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社会主义假面具的南高加索反革命分子（摘录）

在俄罗斯联邦各边疆地区中，就民族成分的繁多复杂来说，南高加索是最突出的一个地方。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鞑靼人，土耳其人和列兹金人，沃舍梯人和阿布哈兹人，——这就是南高加索700万居民的复杂民族成分的一幅远不完全的图景。

在这些民族集团中，无论哪一个民族集团都没有明确划定的民族境界，他们都是交错地杂居着，不仅在城市是这样，在农村也是这样。其实这也正说明为什么南高加索各民族集团相互之间的残酷斗争常常盖过他们反对俄罗斯中央的共同斗争。这种情况就给用民族的旗帜和装饰品来掩盖阶级斗争造成了极“方便的”条件。

南高加索的另一个同样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经济落后。如果把巴库这个主要靠外资发展的全区工业绿洲除外，那末南高加索就是一个农业地区，只是在沿海一带边沿地方有比较发达的商业，而在中部则是还很牢固的纯粹农奴制度的残余。梯弗里斯省、叶里萨维特波里省和巴库省到今天还有很多农奴制的鞑靼公卿和封建制的格鲁吉亚王公，他们占有大地产，拥有专门的武装匪徒，掌握着鞑靼、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农民的命运。其实这就说明为什么在那里农民的不满情绪往往酿成激烈的农民“骚动”。正应该在这里来寻找常常被农民“骚动”所盖过的南高加索（巴库除外）工人运动的软弱和不纯的原因。这一切就给有产阶级和所谓“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数是贵族出身）结成政治同盟来反对目前国内爆发的工农革命造成了有利的基础。

二月革命并没有使边区劳动阶级的状况发生本质变化。农村中最革命的分子——士兵当时还在前线。而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由于边区经济落后，一般还软弱，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单位来说，还不巩固；他们陶醉于已得的政治自由，看样子不打算继续前进。全部政权仍然掌握在有产阶级手里。有产阶级死死抓住政权，等待时机，乐意让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战略家们用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实现等等奇谈怪论来麻痹工人和农民。

十月革命急剧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它一下子就把一切关系倒转过来，提出了政权转到劳动阶级手中的问题。“全部政权归工人和农民！”的呼声像雷鸣一样响彻全国，唤起了被压迫的群众。当俄国北部发出的这种呼声在那里开始实现的时候，南高加索的有产阶级亲眼看到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正给他们带来不可避免的死亡。因此，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就成了他们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而已经尝到政权美味的“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知识分子，现在面临着失掉政权的危险，于是就自然而然和有产阶级勾结起来了。

这样就形成了南高加索的反苏维埃同盟。

可汗霍伊斯基和哈斯马麦多夫之类的鞑靼公卿同饶尔丹尼亚和格格奇柯利之类的格鲁吉亚贵族知识分子所参加的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就是这个反苏维埃同盟的活的化身。

为了把民族集团内部的各阶级联合起来，组织了格鲁吉亚、鞑靼、亚美尼亚等民族的“民族委员会”。它们的鼓舞者是孟什维克饶尔丹尼亚。

为了把南高加索一切主要民族的有产阶层联合起来，成立了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它的领导者是孟什维克格格奇柯利。

为了把边区“全体居民”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组织了所谓“南高加索议会”，由南高加索出席立宪会议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达什纳克党和可汗等等的代表组成。它的点缀品，不，应该说它的主席，是孟什维克齐赫泽。

这里既有“社会主义”，又有“民族自决”，还有比这些旧装饰品更实际的东西：有产阶层反对工农政权的实际联盟。

但是，靠装饰品过日子是不能长久的。联盟需要“行动”。当第一个实际危险刚一出现，“行动”就立刻出场了。我们说的是和平谈判开始以后从土耳其战线回来的革命士兵的事。这些士兵必须经过反苏维埃同盟的首都梯弗里斯。他们在布尔什维克手里对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的存在会形成严重的威胁。危险是非常实际的。于是就在这里，在这个危险面前，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装饰品都销声匿迹了。这个同盟的反革命性质暴露出来了。行政委员会和“民族委员会”对前线回来的部队进行了叛变性的射击，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而把野蛮的“民族”团练武装起来。为了使“行动”更有把握并保证自己北部的安全，南高加索行政委员会同卡拉乌洛夫和卡列金达成协议，给卡列金运去了整整几车厢弹药，帮助他解除那些他自己无力解除的部队的武装，总之，用各种手段支持他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不择手段地保护南高加索有产阶级，使他们不受革命士兵的侵犯，——这就是这种卑鄙“政策”的实质。唆使觉悟低的伊斯兰教武装队伍攻击俄罗斯士兵，把后者诱入预先布置好的埋伏地点，殴打和枪杀，——这就是这种“政策”的手段。在沙姆霍尔（位于叶里萨维特波里和梯弗里斯之间）附近枪杀从土耳其战线开来进攻卡列金的俄罗斯士兵，是这种可耻的解除武装“政策”的最明显的例证。

载于1918年8月26日和27日《真理报》第55号和第56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47～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