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化和政治的复苏时期（约公元前850—前730年）

第一节 东方的影响和赫西奥德的宗教思想

在移民时期，爱琴地区的商业联系断绝，物质文化水平下降，但在近东地区却有一系列小国家保存和发展了青铜时代文明的遗产。直到这些小国在公元前8世纪被亚述帝国灭亡以前，它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势力均衡。埃及虽然已失掉附属领地，仍然是文明的中心。在巴勒斯坦，独立的菲利斯汀国家在公元前11世纪达到鼎盛，以色列国在公元前10世纪大卫和所罗门统治下也达到其繁荣的顶点。腓尼基在这整个时期始终在航海和商业方面领先，其商船队不仅在东部、也在西部地中海扬帆活动。在腓尼基和叙利亚内陆有哈马和大马士革王国兴起，在其北则有小亚细亚东南部的新赫梯国家及其文化的复兴。有希腊和腓尼基移民的塞浦路斯，也属于这批独立小国之列；它像在晚期青铜时代那样继续和西里西亚沿岸、腓尼基以及巴勒斯坦进行贸易。

在这个文化绿洲之中，腓尼基字母得以从青铜时代以来使用的象形文字和线形文字中演变出来。字母的发明必然引起了沟通手段上的大革命，并使西方今日所用的文字书写法得以成形，因为现代欧洲的罗马字母、斯拉夫字母和希腊字母都是从腓尼基字母衍生出来的，腓尼基人和叙利亚的古代民族还精于编织、印染绣花挂毡以及青铜、象牙、釉陶、印章和甲虫形宝石等的制作。当近东文化开始再一次传播到爱琴地区时，塞浦路斯自然会成为中介而起着重大作用。虽然在黑暗时代，这里和爱琴地区的往来已告断绝，但塞浦路斯内部的希腊居民仍保留了许多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的特色。一种稍加改进的米诺斯线形文字，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便被采用，约公元前700—前200年还有人使用（约公元前1050—前700年没有这种文字的踪迹流传下来，可能此时是在易毁材料上写字）。陶器中的迈锡尼风格有很长久的影响，史诗文学传统则在公元前8世纪间创作的《塞普雷亚》上达到其发展的顶峰，而希腊语中的阿尔卡狄亚-塞浦路斯方言则一直流传。这一个希腊民族的前哨据点充分吸收了东方艺术的影响，却又没有丧失自己固有的特色。在这方面它确实是希腊各城邦的先驱。

在公元前9世纪，近东和爱琴地区之间的接触逐渐重新开放了。主要的交通线是由塞浦路斯经克里特、塞拉、米洛斯以达希腊大陆的东南沿岸，追随着在中期青铜时代东方文化传入的故道。一条次要的路线经过罗得斯，这些接触最初是零散而不经常的，但它们结下了文明思想传布之果，从而促进了一百年后希腊文化的复兴。

腓尼基字母是最早传入的文明成果，它被接受过来用于表现希腊的语言。最初的字母中没有表示“xi”、“phi”、“chi”和“psi”的符号，属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字母曾在克里特、塞拉和米洛斯发现过。字母传入希腊的时间是很有争论的，它可能是在公元前825年左右。在这一年代之前的最早断限不能超过公元前850年，因为该时在塞浦路斯已有充分发展了的腓尼基字母；在它之后的最晚断限则有以下几项：公元前750—前700年阿提卡已用表示“chi”的符号，埃伊纳在约公元前720年有在陶片上书写得完全成熟的文字，在来自伊斯奇亚的一个陶碗（时间可能更早一些）上有长篇铭文。也可以用公元前850—前750年这样的年代范围表明一个早期年代，因为和希腊最早字母非常相似的符号已见于摩甲地方出土的约公元前850年的腓尼基铭文。字母的用法传播很快。每一国家随后都发明若干自己独有的符号以表示那些在腓尼基字母中没有的元音和辅音。在公元前825—前725年有好几种希腊字母并存，它们的特点也复现于各殖民城邦，那可能是在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及以后传于海外的。

来自近东的珍奇货物在公元前850—前750年稀疏地出现于希腊各地。年代约在公元前9、8世纪的，出自腓尼基和叙利亚工匠之手的象牙雕刻品，在克里特、罗得斯、萨摩斯、斯巴达和雅典都有发现。来源于小亚细亚内陆的另一种风格的象牙制品则经爱奥尼亚而达于科林斯。在斯巴达，腓尼基的影响则见之于陶土面具的制作和一种用在眼睑上涂抹眼圈墨（kohl）的象牙签针。这些物品相当珍贵，在大陆各地仍属罕见，但它们开启了一种重要的贸易。

