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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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贵霜的起源和建国

中国史籍所见“贵霜”,也就是中亚和西北印度次大陆钱币铭文上所见的Kusana。贵霜王朝的前身应该是役属月氏的大夏(即巴克特里亚)小长之一——贵霜翕侯。有学者如余太山认为,后者可以追朔到塞人部落之一的Gasiani。丘就却是贵霜帝国的开创者,其建国伟业也被记录在汉文史料里,比如《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汉书》和《后汉书》的史料来源,主要是汉朝官方经营西域时的官方报告,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当汉朝势力强大时,内地对西域的情况了解更多,记录也更详细。当汉朝势力退却时,因为交通隔绝等各种因素,内地就得不到相关的信息,记录也会空缺。因此,虽然迦腻色伽文治武功达到鼎盛,但汉文官修史书中并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这不是说他的影响力不够,相反的,很多证据显示,其实在迦腻色伽时期,他对塔里木盆地诸国有很多干涉。

根据汉文史料的记载,贵霜帝国的建立和大月氏西迁有前后因果关系。汉文文献比如《逸周书》《穆天子传》《管子》等都提到过月氏,但是叫法不同,有禺氏、禺知、月支等,这说明中国很早就知道月氏的情况。先秦时,月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草原南端。公元前3世纪,则居于敦煌、祁连间。秦朝时,月氏强盛,从河套地区到阿尔金山,都在月氏的影响之下。匈奴此时还比较弱小,处在西边月氏和东边东胡夹击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匈奴一度向月氏输诚,将王子送到月氏当人质,后来著名的冒顿单于就曾经在月氏当过人质。匈奴强大起来后,尤其是在冒顿单于统治时期,向东打败了东胡,然后在公元前201年,向月氏发动战争。公元前177年或前176年左右,匈奴通过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打败了月氏,“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在这场战争中,月氏王也被杀,首级被单于用作酒器。被打败后的月氏大部分向西迁徙,沿着天山北麓进入原来塞人居住的伊犁河和楚河流域,塞人战败向南迁徙。公元前130年左右,乌孙和匈奴联军再次大败月氏。大月氏族人无法在原来的塞地立足,只好再次迁徙到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汉文史料还记载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

这里水草丰美,大月氏得到繁衍生息,虽然控弦一二十万,但也不想再复仇了。汉武帝派遣张骞到达大月氏,约在公元前128年,但是大月氏拒绝了张骞一起合击匈奴的建议。此时,大月氏的对手主要是南边的大夏(希腊-巴克特里亚)。《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张骞到达的时候,大月氏并没有渡过阿姆河,而是“都妫水北为王庭”,让南岸的大夏作为附属国。张骞离开后不久,大约在公元前100年左右,大月氏渡河灭掉了大夏的诸希腊小国,将都城迁到了原大夏都城蓝氏城或者监氏城(或即巴克特拉)。所以《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月氏国,居蓝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东去长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余万人。”

关于大夏的族属,主要有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认为它是希腊-巴克特里亚,一派意见认为是塞种。第二种意见认为,塞人遭月氏驱赶,侵入巴克特里亚,建立大夏。大夏又被尾随而至的月氏所灭。但很明显,贵霜深受希腊化文明的影响,阿富汗阿伊-哈努姆留下了丰富的希腊文明遗物,令人对此有更清晰的认识。很有可能,大月氏征服的大夏就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王国,而塞人部落只是过客,他们一路推进到阿富汗西南部,再向东发展,建立过一些小的王国。而大批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则往南进入印度北部,跟这里的希腊人组成了印度-希腊王国,一直到公元前1世纪,仍然存在。大月氏进入巴克特里亚之后,应该就被当地的文明所打动,甚至不愿意再回到故土向匈奴复仇。

月氏征服大夏之后,根据汉文记载,“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翕侯”。又过了百余年,贵霜翕侯丘就却攻灭其他四部翕候,初步建立贵霜政权。翕侯是中亚政权的一种传统头衔,乌孙和康居也使用这一头衔,比如见诸汉文史书的乌孙布就翕侯。其原意是“首领”,在很多语境中是次于王的诸侯,突厥后来的头衔“叶护”也与其有关。

