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

自由

——论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

自古圣贤皆寂寞，据说，黑格尔临死时不无遗憾地说了句“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理解我”，少顷，又摇摇头说：“就连这个人也不理解我。”这个在世时声望如日中天，少有人敢撄其锋的大哲，临终竟对自己生前身后的命运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不能不让人叹服。

黑格尔的思想也委实不好懂，他的一些类似智慧格言式的话，固然能迷住初学者，但他体大思深的哲学，确非一般浅学者能窥其门径。用近四十年前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是“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在我国曾经是唯一可以正面研究、风头甚至超过海德格尔的西方哲学家今天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曾几何时，却风光不再。黑格尔很快从准神明变成了“死狗”，连以研究他名世的学者，也都改弦更张，掉头他顾，觉得他已经过时。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虚热，固然相当程度上是时势所趋，但它很快遭冷落，却与自身的艰深广奥有关。

尼采曾经自负地说，他的哲学是说给二百年以后的耳朵听的。黑格尔呢？他逝世也已近二百年，但至今许多治哲学者还视他的哲学为畏途。可是，只要是哲学，就绕不过黑格尔。1945年，著名的法国黑格尔学者伊波利特在巴黎亨利四世中学讲了将近两个月的《精神现象学》。1968年他去世时，当时听讲的学生福柯回忆说：“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一位教师的声音：我们听到的是黑格尔的声音，或者说听到了哲学本身的声音。”正是伊波利特和科耶夫等人将黑格尔引进法国，才有如此有声有色的当代法国哲学，虽然从表面上看，现代法国哲学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反题。

黑格尔哲学的魅力，恰恰在于即使是反对它，也很可能是陷入了它。1970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首次演说中就指出了这样的怪圈：“我们的整个时代，无论是通过逻辑学，还是认识论，无论是通过马克思，还是通过尼采，都在试图摆脱黑格尔……然而，真正摆脱黑格尔则要求准确评价那些难以从他那里摆脱的东西，要求弄清在我们借以反对黑格尔的东西中，哪些仍然属于黑格尔，同时意味着察觉我们反对他的方式，在哪些方面或许是他用以抗拒我们的方式和不动声色地为我们设下的圈套。……通过这条路，人们会离开黑格尔，与他保持距离；通过这条路，人们又会被带到他那里，但是以另外的方式，然后又不得不再一次离开他。”

然而，黑格尔哲学本身，却使他刚一过世，声名就急剧下降，转眼间成了“死狗”。人们从两个方面批判它，确切地说，从政治意识形态和科学意识形态两个方面讨伐它。此后随着学术的意识形态化，黑格尔的行情一路走低，直到被人称为“江湖骗子”和“极权主义的思想先驱”。对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者来说，黑格尔是典型的“玄学鬼”，他的辩证法更是反逻辑、反科学、反常识的独断和诡辩。罗素甚至说黑格尔的体系完全是建立在错误之上的。而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黑格尔哲学是专制思想的辩护士，是自由民主的死敌。

可是，就像尼采笔下的扎拉图斯特拉所言：“只有当你们全都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来。”历史不仅没有埋葬黑格尔，反而使黑格尔哲学以更加正面的形象重新出现在人类面前。一个半世纪近现代哲学的发展终于使人们看清：黑格尔奠定了现代思想和思想现代的基础，他是一切伟大的现代思想家的精神教父。是他第一个喊出“上帝死了”，是他第一个要求“回到事物本身”，是他第一个对现代性作了全面系统的反思。梅洛-庞蒂认为黑格尔是一个世纪以来所有伟大思想的来源：比如马克思主义、尼采、德国现象学、精神分析学；他诱发了人们探索非理性，并将其纳入扩展的理性之中的尝试，而这正是本世纪的任务。正因为如此，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低谷之后，黑格尔哲学在西方世界的地位又开始稳步上升，他的思想巨人的地位，无人能够撼动。