这类发展之所以可能，显然是由于克里特、罗得斯、斯巴达、科林斯和雅典等地的生活状况已渐趋平定。从铁器时代留存下来的最早的神庙建筑是在克里特的德列攸斯、斯巴达和伯拉可拉（在麦加拉西南）修建的，年代在约公元前850—前750年。在公元前9世纪时，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很缓慢的。例如，雅典的几何形风格陶器在公元前900年以后就已经传入诸如彼奥提亚、科林斯和阿尔戈斯等地区，但要过相当长时间才影响到斯巴达、克里特和罗得斯。因此每一城邦都发展了有自己特殊风格的几何纹陶器，例如，雅典和彼奥提亚就有显著的区别。科林斯影响所及的地区最广，它东达埃伊纳，西及伯拉可拉、安蒂西亚和伊达卡；它的海运也早已开始，有些科林斯人在约公元前800年可能已定居于伊达卡。阿尔戈斯的陶器风格扩及于阿尔卡狄亚的提吉亚，斯巴达的陶器则和克里特、塞拉的陶器有些相似。

在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出现的海外接触的大扩展，使希腊的陶器艺术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东地区的华美挂毡，以其鲜艳的色彩和富丽的图案启示了希腊艺匠发展一种“东方化”的风格，用彩绘和富于幻想的图案取代了原来的严整的几何线形纹样。这一新风格最早出现于克里特、科林斯和拉哥尼亚，在雅典和爱奥尼亚则较晚。它们不仅代表了希腊艺术的复兴，而且反映了和东方联系的全面开展，它们的兴旺期则和殖民运动的开始同时，这一殖民就其成就说将超过米诺斯和迈锡尼时期。

这一希腊艺术中的新风格主要得力于多利亚各城邦——克里特、科林斯和斯巴达的天才，而在随后的一段时期，科林斯一直是占领导地位的。爱奥尼亚人虽然在陶器方面落后，在文学成就上却是先驱。《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确实是日后所有各种体裁的希腊诗歌的创作源泉。但对于公元前9世纪后期和公元前8世纪来说，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向大陆各族人展现了晚期迈锡尼文明的全部美景：它的物质成就、宗教信仰、个人品性和宇宙观念。这些爱奥尼亚史诗对于大陆各族的影响比东方艺术的影响更为深刻而持久。在公元前9世纪末，这种爱奥尼亚观点和大陆固有传统之间的差别，可从赫西奥德的《工作与时日》中见到一些；据希罗多德所述，这位彼奥提亚诗人几乎是和荷马同时的。赫西奥德以一种近似散文的格调袭用荷马的词汇和六步韵脚，他关心的是在贫苦的阿斯克拉农村生活中面临的现实问题。那些靠一套犁具和一两个奴隶耕作的小农为生计而终生辛劳。他必须知道季节，并按日历上的吉、凶时日行事，这里面充满着各种迷信禁忌。诗篇之作多属个人兴趣，而其目的则在劝诫诱导。赫西奥德对他那位想勾结“贪赃的头人”而侵夺祖传份地的不义之兄进行劝诫。他强调人间万事皆由宙斯神掌管，因此，正义终将胜利而好事必有好报。因此，在社会生活中情况也是一样的，正义之邦得免于天灾人祸，而不义之邦必遭覆灭。这种简单而真挚的信念是用寓言、神话和民谚加以论证的，它们对于那些村野农夫确实是肺腑之言，但和爱奥尼亚史诗的精于世故却有天渊之别。

赫西奥德在《神谱》中记述天神的各代世系和他（她）们与人间男女的婚配（神与凡女的婚配特别列为《埃奥雅衣》［Eoiɑe］篇）；在《名人表》中则列举希腊族从其先祖丢卡利翁和皮拉以来的世系。在这些诗篇中赫西奥德表现的是有关希腊民族和诸天神的普遍的而非地区性的图画。因此我们必须假定，赫西奥德是亲自收集了希腊各族信奉的各种关于神明和先祖世系的材料的；而只有在希腊世界内部已普遍恢复交通旅行之后，他才能做到这一点。赫西奥德可能对那些互相矛盾分歧的民间记诵的地方传说加以系统整理，但他自己的忠厚老实的性格以及世人对他著作的肯定与信任表明他正确记述了民间传说。在这些诗篇中他为希腊神话和史学奠定了基础。

《神谱》所表现的世界观比荷马史诗更为原始（例如它包括了许多粗俗的传说和宣扬宙斯神主宰一切的简单信仰），但它关于天地起源的看法却是了解希腊宗教思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天地之初是一片混沌，混沌之中分出了尘世和阴间（Tartarus，或称地狱），又从它们派生出宇宙间的万物。于是天与地交配而生诸神，黑夜生出了死神和命运之神，命运神的使者——莫伊来（Moirae）神“必报人间和诸神之罪仇”。于是诸神创造了人类。根据这种天地起源说，宇宙中物质为先，其后才有诸天神灵和阴间的神力，除了后者（例如死神和命运）在代表物质宇宙的内在条件方面不可抗拒而外，这两类神灵并无高下强弱之分。

