼脸。花白头发的女人从自己的一只购物袋里找出一张餐巾纸——这么说，的确是食品袋了——交给迪迪擦手。迪迪觉着那女人看起来很久没有洗浴。也许根本就不脏，但是蒙上了岁月的尘埃。
穿粗花呢西服的男人将手帕塞回口袋，清了清喉咙，拿起杂志。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封面了。《集邮年鉴》。
“我猜是位收藏家。”我们没有看到牧师抬起头。他的嘴巴动了动，传出温和的声音，但嘴巴周围仍然毫无表情。这是一张精神分析师在接受初期训练时的面孔。蒙着面纱，表情木然，基本上不动声色。
“没错，我是。而且也做这一行的生意。”穿粗花呢西服的男人似乎又要咳嗽或者吐痰。
“你见过这套邮票吗？”牧师问，“我想是珍稀品。”牧师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把镊子，又从外衣内侧的另一个黑色口袋里掏出一只钱包状的盒子，把它打开，用拇指和食指掀起里面的盖层，然后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取出一沓蓝色邮票。
原来牧师和穿粗花呢西服的男人都是集邮爱好者，喜欢收藏印有国家、国王、建筑、树木或人像的珍贵小纸片；两人都拿出各自最近所得的邮品比较起来。隔着镊子一般短的距离，分享着志趣相投的快乐。迪迪如果想说话，剩下的对象就只有花白头发的女人以及与她同行的漂亮姑娘；那姑娘一直没有开口，迪迪更希望与她交谈。老太太倒是很主动。她解释说，她所陪同的姑娘是她的侄女，要去北部一家著名的医疗中心做眼科手术。这姑娘是双目失明吗？迪迪心里想着。这么问似乎很无礼。老太太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侄女即将接受的手术，得花多少钱，有多大的风险，成功率是多少等等。她一遍又一遍地使用“角膜”、“眼科”、“脉络膜”之类的字眼，但总是发音不准。迪迪烦躁起来。当别人表述不准或词不达意时，他就会烦躁不安。
“对吧，海丝特？医生是这么说的吧？”
直到现在，那姑娘对一切都不置可否。也许是觉得难堪，也许是很生气。也许是对婶婶的喋喋不休早已司空见惯？那位婶婶一边唠叨，一边不停地抚摸着姑娘的脸颊、肩膀和胳膊，一副财产拥有者的愚蠢模样。迪迪恨不得把老太太的双手捆起来。可他又不愿意让她住口，不愿意截断这信息之流。自从一个月前发生的事件以来，对那些喜欢反复诉说自己的疾病和手术的人，他比过去多了几分耐心。不，还不仅如此。他听任某种自己尚未意识到的更为大胆的欲望所驱使，在老太太的话语之河中漂流。他一边与那位婶婶交谈，一边把目光停留在盲姑娘的身上。眼睛失明的人看不到迪迪，看不到他因为自杀未遂以及吃医院里的配餐而变得憔悴不堪。但这姑娘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开口讲话；而迪迪觉得她讲起话来肯定不会像她婶婶，而是会干净利落。迪迪也想抚摸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