对于汉文史书中的“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翕侯”,史学家们的解读形成完全相反的意见。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月氏将自己的部族分为五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贵霜翕侯丘就却也就是月氏人,其建立的贵霜帝国也就是月氏人建立的帝国。这种观点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不过近来这种观点越来越受到挑战,尤其是余太山力倡贵霜王朝为大夏人所建——不过他认为大夏是塞种建立的,不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的后裔。塞人是古代生活在伊犁河流域、伊塞克湖沿岸以及中亚细亚广大地区的游牧民族总称。中国文献称其为“塞种”,而在西方文献中,“塞人”通常被称为Saka,希腊人称其为“斯基泰”(Scytihans)。

对上述汉文史料的另一种解读,是月氏将被其征服的大夏分为五部,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结束了以前小国林立的局面,分部统治。这种观点或许更接近事实。根据五部翕侯的地理分布也可以看出端倪。五部翕侯基本上都分布在东部的贫瘠山区。比如纳拉因认为它们分布于以阿姆河中游为中心的南北两侧的主要支流谷地之中;余太山认为五翕侯治地均在吐火罗斯坦东部山区。如果月氏是自分五部的话,这样的地理分布很难得到解释。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月氏王亲统巴克特里亚肥沃的核心地区,而将原来的大夏贵族分成五部,分而治之。如果是这样的话,贵霜翕侯就是大夏人无疑。也就是说,丘就却建立的贵霜帝国,其王族是大夏人后裔。至于大夏人是塞种,还是希腊-巴克特里亚贵族后裔,或是混血的族群,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上述观点成立,贵霜帝国的建立,某种意义上是大夏贵族的复国,也就必然会沿袭大夏的宗教、文化、政治传统。

汉文史料记载丘就却建立贵霜的过程较为详细,但也留下了很多空白。根据《魏略•西戎传》记载,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这一事件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或许能说明,在公元前后,大月氏作为一个政权仍然存在。也就是说,贵霜等五部翕侯之外,仍然存在一个类似中央政府的大月氏王。但此时大月氏王是否已经大权旁落,不得而知。根据史料记载,在半个世纪之后,贵霜灭掉其他翕侯,成为统一的帝国,之前的大月氏政权很可能已经覆灭了。根据汉文史料记载“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可以推断,贵霜的王室和大月氏的王室应该不是同一群人。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月氏分大夏为五部之后百余年,约1世纪中期,贵霜翕侯丘就却崛起,攻灭其他四部,“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Kabul,即喀布尔)地,又灭濮达(Pushkalavati)、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在丘就却的扩张中,犍陀罗也被收入贵霜统治之下。阎膏珍攻灭天竺,在各种文献中都有反映。比如《后汉书•天竺国传》记载:“身毒(印度)有别城数百,国置王。……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印度人迦罗那(Kalhana)写于12世纪的《诸王流派》也有类似的记载。

亚历山大在公元前4世纪征服巴克特里亚之后,用希腊字母拼写的希腊语成为当地的官方语言,后来出现用希腊字母拼写的巴克特里亚语(大夏语,Bactrian)。迦腻色伽一世时,希腊语从钱币上消失,被巴克特里亚语取代。在贵霜早期,希腊文化仍然繁荣,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93年发现的罗巴塔克碑铭,给出了清晰的早期贵霜王表:


Kujula Kadphises(库就拉•卡德菲塞斯,汉文“丘就却”,约30—80年)

Vima Takto(威玛•塔克图,汉文“阎膏珍”,约80—90年)

Vima Kadphises(威玛•卡德菲塞斯,约90—127年)

Kanishka I(迦腻色伽,约127—150年)