物质宇宙的主导规则是尊重秩序。如果各种成分互相侵犯，宇宙就要重归于混沌。诸神的世界也要遵守这一准则：“他们瓜分财富，共享权力。”每个神都有他的或她的专责和名分（莫伊拉Moira,源自莫伊来神），如有侵夺就会得到莫如来神的保护。诸神也在一世袭的神王制度统治之下，最初的神王是克罗努斯，其后则是宙斯。在他们统治时期人类有四个民族相继兴亡，第五个民族就是当今的希腊族——铁一般刚毅的人，他们“白天辛勤劳累，黑夜也不闭目长眠”。人类本身受制于物质宇宙的各种条件，也受制于诸天神灵和阴间神灵；如果他胆敢违抗宙斯的正义则必为宙斯所灭。

在赫西奥德的诗中，宙斯的正义与世人自己的正义感之间并无矛盾。赫西奥德坚信正人君子必得好报，正义之邦必免灾祸。他认为这就是宙斯的意志，而宙斯主宰人间的一切。对于后代的希腊思想家，这种观点不能完全接受。当他们试图把宙斯的正义和人的正义感相统一时，他们就不得不对赫西奥德的观点予以修正。

赫西奥德的诗作以及日后的赫西奥德派诗作可能从管理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祭司那里吸取了一些题材。由皮提攸斯女祭司作为阿波罗神的代言人而发出的神谕，有些实际上是以祭司们在宗教和世俗事务方面积累的智慧为根据的。这种德尔斐阿波罗的神谕由于它在入侵时期支持了多利亚人而得以大大提高其威信，在多利亚各城邦中对皮提攸斯阿波罗神的崇拜也就极其重要。特别是斯巴达，它认为它的双王制以及它之得埃盖代族之助征服阿末克莱、甚至它的国法宪体都来自德尔斐的神谕；每位斯巴达国王还可选两名斯巴达人担任名叫“皮提依”的官员（亦即皮提攸斯使者之意），他们的职责是到德尔斐请示神谕和保存女祭司做的口头答复。早在公元前8世纪时，这神谕在大陆就已天下闻名。它提供了宗教和道德观念的正统论述，并且在秩序日益稳定以后促进了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往来和交流。

奥林匹亚这个宙斯神的主要圣域，作为另一宗教中心，兴起于伯罗奔尼撒西部。在多利亚入侵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一圣域的礼拜还只具有地区性的重要意义，但自从奥林匹克节庆在公元前776年倡立以后，立即吸引了来自希腊许多城邦的代表。这个每四年举行一次的运动会是为了崇奉奥林匹亚的宙斯神的。一种宗教性的停止一切械斗的习惯保证了参加人员在来往旅途中的安全。从公元前776年开始登录的优胜者名单，是大陆上最早的具有全希腊意义的文献。各地区在这时期可能还有一些区域性的重要崇拜，例如安菲克蒂翁的北希腊各部落在温泉关附近的安弟拉的集会，在科洛尼亚的泛彼奥提亚节的庆祝，以及在卡鲁里亚的波赛冬神的崇拜（有萨隆尼克湾的许多相邻城邦和奥科美努斯参加）。

在海外，爱奥尼亚人在提洛举行阿波罗节庆。美塞尼亚人在约公元前750年第一次派遣了合唱队参加，科林斯的诗人攸美鲁斯为之写了歌词。在《阿波罗颂歌》中，提洛和德尔斐之间的竞争是很明显的。这诗篇分为两部，原来独自成篇，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创作完成。这诗篇的两部以及一些荷马派的诗篇可能都是在节庆中参加竞赛之作，而不大像是吟诵史诗的一种序曲。在优卑亚的加尔西斯举行的一次这类竞赛中，赫西奥德曾经参加并赢得了奖品。

第二节 城邦的兴起

随着交通的逐渐恢复，一种新的政治形势开始从移民运动的黑暗时代中展现出来。除了阿提卡而外，迈锡尼时代的各国已被涤荡无余。在移民过程中以及其后，埃奥利亚人和爱奥尼亚人都无力恢复特洛伊战争时期在希腊大陆盛行的那种辽阔的附属国和广大的、包括许多居民点的部落国家的制度。在亚细亚沿岸，各居民点是孤立的，因此它的居民只能形成单一而自成体制的政治实体；它们自卫的唯一方法就是集中避居于设防城市之内而使攻城之敌陷于饥馁。

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小城邦就在小亚细亚出现了，一开始它们就无力互相联合起来，日后的事态发展也表明它们无力征服内陆以组成更大的统一国家。在每一个居民点上，设防的城堡——史诗中的市镇（polis）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它变成了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中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阿溪里斯之盾”描写了市镇的情况，这里有歌舞欢庆婚礼的场面，也有长老在公民集会上出庭判案的情景。这样的描写更适合于荷马当代的情况而不大可能是阿溪里斯的宫廷中所见。因为在公元前9世纪时，亚细亚沿岸的爱奥尼亚和埃奥利亚的城邦已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在各岛屿上也同样地建立了城邦，由于面积甚小，往往是一岛一邦。少数大岛有好几个城邦：例如埃奥利亚的列斯堡岛有五个，爱奥尼亚的奇奥斯则有四个。这些城邦作为独立国家一直存在到古典时期，由此可见成为希腊各族一大特点的地方主义精神之强烈。