于是，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出来顺水推舟，替黑格尔翻案、辨诬。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早在西方破产，所以它们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也不攻自破。人们为黑格尔辨诬，更多是在政治上为他“平反”，力图证明他不但不是专制主义的思想家，反而是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者。比如《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批判》（Hegel's　Critique of　Liberalism： Rights in Contex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一书的作者史密斯（Steven　B. Smith），他一方面论述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承认黑格尔的批判是对自由主义某些观点的纠正，如反历史的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又竭力证明这些批判都是可以为自由主义所容纳，其实与自由主义并不冲突，反而为透彻思考自由主义的某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更为有用的出发点。总之，在他看来，黑格尔是个自由主义者。

意大利哲学家洛苏尔多的《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也是一部为黑格尔辨诬的著作，但它与上述那类要把黑格尔收编为自由主义者的辨诬著作完全不同，反而明确指出：“黑格尔的立场不是非常自由主义的；实际上，它根本不是自由主义的。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反对是很明确的。”虽然洛苏尔多在书中用大量无可怀疑的材料，雄辩地证明了黑格尔在许多方面比自由主义者还要自由主义。例如，黑格尔看到，没有教育，一个人就注定会贫穷，学校教育是提升社会地位的工具。任何人不能剥夺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哪怕是他们的父母。但在当时，他观察到，在英国，六岁大的儿童就被用来清扫狭窄的烟囱；在英国的工业城市，少年儿童被迫工作，只有在星期天才给他们教育。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求“国家有绝对的义务去确保儿童接受教育”。可是，在如威廉·冯·洪堡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出面干预以保证公民的福利。而《蜜蜂的寓言》作者孟德维尔则干脆认为，教育的扩展对社会没好处，“上学和工作比起来是懒散，孩子们在这种容易的生活中不能适应”。“社会稳固”需要“劳苦大众”保持“对于他们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的无知”。

虽然黑格尔在很多地方与自由主义有分歧，但这决不等于他是自由主义鼓吹的种种价值和原则的反对者；相反，他通过把这些价值和原则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来考察，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来考察，比自由主义者更彻底地坚持和捍卫了这些原则。正因为如此，他反对契约论，却不是支持绝对权力而压制个人，相反，他公开说，在他的体系发展中，首先是“个人自由”。在《法哲学原理》中，他明确表示：“那些构成我独特人格和我的自我意识的普遍本质的福利，或者更确切地说，实体性的规定，因而是不可剥夺的，而我对它们的权利也永远不会消失。这些规定包括：我的整个人格、我的普遍意志自由、伦理和宗教。”而洛克却承认西印度群岛上的种植园主和卡罗莱纳的奴隶主们不受国家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他呼吁雇主对雇员建立一种父母式的权威。其实，黑格尔与自由主义者的分歧不在要不要个人权利，而在什么样的个人权利和谁的个人权利，洛苏尔多对此有精辟论述：“根据自由主义思想学派，个人是反对政治干预他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的所有者。相反，黑格尔头脑里想着的是平民，或潜在的平民，这些人赞成在经济领域的政治干预，以保障他们的生计。对前者来说，要捍卫的是资产阶级的独立性，或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独特性；而对后者来说，要捍卫的乃是平民的独特性，或潜在的平民的独特性。前者所攻击的抽象的普遍性乃是指国家，可能成为无产者的工具的政治力量；而后者所攻击的抽象的普遍性则是指认可现存所有权关系的市场规律。”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例，很显然，麦道夫之流会认为国家监管是对他们权利的侵犯；而升斗小民恐怕会觉得那是对自己权利的保护。抽象谈论个人权利能有多大意义？