在这一珍贵铭文发现之前,研究者对贵霜早期历史的理解充满误解。比如认为贵霜存在两个王朝,第一个是卡德菲塞斯王朝,而迦腻色伽是阎膏珍时期的印度总督,后来造反建立了迦腻色伽王朝。但是根据罗巴塔克碑铭,贵霜王系都是父死子继,王系没有断绝的问题。丘就却之后继任者是威玛•塔克图,根据汉文史料记载,他就是阎膏珍。阎膏珍继承丘就却的扩张事业,入侵印度,扫清当地的割据政权,奠定了贵霜帝国的基本版图。

阎膏珍,在罗巴塔克碑铭发现之前,是一位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无名君主,甚至他是否真的存在过,学者们都持怀疑态度。之前学者们往往把威玛•卡德菲塞斯(也就是卡德菲塞斯二世,丘就却是卡德菲塞斯一世)当作汉文史料中的阎膏珍。但是钱币铭文等资料都显示,在两位卡德菲塞斯之间,存在一个“无名王”。这位无名王经常以“伟大救世主”(Soter Megas)的头衔出现。甚至有学者认为他是一位篡位者,后来又被卡德菲塞斯王室将王位夺回。也有学者认为,这位“伟大救世主”就是阎膏珍。《后汉书》明确记载继承丘就却王位的是其子阎膏珍,而《后汉书》史料来自于汉朝经营西域的官方报告,当时贵霜和汉朝关系密切,不可能出现弄错王室世系的错误。而且阎膏珍确实带有“伟大救世主”的头衔,这个头衔显示贵霜君主的内涵依然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救世主”是希腊君主有功业者上的尊号。这一头衔对佛教王权观念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佛教转轮王的神权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吸纳了这样一个头衔。

阎膏珍的“伟大救世主”头衔,说明他是建有功业的君主。据汉文史料,他入侵印度,设置副王进行统治。《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说:“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后汉书•西域传》“天竺”条又记载:“身毒有别城数百,国置王。……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除了向南的征服,阎膏珍还向北征服了花剌子模、大宛等国,将它们纳入帝国版图。90年,东汉和帝在位时,很可能就是在阎膏珍统治之下,贵霜帝国对塔里木盆地进行了一次军事远征,但在班超的抵抗下遭到了挫败。

图3-1 无名王Soter Megas钱币

根据《后汉书•班超传》和《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章帝元和元年(84),班超攻疏勒王忠,康居派兵援助,班超陷入苦战。因为康居和贵霜有姻亲关系,班超派遣使者以大量锦帛贿赂贵霜君主——很可能就是阎膏珍。在贵霜君主的干预下,康居退兵。此时,贵霜对西域诸国的影响力已经彰显。贵霜曾帮助中国方面打击车师,也曾遣使贡献珍宝、符拔、狮子。87年,贵霜提出娶汉朝公主为妻,被班超拒绝,并且扣押了贵霜帝国的使者,这激怒了阎膏珍。永元二年(90),阎膏珍派遣副王谢率兵七万越过葱岭远征班超。副王谢,可能是头衔Shahi(沙)的音译,贵霜君主有的在钱币上刻有“贵霜沙”的头衔。班超对军士说:“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岭来,非有运输,何足忧邪?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班超采用坚壁清野的战术,而贵霜大军远离本土,得不到补给,于是向龟兹求援,使者又被班超半道劫杀。副王谢只好跟班超谈和退兵,“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但这是依据汉文史料得出的结论,尚不知道在战争受挫后贵霜仍占据西域的哪些地区,至少看上去贵霜并未放弃葱岭以东的争霸。从贵霜向龟兹求援的记载看,在当时,贵霜和龟兹等西域国家存在着密切的政治外交关系,也可以说,贵霜的影响力越过了葱岭以东。此后贵霜帝国势力局限于妫水,不过,它并没有停止扩张。116年,贵霜在疏勒扶持中意的臣磐为国王。而到了迦腻色伽时代,贵霜势力得以渗入天山南路,对塔里木盆地诸国的影响增强了。贵霜帝国和汉帝国的战争,使贵霜开放了汉朝通往西方的交通。班超副手甘英穿过贵霜地区,到达了波斯湾,成为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马土拉城郊马特出土的阎膏珍雕像上,铭文为Vema Takshama,提到其头衔为“大王、众王之王、神之子、贵霜王之子”(Mahārājā Rājātirājā Devāputro Kanisko),阎膏珍的钱币铭文还有“大王、众王之王、世界之王、伟大的君主、阎膏珍、救世主”的字样。其钱币上还出现了手指祭坛的画面,跟迦腻色伽一样。这不一定是受到祆教的影响,在吠陀和婆罗门文献中,也有类似的传统。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也经常出现。

