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尊孔

司马迁是位尊孔者。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把儒家学派的祖师孔子和儒家经典，特别是把孔子亲自整理和撰写的著述―《春秋》推崇到极高的地位。他视《春秋》为《史记》的先驱著作，并以《史记》来接续《春秋》的传统。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即曾借答壶遂问来阐述《春秋》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不仅用尽美好的词语来赞誉和肯定《春秋》本身，而且还特别强调，《春秋》是有国者、为人臣者、为人君父者和为人臣子者所必读的“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还写了一段司马迁不以壶遂拟《史记》于《春秋》为然的话。这固然有司马迁担心涉“显非当世”之嫌的顾虑。但中心窃喜，居然有人评价《史记》是继《春秋》之后的一大著作。

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更详尽地阐述了《春秋》的著述缘起和意义。同时又具体地论列了《春秋》的余响及传统。如书则有《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以至《吕氏春秋》，人则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以至张苍、董仲舒都是《春秋》的绪余和受教者。至于司马迁本人，在另一处也明确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

《史记》尊重孔子与儒家学派，可以说是同时代著作中的突出代表。清人王应奎曾揭其事，认为《史记》列孔子为世家，“所以存不朽之统也”。即其“著书本旨，无处不以孔子为归”。所以他认为：“汉四百年间，尊孔子者无如子长……子长之功岂在董子下哉！”实际上把司马迁推至可与董仲舒并列为尊儒术的功臣地位。

从《史记》全书观之，的确如此。他所确定的“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编撰原则，应认作是从儒家经典中“长于变”的《易》和“长于治人”的《春秋》中得到启示而来的。史记的史源是多方面的，资料搜集相当丰富。但其去取标准就是“夫学者载籍既博，犹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意即以儒家经典为一归和取材标准。

《史记》的体例安排，是实现“寓论断于叙事”的一种手段。世家一体本用以记封国诸侯，而孔子以无封邑、无卿士、无甲兵、无号令的一介之儒，而居然跻身于世家之列者，乃是孔子以“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这是将孔子置于学术王国的“素王”地位。

在篇目结构上，世家以吴为首，列传以伯夷为首，都是以孔子之是为是的。《吴世家》的论赞中说，吴太伯是被孔子称为“至德”的人。而《伯夷列传》中则在传首即标举出：“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这就是篇目次序安排的主要依据。

在人物立传上，对儒家学派也着墨较多。除《孔子世家》作为主篇，论列宗师行事外，《儒林列传》、《仲尼弟子列传》是儒家学派的群体传记，《孟荀列传》则是儒家学派嫡系传人的合传。

《史记》中对孔子的推崇，可谓已达顶峰。《孔子世家》通篇文字，着力勾画了孔子尽美尽善的形象。无论道德、学问，还是政事、人伦，都已臻无与伦比的高度。在篇末表达史家论断时，不仅对这位“至圣”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且还吐露了“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仰慕之情。在《儒林列传》中不仅描写孔子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和“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的学术至圣，而且还在身后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几乎成为当时及稍后的强力集团了。《史记》不仅在《孔子世家》中全面地论列孔子的生平，而且还在若干本纪、世家中记述孔子的生平行踪，以表示孔子的地位和作用。这在史记中是一特例。　　　

《史记》对人物的评论，也多以孔子的评论为依据。它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对颜回等二十八位弟子，都逐一引述孔子的评语为评语。除此传集中论述外，其他一些世家、列传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方式。司马迁不仅对汉以前的王侯评论以孔子评论为标准，其对汉朝诸帝的评论，也以是否尊儒为依归。汉高祖是汉朝的开国之君，司马迁对其功业有所称颂，立陈涉为世家也是体现汉高祖意志，唯独对高祖鄙视儒者颇致微词。《张丞相列传》及《郦生陆贾列传》中都着意刻画高祖倨傲卑儒的劣行。司马迁与武帝有严重的矛盾但却肯定了武帝的尊儒。

司马迁自称接受了儒家传统，曾自述儒家的传统是“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而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人吗？虽然没有明指，但“小子何敢让焉”一语，已俨然以道统所在自任。事实上，司马迁也确实是精研儒学的大家。他十岁就诵古文《尚书》，成年以后，又亲赴齐、鲁，“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去感受儒家学风。易学是儒家学派中“长于变”而难于掌握的学问，而司马迁却是师承有自的。其父司马谈是直接受《易》于杨何的。司马迁秉承家学，一脉相传。亦可见其尊孔是渊源有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