埃奥利亚和爱奥尼亚形式的城邦就是这样起源的。它首先是由于迈锡尼各国的瓦解，其后又受到移民定居各地的地理条件的影响。然而，这些城邦和迈锡尼时代仍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在民族上是兼容并蓄的，各个城邦的公民都由来自各地各族的移民混合组成。各城公民都保持其祖先在晚期青铜时代已在大陆发展起来的各种宗教信仰、方言和部落制度。虽然他们在进取精神和生动活泼方面相当出众，但他们缺乏克里特和伯罗奔尼撒的多利亚城邦在不同情况下取得的严密和排外的团结一致。

如前所述，希腊大陆和南部爱琴地区在约公元前850—前750年的特点是恢复了和东方文明的接触，以及随着秩序的安定而日益发展的各希腊城邦间的交通往来。在这些有利条件下，多利亚各城邦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使它们在城邦初期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在古典时期一直居全希腊的领导地位。克里特，这个处于近东和大陆之间的海岛，在古希腊时期拥有最早组织公民团的美名，所谓“公民团”（politeia），既指一种享有全权的公民社会团体，也指与它有关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宪法制度。克里特人自称，那些征服了李图斯的多利亚人在该地袭用了原由米诺斯王创立的宪法，这一宪法又由李图斯传到岛上的其他多利亚共同体。注4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多利亚入侵者最初都定居在村庄（komai）里，他们把原有居民降为农奴，他们自己则保持了多利亚族分为三大部落的制度，部落下又分为胞族和氏族。在黑暗时代之末，克里特岛上所有的多利亚人社会共同的那种宪法制度就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并一直保持到公元前3世纪。这些克里特宪法制度的特点就是公民只知为国不知为家。显贵家族的年满17岁的男孩都应征入伍（agelai），在部队中要受严格训练，如从事体育锻炼、狩猎、配合音乐进行战斗演习等；每队都由应征入伍的孩子的父亲加以管束。凡未能入伍的人政治地位要受影响，法律上也不能享受充分权利。在队伍中表现良好的人，在19岁时可参加男子的聚餐会（andreion或hetairia）;每一聚餐会的成员在一起吃饭，因此也在一起作战。男子在19岁时结婚，新娘成年后可与丈夫同居，共理家务；但是男孩从小就习惯随其父参加聚餐会，在未入伍前就随着大人从事刻苦锻炼。

注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1b20。

部队和聚餐会都用国家公款维持。每个聚餐会的成员由国家供给足够的土地、资财以养家，他们自己则全力以赴从事政治活动或作战。家庭生活减到最低限度，妇女常年与男子隔离。原先的按部落、胞族、氏族划分的氏族制度，在这种公民社会中也完全失掉其政治作用；但它仍是一种保证公民权父子相传的世袭制的形式。各家的子嗣共同继承家宅，当女继承人无近亲可供归属时，则可与同部落的人结婚。但任何具有政治意义的族籍事务，例如在全权公民家庭接受养子等，都要征求聚餐会和民众会的承认。

和被称为“军士阶级”（to machimon）的全权公民相反，那些被称为“耕作阶级”（to georgoun）的无权居民则由各种等级的农奴和奴隶组成。农奴被固着于土地上，其中称为“克拉洛特”（klaroitai）的可能是全权公民家的份地（克拉洛［klaros］）或他们最初的庄园土地上的农奴，“姆诺伊特”（mnoitai）是公有或国有土地上的农奴，而“阿发米奥特”（aphamiotai）则是其他家族庄园土地上的农奴。此外，在多利亚人定居后，征服的居民则被称为“皮里阿西人”，他们要向征服者缴纳贡税。这一阶级的人有部分政治权利，例如可拥有或继承财产等。他们比买来的奴隶（chrysonetoi）要高一等，后者只不过是主人的私产。注5在一般城邦中，服役期公民只有数百，而农奴和奴隶则为数众多。因此公民必须独占地把武器兵甲、军事训练和政治权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还得集中居住于形成他们的“城市”的街坊住宅之内。在希比里亚斯的克里特饮酒歌中，曾对他们的地位做如下美妙的描绘：“我的财富就是矛枪长剑和护身铠甲，我用它耕作，我用它收获，我用它从葡萄中取得甜酒，我用它使我变成奴仆之主。”

注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64a21、1272a17、1329b1。

这类少数特权公民社会自然需要一种稳定而保守的政治制度。在入侵时期，每支多利亚人都由一世袭国王统领，有组成议事会（boule或gerousia）的长老或氏族长为辅。王权衰微后，公民们从一定胞族（startoi）中选10名行政官（kosmoi），执掌军权和其他属于国王的行政权力。这些行政官一年一选，以他们的名字作为该年之名，在任期终了时如不称职要受责问。这10名行政官加上一名秘书组成一委员会，负责维持聚餐会和军队的社会体系，公民们从担任过行政官的人中选出“三十长老议事会”，当选者终身任职，有发号施令之权而不受质询检查。人民大会在中心市场（agora）召开，选举行政官和议事会成员，作为咨询机关，人民大会只能简单地承认行政官和议事会员共同裁定的决议；只有在行政官和议事会员间有不同意见时，人民大会才可在不同的提议前有所选择。