惯于用抽象晦涩的哲学语言谈问题的黑格尔，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不抽象谈论他所主张和坚持的原则。在对待诸如个人权利、自由、国家、革命、权力、暴力、法权、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等近代政治的所有重大问题上，他都坚持了这个方法论原则，这也使得他遭到许多头脑简单的人的误解；但他思想的价值和划时代的深远意义，也正在于此。洛苏尔多在为黑格尔辨诬的过程中，用大量翔实的资料，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人们对黑格尔思想的误解，更多不是由于缺乏理解能力，或是由于黑格尔的思想过于晦涩、过于复杂；而是由于其意识形态的立场，由于现代性造成的学术意识形态化，也由于西方一部分人对德国文化的偏见。洛苏尔多的这部著作对黑格尔在西方被妖魔化的深层原因有系统的揭示，旁征博引，令人信服。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英德知识分子就相互丑化，彼此抹黑。德国人贬低对方的文化；而英国人则在政治上给对方上纲上线，霍布豪斯认为黑格尔思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悲剧的源头。英国文化代表自由，而德国文化则是奴役的文化。更奇怪的是，英国人认为他们才是西方，而德国人只不过是匈奴人和汪达尔人的后裔。后来在我国也比较流行的英美与德法之争的说法，只不过是上述划分的一个扩大。哈耶克虽然不是英国人，可他公然认为只有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才算西方，德国和法国的传统都不能算。今天，甚至连不少德国人都接受这样的说法，如哈贝马斯就认为黑格尔哲学与“西方精神相异”，尽管他自己从中获益不少。而“西方”，谁都知道，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时代，早就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即意味着所谓自由民主。在这种情况下，诚如洛苏尔多所言：“西方世界这个范畴起着一个致命武器的作用，……这个范畴使得对作为整体的德国文化和哲学的指控得以可能”，更不用说对某一个哲学家，如黑格尔了。

可是，这种西方与反西方，或者英美与德法之争，在思想史上是很难站得住脚的，英美德法思想互相影响，是西方思想发展史的基本事实，也应该是读书人的常识。被自由主义者猛批的德国保守主义反动思想，并非本土的产物，而是有赖伯克的影响。曼海姆很早指出过这一点，而洛苏尔多在《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中又用充分的原始材料揭示了这一点。被自由主义者不遗余力批判攻击的德国专制、保守、反动思想，并非德国纯种土产，而是源自英伦三岛。

然而，意识形态的斗争需要的不是事实，而是想象。人们在想象一个光辉灿烂的西方世界的同时，也想象了一个黑暗的德国——这个国度的整个历史都深受崇拜权力和暴力之害，深受合法化既成事实之害，而黑格尔，正好是这个黑暗国家的精神代表。

但黑格尔被挑选为所谓专制的、反西方的德国的精神代表，除了他哲学本身的原因外，还有两个原因，这就是：（1）他是霍布豪斯所抨击的哥特人之一；（2）人们把他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联系在一起。“妖魔化”黑格尔，可收一箭双雕之效。但光是这两个原因，还不足以构成对黑格尔的指控。只有对西方过度美化，才能对黑格尔提出指控。但这样的指控已经被意识形态把持和改造了，用洛苏尔多的话说，它们都“类似幻影”。事实证明，迄今为止人们对黑格尔的政治指控，很少有站得住脚的。反而是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有的实际上并不那么自由主义，《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给了我们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所以，当人们以那些人（自由主义的代表作家）为尺度来为黑格尔翻案时，实际上是抹杀了黑格尔对人类自由理论的伟大贡献。

在为黑格尔做了极为有力的辩护、澄清和阐发后，洛苏尔多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自黑格尔以来，关于自由的话语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成问题。……唯一可以替代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就是一个相当陈腐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史，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这种历史就一直困扰着当代世界。”此言极是。自由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这代人非常熟悉的路线站队的方式来解决。批判自由主义不等于反对自由，主张奴役。主义的标签往往会歪曲和篡改事实，而不是弄清事实。把“自由”当口号和武器来使用，而不愿深入研究问题，就只会将某种陈腐的意识形态奉为绝对真理。但这种心态本身已不是自由的心态，而是专制的心态了。多少罪恶不正是在此种心态下，假自由之名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