阎膏珍去世后,王位由其子威玛•卡德菲塞斯继承。在卡德菲塞斯二世统治下,贵霜国势继续上升。随着贵霜掌控中西方贸易,它成为汉朝、中亚以及罗马的贸易中转中心。过境商品,尤其是丝绸、香料奢侈品的交易,给贵霜带来巨额的财富。威玛•卡德菲塞斯铸造的钱币分布甚广,从巴克特里亚到马土拉,甚至在东方地区都有发现。他似乎也是第一个铸造金币的贵霜君主,多数金币都用在对罗马帝国的贸易上。贵霜王朝的金币一枚重8盎司,与罗马帝国在1世纪铸造的金币重量相同,可能是便于贸易的考虑。贵霜君主将罗马金币熔化后再重新铸造成自己的货币,这或许反映了贵霜在汉朝和罗马的贸易中间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贵霜也因此成为丝绸贸易的中心。在其夏都迦毕试发现多种器物,反映了这种贸易的繁荣。从整个贸易趋势来看,东方流往西方的主要是丝绸等商品,而西方的物品除了奢侈品,其余商品成交量较小,这样的后果,就是黄金等贵金属沿着丝绸之路往东流动。除了黄金,其他贵金属或奢侈品也包括在内,在贝格拉姆城址出土的大量物品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图3-2 阎膏珍坐像,马土拉博物馆

威玛•卡德菲塞斯的钱币上,他经常手持大棒。这一形象很可能来自赫拉克利斯信仰——君主将自己视为赫拉克利斯一样的勇士,驱散邪恶的威胁,守卫人民的福祉。以前学界往往认为,丘就却是护持佛法的君主,到了阎膏珍和威玛•卡德菲塞斯,他们转而信仰婆罗门教,镇压佛教。而到了迦腻色伽统治时期,佛教才得到恢复。这是根据君主钱币上的神祇变化做出的判断,实际上没有任何坚实证据的支持。历史也并不会如此整齐划一,从卡德菲塞斯二世的钱币来看,上面既有印度教湿婆的形象,又有佛教三宝的符号。可见卡德菲塞斯依然执行了宗教宽容的政策,佛教的演进并没有因为君主的变更而受到影响。更接近事实的情况是,佛教从丘就却到迦腻色伽,都得到了贵霜王室的坚定支持。虽然贵霜执行宗教宽容政策,但当时正是佛教的繁荣上升期。从佛教遗迹的规模、数量,以及各种文献的记载看,佛教在贵霜前半期的历史中始终占据主导的地位。相对希腊、印度、伊朗的各种神祇,佛陀并不被认为是某种“神祇”——至少在很多语境或者时段内,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佛陀很少出现在钱币上。

图3-3 威玛•卡德菲塞斯的钱币,集美博物馆

希腊铭文为“巴塞勒斯威玛•卡德菲塞斯”。背面是印度教的神祇湿婆,手持三叉戟,但其右方为佛教的三宝符号,佉卢文铭文为“大王、众王之王、世界之王、大地之王、正法的拥护者”。

根据西方文献记载,在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执政期间,来自印度的使团带来了贡品和国书,国书是用希腊文写成。这个使团或许是威玛•卡德菲塞斯派来的。金钱的集聚和商业的发达,也带来了宗教信仰的繁荣和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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