在这种体制中，行政当局和议事会掌握大权。人民大会无权制定政策，选举制度则是为了让少数有行政管理能力的人垄断职位。行政官和议事会的选举一直为几个胞族世袭的情况表明这种体制大约在政治发展的较早阶段就已形成。这类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通行于所有克里特的多利亚城邦（它们的数目约有100以上），其采用可能是逐步的，在克里特至少有一个城邦在公元前7世纪时仍有国王。克里特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分为许多微小而独立的多利亚公社的社会，它们彼此之间经常交战，但绝不鼓动敌方农奴起义，他们的共同利益使得他们避免了曾使大陆上的多利亚城邦终于覆灭的那种危险。注6

注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2a、1273a、1269a39。

黑暗时代的各种情况可能是导致克里特和其他地方的多利亚城邦产生的原因。在征服之时，各多利亚入侵者还保有和他们占领地原居民相似的、比较大的部落组织。但是，随着情况的恶化和交通的断绝，征服时的远大眼界也告消失。各支征服者以亲缘家族聚合为村落定居下来后，变成了只顾统治压榨所属农奴的独立而闭塞的政治单位。当情况改善以后，各独立单位由共同利益而进一步联合时，就不再按原先的部落组织而是由相邻村落形成一些小的组合。这样一个小组合就是城邦（polis）的雏形。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各村落的结合即成长为城邦，它已经包含那实际上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地域。”注7

注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2b28。

城邦的这种起源使它具有显著的特点。它保有从它由之组成的各村落（komai）传下来的强烈的亲缘关系，因此公民权一般规定由父母双方世袭继承而来。它使主人和农奴之间的区分永久化并保持社会上的公民阶级的特权。它鼓励作为自立之源的农业经济，并使其公民阶级享有相当程度的闲暇以习武艺或其他技艺。

这些特点在许多城邦中都保持了好几个世纪之久，在公元前4世纪的政治学说中它们也一直是最吸引人的话题。当各有关村落终于组合为一完整的城邦之时，就形成了一个严密而牢不可摧的社会。更有甚者，它能激励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充沛的活力。假若把这种多利亚城邦和那些犹未联合而分立的村落以及那些松散的爱奥尼亚和埃奥利亚城邦做个比较，就可立即看出多利亚城邦的实力优越得多。这一点最突出的例证就是斯巴达城邦的形成和扩张。

公元前5世纪的斯巴达人相信，他们的制度来自克里特的公民团。它们两者确实极其相似，因此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斯巴达的教育制度也同样是着眼于使儿童从属于国家而不归于家庭。注8从七岁起男孩就离开家庭。他们被组织在连队里（ilai、bouai和agelai），由国家监督官（paidonomos）统领并由孩童长（bouagor）带队，养成不怕饥寒困苦、遵守严格纪律的习惯，并通过和其他连队的竞赛而培养对自己连队的忠诚。18—20岁他们接受军训并对农奴搞侦缉暗探（crypteia）活动。以后就在营垒里过纪律严明的军事生活一直到30岁，这样才算完全结束了教育（agoge）的过程。

注8：希罗多德,1.65.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1b23；普鲁塔克，《吕库古传》,16以下。

超过上述年龄的人可被接纳为聚餐会（andreion或syssition）的成员，对他的加入若无人反对便可通过。获通过者即为全权公民或“平等人”（homoios），未获通过者或“次等人”（hypomeion）则无选举权,在法律上也低人一等。婚姻在20岁时缔结，但男子要到30岁以后才能自成家庭。甚至成家后他也要在聚餐会吃饭一直到60岁。女孩子也组织在连队里。虽然她们在家中吃饭过日，却要接受同样的体育训练和学歌练舞，她们可以自由地和男青年一道混合受训学习，直到订婚以后才闭居家中。通过这样的生活方式使斯巴达人具有非常强健的体魄。新生婴儿由族中长老仔细查验，若病弱者则弃之于泰吉图山的幽谷。未来的公民，在他长期受训过程中，每一阶段都要受到严格的检查和考试。在训练完毕时，他必然深深刻下了斯巴达人的气质、勇敢、遵纪和忠诚的烙印。

原先的部落、胞族、氏族的血缘关系只残留在像崇拜卡尔奈奥斯阿波罗之类的宗教信仰中，已毫无政治意义。世袭制仍是取得公民权的原则，只有公民之子才能成为公民。有关家产可随遗嘱割让和子嗣可随意废置的国家规定，削弱了家庭的稳固。因为斯巴达国家不能容忍把家庭置于国家之上。“平等人”的特权集团必须联合一致，以镇压臣属阶级。每一家庭占有一个世袭的庄园（克拉洛），不得转卖（视转卖为耻）注9，庄园完全由希洛人耕种，他们作为国有农奴固着于土地上，只有经过国家命令才能予以释放或处死。希洛人每年按固定份额向主人缴租，其余归己。尽管他们生活极苦，又毫无权利，希洛人却必须服役当兵，如果表现良好，就可获解放。然而，起义的危险经常存在。为了镇压起义，城邦政府每年都向希洛人宣战，并大搞“特务活动”以消灭嫌疑分子，而无须担当杀人的罪名。

