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书同时采用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是所有量化建模的基础，而定性研究（包括深度访谈、期刊查阅和个案研究）则使笔者得以更加准确深入地去理解和阐释通过定量分析得到的结果。正是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我们才能够厘清国家和金融市场在中国企业采用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和公司战略的变革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些组织变革的具体过程及其结果，笔者采访了在中国证券市场和中国上市公司中任职的有着不同视角和身处不同职位的人。这一点可以说非常重要，例如政府官员的谈论重点可能是政府为什么以及如何推动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和公司战略在企业中得以贯彻和实施，而上市公司高管则可能会着重阐释战略转型和新的公司治理制度在企业内如何得以实现以及实现之后给企业绩效带来的影响，这些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访谈有利于我们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和公司战略转型。

（一）定量数据

本书使用的定量数据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总经理（CEO）变更情况以及会计与财务数据信息是从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以及国泰安系列数据库（CSMAR，中国证券市场与会计研究数据库）采集而来。对中国上市公司来说，年度报告仍然是企业进行自我展示、宣布企业战略变更以及同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的最重要的手段。CSMAR是香港大学同总部位于深圳的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GTA）进行的一个合作项目，由于其卓越的品质而被纳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研究数据服务中心（WRDS）的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中国上市公司的大量信息，涵盖产业部门、注册资本、员工人数、高层管理人员以及财务信息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等信息来自北京色诺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Sinofin）开发的数据库。同CSMAR数据库相比，Sinofin数据库除了能够提供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以外，还能进一步提供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公司战略等动态变化的情况。多元化的相关数据则是在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和Wind数据服务公司（又称为“中国的彭博社”）所提供信息的基础上计算得出。Wind数据服务公司提供的数据信息是中国企业家和金融专家最常使用的数据资源。此外，对于那些无法从年度报告或以上三个数据库查到的变量信息，例如上市公司的行政级别或其隶属的政府级别等信息，笔者则根据公司网站提供的信息或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招股章程进行了收集和人工编码。

在上述数据资料的基础上，笔者构建了涵盖676家中国上市公司在1997～2007年的公司治理、股权结构、总经理变更、产业多元化以及公司财务等信息的面板数据库。进入面板数据库的676家企业中，有403家企业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另外273家则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在行业组成方面，如图1-1所示，样本公司中最大群体（67%）来自制造业，然后是公用事业（10%）和多元化企业（9%）。与中国的非上市公司相比，这些作为研究样本的上市公司规模更大，也更有知名度和影响力。之所以将这些大型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有几个原因：首先，这些大型企业构成了主导中国经济的核心部分，因此这些企业本身的重要性就决定了它们值得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次，这些大型企业的治理实践为其他相关企业提供了良好的范例。中国上市公司的组织变革可以说为其他中国企业起着良好的榜样和示范作用，尤其在公司治理和公司战略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图1-1 样本公司的行业构成情况

以1997～2007年这一时间段作为研究中国企业公司治理和公司战略的观察窗主要有三方面的理由。第一，一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公司治理这一概念才真正为中国企业管理人员和商业研究者所熟知；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比如独立董事制度）也是从2001年起才开始在中国企业中被广泛采用的。除此之外，股东导向的公司战略（例如去多元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其强劲的势头才开始逐渐显现出来。第二，我们之所以选择1997年作为研究的起始年份，也因为中国上市公司的各项信息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变得相对可靠。对中国上市公司信息公开化的要求，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一系列有关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出台之后才真正做到了切实执行。第三，1997～2007年是我国实施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改革（比如独立董事制度、高管股权期权薪酬制度）的主要时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式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受到质疑，甚至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加上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公司治理改革更加强调要符合中国国情，强化党的领导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因此，大规模的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改革基本停止。

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设了两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开始正式营业），在这两家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截至1997年一共是703家（见图1-2），因此，本书676家企业的样本基本覆盖了所有在1997年已上市的公司，能够有效地跟踪这些公司在1997～2007的动态变化。采用十年的面板数据，对于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和公司战略如何随时间而变化，以及国家和金融市场在这些变化背后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说至关重要。

图1-2 1990～2006年间中国上市公司总数量

（二）定性数据

笔者通过深度访谈、商业和金融期刊查阅和个案研究完成了定性数据的采集工作。

1．深度访谈

为了能够多角度地对宏观的制度变革（例如国家和金融市场层面的变革）、微观的企业组织变革效果情况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考察，笔者采访了在上市公司和金融市场相关部门工作的一些人士，包括来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CSRC）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SASAC）的政府官员和金融市场监管者，上市公司高管和独立董事，基金经理和证券分析师，以及对金融市场和中国上市公司情况都比较熟悉的公司法律顾问和管理顾问。笔者一共进行了52次采访，表1-1列出了这52位受访者及其所属机构的信息。总体而言，这些深度访谈为本研究的顺利完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让笔者得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和公司战略在近些年中的具体变化情况以及这些变化发生的真正原因，并且也让笔者能够更为自信地找出定量模型分析背后的因果关系。可以说这些深度访谈信息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灵感和实例性数据。

表1-1 本书受访者情况

2．对商业和金融期刊的查阅整理

笔者对最具权威性的商业和金融期刊，包括《中国证券报》（被认为是“中国的华尔街日报”）、《财经杂志》（被认为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杂志”）、《中国企业家》、《环球企业家》、《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这几家报纸杂志在1997～2007年刊登的文章进行了系统性的阅读和整理。在此过程中笔者尤其关注了与公司治理、公司战略以及金融市场运作相关的企业问题的报道和评论。

3．企业个案研究

本书的定性研究还包括了以几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主要针对公司战略和总经理变更这两方面进行深入探索，这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企业变更背后的复杂因素并提出可检验的假设打下了良好的实证基础。同深度访谈一样，这些个案分析也增强了笔者在研究后期基于定量统计结果进行因果关系分析与推断的信心。

本书对现有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贡献。首先，从理论上来看，本书所做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外部制度环境如何塑造大型企业内部结构和战略这一问题的理解，具体而言，本书使我们对国家和金融市场在大型企业公司治理和公司战略变革中所起的作用有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其次，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本书进行的调查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是如何在过去几十年中通过股权多元化/股份制改造、公开上市以及实施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改革而实现向现代企业转变的。此外，虽然近年来相继出现了不少关于中国金融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研究文献，但绝大多数都是从经济学或政治学的角度来做的研究；而本书则是从社会学角度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剖析，通过这一社会学新视角，我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结构、运作机制以及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和公司战略问题会有新的、更为深入的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