注9：Ath.,141以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0a20。

这种社会制度不是在入侵时期形成的。多利亚人在斯巴达的早期历史是以残酷的斗争为其特色的，这种斗争可能是在各种族集团之间进行的；在这过程中为了加强自由民公社的力量，有些非多利亚族人也得到了公民权。注10考古学也提供了有关这时期的一些情况。在阿末克莱，从晚期迈锡尼时期以来这里就建有一个阿波罗的神祠，这种崇拜在以后时期一直没见有何重大破坏，这里的迈锡尼陶器向原始几何形陶器的过渡也是逐步渐进的。在斯巴达本地，有新的定居点和神祠建立；在这些地点，最早的陶器没有一致的风格，对外则和阿末克莱有联系。但在公元前9世纪中期，奥尔提亚阿尔蒂美斯神祠却成为拥有一种持续不断的陶器风格的重要中心，这种风格也普遍见于卫城、卡尔西奥库斯雅典娜神祠、赫隆、梅尼莱伊翁和阿末克莱等地。由此可见，形势安定下来大约是在公元前9世纪中期。与此同时，斯巴达也和克里特与近东开始接触。

注10：希罗多德,1.65.2；修昔底德,1.18.1；希罗多德,4.145.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0a35。

在整个古代，人们都把斯巴达由内部纷争转为安定社会之功归于吕库古，他是所谓“欧诺米亚”（Eunomia）改革的倡立者，这一改革既包括社会制度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在过去和目前都有争论。几乎所有古典作家都把它放在公元前10世纪或前9世纪；现代学者则众说纷纭，从公元前9世纪末到前6世纪，都有人主张。如果确信吕库古生活在公元前757年启用的按年记时法以前，那么他的年代只能用国王在位朝代来确定，可是我们的最古资料却提到好几个不同的在位朝代。对于这个难解之谜，修昔底德的下述论断最有分量：“拉西第蒙人享有这种‘公民团’制度从战争结束时上溯已达四百年之久”，用公元计则在公元前9世纪末。注11

注11：修昔底德,1.18.1；希罗多德,1.65.4；普鲁塔克，《吕库古传》,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1b25；吕库古改革的较早年代论见JHS，70.42，较晚年代见CQ，37.62和38,1及115。

对改革的一般性质或基本特点，古人并无异说。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都受其影响，这两方面几乎是处处都密切结合交互作用的。吕库古这个人却差不多和荷马一样地难以捉摸。除了改革本身而外，我们关于他就只知道斯巴达曾奉行一种纪念他的宗教崇拜，以及他在德尔斐神谕中被尊为圣贤。有些学者曾怀疑吕库古是否真有其人，但这一点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另有一些学者怀疑以个人之力能否推行这类改革，然而，在一个小城邦中一个政治家能够实现某种根本的改革却有不少实例，其中如梭伦、克利斯提尼、提摩列昂等人就是著名的代表。根据这些理由，我们觉得还是接受古人的主要论断为宜。它以斯巴达的本地传说为基础，认为一个名叫吕库古的人在约公元前825—前800年间推行了彻底的改革。

其宪制改革的目的是削减两个国王的权力（据斯巴达传说，双王制是来自攸利斯特尼和普罗克列斯这一对双生子），改变议事会（“吉罗西亚会”［gerousia］）的成员以及确定人民大会的权力。两个国王在战时仍有统领军队之职责，也保留了原先在宗教祭祀中的重要地位，但在议事会中他们在所有政治事务上都是普通一员，无丝毫王权可言。议事会成员过去可能是由27个胞族的族长组成，现在增加为30人（包括两个国王在内）。议事会成员在人民大会由欢呼法产生，只有60岁以上的“平等人”才能当选，任期终身。只有议事会才有权在人民大会提出议案及解散大会。所有“平等人”都参加人民大会，该会以后即在固定地点按时召开。它有确定的选举权，按议事会提议而做的决议有约束力。吕库古还创设了监察官（Ephorate），五名监察官每年由人民大会用欢呼法从“平等人”中选出。在这一阶段监察官还没在政治体制中占领导地位。他们监督社会制度的保持，视察男孩们的体质情况，判处违纪案件，在运动会（Gymnopaediae，斯巴达全国性的音乐和体育节庆会）上做各代表队的领队。监察官就职时向人民宣誓：“刮净胡子、遵从法律”——不失为真实反映斯巴达社会和公民职责的誓言。通过这些改革，吕库古把公民阶层内部一切族籍特权和成见的框框一扫而空。在军训（agoge）和人民大会中，所有斯巴达公民在国法面前一律平等而无论其家庭谱系和物质财富如何；在宪制中，尽管议事会有极大权力，公民们的呼声在选举和评议等重大问题上仍有决定作用。

在被称为《大瑞特拉》的经典中保存了这一宪法改革的一个概要，亚里士多德曾把它抄录下来，以后又为普鲁塔克转抄而传世。所谓瑞特拉就是德尔斐神谕的口头答案，它对改革表示支持，在日后据说就为斯巴达的皮提攸斯官员保存。如果把普鲁塔克记述的亚里士多德的有关注释考虑进去，我们就可把这一最早的希腊文献翻译如下：“要为夕兰尼库斯宙斯神和夕兰尼亚雅典娜神建立神殿，组成（新的）部落和各选区（obes），建立包括两位国王在内的30人的吉罗西亚会，按季节在巴比卡（Babyka）和克奈基温（Knakion）二河之间召开人民大会；在这些条件下（吉罗西亚会向大会）提出建议和宣布休会；公民们都参加人民大会而有决定之权。”开头两句可能涉及改革的最重要的方面。在日后时期宙斯和雅典娜的崇拜和斯巴达城邦联系得极其紧密。例如，这两个神被尊奉为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主持。带有“夕兰尼库斯”的崇拜头衔的新神殿可能是供奉作为新建立的国家的保护者的宙斯和雅典娜的。新部落与选区之组成显然也是改革的新创，它们在政治上代替了原先的三个氏族制的部落及其属区。在古典时期斯巴达城邦分为五部落和五选区，包括四个平原上的村落和一个阿末克莱的村落。由于这种部落和选区都是同一个名字，可见新部落的最初成员是按照住在选区的户籍编定的，因而它的资格是根据户籍。他们的后代就都世袭为该部落的成员，不论是否住在原选区内了。这几句大约记述了斯巴达国家形成时是由五个村落的全权居民组成的情况，这些人后来就按其住地被列为五大部落内的斯巴达公民。斯巴达陆军的五个团队也是按这种划分从五个地区征集的，五个监察官大约也从其中选出。

通过这一根本改革，希腊大陆上第一个古典形式的城邦就由此诞生了。它正如亚里士多德简明概述的那样，是“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若干村落的一个联合”注12。这是政治上而非地理上的联合。虽名城邦，却无城市之义，因为各村落仍保持其原有的性质。但是一全新而全权的城邦公民体制却已创立，各村落各自为政的情况再也不能存在。其结果是有了一坚强而严密的公民组织，他们对国家竭其忠诚并高踞于被统治的农奴、奴隶之上而成为特权阶级。公民权是一世袭特权。从这一角度看国家不过是家族的扩大，自傲而排斥异己，除了靠出生率提高而外不能自行扩张。

注1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2b28。

斯巴达不仅仅是大陆上这类城邦的第一个，它还一举而达到了政治上的成熟，这是别的城邦在以后几世纪间尽力追赶和仿效的。吕库古通过军训制度和按户籍组成的新部落，把原来部落、胞族、氏族的血缘关系一扫而光。别的城邦保存了这些血缘关系，等于在政治机体内养贻患。它们因此就命定要经历内部纷争和僭主统治等阶段，然后才能把对国家的效忠置于氏族之上并给全体公民以同等权利。由此可见，斯巴达是在很早的时期就获得了一个秩序井然的宪制，它由此而得以避免了僭主统治，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对希腊世界的影响。

第三节 斯巴达的扩张

据说，拉哥尼亚的多利亚居民原居住在100个独立的村庄中，分为六个王国。但是，斯巴达国王作为首先征服拉哥尼亚的赫拉克雷代的后裔，对他们所有人——即拉西第蒙人有传统的宗主权。当斯巴达由五个村庄组成为国家以后，它就在约公元前800—前730年征服了其余的村落而把其居民降为臣属的皮里阿西人。从此附属各村在一斯巴达驻节官（harmostes）的监督下管理其内政，把土地出产的十分之一贡纳于斯巴达国王，听从斯巴达的外交政策。他们在斯巴达既无政治代表又无公民权，但要应征入伍并在战时服从斯巴达的军法。这样整个拉哥尼亚就变成了一个拉西第蒙人的国家，完全受斯巴达的控制。斯巴达现在由一圈附属村社环卫着，它的军队也由各附属村社提供的分队而得以扩大。

下一步就是征服美塞尼亚。这一战争约发生在公元前740—前720年，延续了二十年，以吞并这个几乎和拉哥尼亚一样大的国家而告终。“辽阔的美塞尼亚，好耕田来又好种庄稼”，它的土地被分成份地（klaroi）归斯巴达人占有，皮里阿西人则在山地建立村落。美塞尼亚人的据点依托木遭到彻底毁灭，残存的美塞尼亚人则被降为农奴，“像压着重担的牲口般劳累，还得把耕地所产的一半极痛心地交给主家。”通过这一征服，斯巴达城邦的农业资源和劳动力增加了一倍。斯巴达现在就其潜力而言已是公元前8世纪时希腊最富最强之国——之所以说潜力，是因为巩固对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的征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综上所述，可见这个在大陆上的第一个多利亚城邦在其存在的第一个世纪已显示了可畏的力量。

斯巴达的宪制由于扩张的紧迫与耗费而做了一些改动。在波利多鲁斯和提奥庞普斯在位时期（约公元前757年），根据德尔斐的祝词而在《大瑞特拉》中添加了一些条文：“假若民众的宣告有误，长老和国王可将它们解散。”由于这一句话，可知吕库古原来给予人民大会的决定权已受到剥夺，因为只要它的意见和吉罗西亚会相左，它就会被解散。自此以后，就像在克里特那样，人民大会的作用就只是赞同吉罗西亚会已取得一致的提议。当然，假若吉罗西亚内部有分歧，人民大会还可以在吉罗西亚两派对立的提案中做出选择，而其决定是有约束力的。注13宪法的这一修改加强了吉罗西亚的权力。当其成员意见分歧时，它可以预先布置大会的批准，从而采取秘密的但是合法的决定，例如，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前就有类似的做法。

注13：普鲁塔克，《吕库古传》,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2a12、1273a6以下。

宪法中民主一面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监察官被提高到国家根本体制的重要地位而有所弥补。作为民选代表，监察官每月都监督国王宣誓守法，他们自己也宣誓尊重国王的权力。在出征时，每两名监察官陪伴一位国王，他们拥有在国王归国时将其逮捕和审讯之权。国王的司法权，除了在收养子嗣和遗产继承方面，都转归监察官。监察官还有权命令下级官员停职或受审，他们也可以对任何斯巴达公民下令立即进行惩罚。他们每年履行对希洛人的正式宣战，也可下令逮捕皮里阿西人。他们有权参加吉罗西亚会并主持人民大会。他们的权力确实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日后王权衰微时就可“像暴君那样”主宰国家。注14

注1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0b、1313a250。

第四节 其他多利亚城邦

斯巴达的成功引起其他多利亚人纷起学其榜样。在麦加拉，原按通例分为三个部落的多利亚人，把非多利亚人降为农奴后组成了五个独立的村落（komai）。在公元前8世纪，约公元前750年时，这些村落在政治上而不是在地理上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城邦，亦即麦加拉城邦。公民按五个村庄之分组成五个部落；他们指定五个将军和五个行政官（demiourgoi），每一部落为城邦军队提供一个分队。各村庄只保留有一些地区行政权力，其政治生活完全为更大的“麦加拉人的”国家所左右，这一国家形成后立即在与科林斯的战争和海外殖民运动中显示了它的威力。

科林斯的多利亚人曾给一些非多利亚人的贵族成员以公民权，他们在惯有的多利亚三大部落之外另组一名叫夕诺发利（Cynophali）的部落。多利亚人最初可能居住在独立的村庄里，因为在日后属科林斯的地区现已发掘到三个居民点，其年代约在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属于小村落的遗址。有一古代传说认为：“阿列铁斯遵循神谕把科林斯人联合为一国，建立了八个部落并将国家分为八部分。”由于阿列铁斯是统率最初对科林斯入侵的人，他不可能和这些后期发展相连，但我们可把这一传说看作是科林斯城邦由八个村庄组成的事实的反映，这八村也就是八部落人员的由来。这一步骤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进行，应在名年行政官表于公元前747年开始以前。科林斯，也像斯巴达一样，以有自己的“欧诺米亚”改革自豪，有两位科林斯人获得立法者的荣誉。腓冬，被尊为最早的希腊立法者之一，制定了使科林斯的城居家宅数目（也就是公民人数）保持固定的法律，虽然公民原有份地大小并不一致。他在这里显然也碰到了吕库古在斯巴达所解决的问题。另一立法者菲罗拉乌斯，约在公元前728年离开科林斯到底比斯，在那里制定了保持份地数目亦即公民数目的法令，底比斯在当时大约也已组成了城邦。注15

注15：Suid.s.v.Panta Okto；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65b12、1274a32；Pi.O.13.6。

麦加拉和科林斯等新城邦的活力不仅耗用于建立强大殖民城邦之上，也耗用于彼此间的交战。引起争端的缘由可能是争夺包括伯拉可拉在内的南部麦加拉地区。科林斯在公元前725年吞并了这一地区并把居民降为农奴，但是，有一名叫奥尔西普斯的麦加拉人（他曾在公元前720年的奥林匹克赛跑中获奖）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解放之战。后来在公元前8世纪末科林斯终于统治了伯拉可拉和南部麦加拉一带。

在克里特、斯巴达、麦加拉和科林斯（可能还有底比斯）兴起的这些多利亚类型的城邦，是迈锡尼世界中未曾见的。它是多利亚人的独创，而非那些迈锡尼传统的后继者爱奥尼亚人、埃奥利亚人和阿尔卡狄亚人所能为。它使多利亚各国一开始就据有实力的优势，它也将成为希腊文明的一大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