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公司革命”：社会学视野中的中国企业现代转型

一 金融市场与中国超级企业的崛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Petro China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中石油”）作为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在2007年11月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简称IPO）之时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随着股票价格的上涨，中石油凭借其三倍于首发价（IPO Price）的高达48.62元（约合6.52美元）的股价，在首发当日便超越美国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石油公司，成为世界上市值规模最大的公司。虽然中石油之前已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中国香港联交所上市，但资本市场中蠢蠢欲动的资金以及投资者对新机遇的无限渴望，仍然使得中石油股票成为人们竞相购买的对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当天，其市值最高点约1.2万亿美元，相较之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4870亿美元的市值便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中石油的市值规模甚至还超过澳大利亚2007年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即便是美国市场上最为精明的投资者也似乎难以抵御这扑面而来的中石油的股票狂潮。例如，为世人所熟知的“最伟大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在2007年通过售出其早在2003年就购入的5亿美元中石油股票获取了35亿美元的盈利，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四年之中巴菲特投资中石油的回报便超过600%。当然，由于广大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热情，获益匪浅的并不止中石油一家，其他一些中国大型国有控股公司也同样大受其益。结果是，至2007年，中国就拥有了好几家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公司，包括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银行（ICBC，中国工商银行）、保险公司（China Life，中国人寿）、电信运营商（China Mobile，中国移动）以及航空公司（China Southern Airlines，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等拥有惊人市值的超级企业。如果仅从市值来看，全世界最大的10家公司中，中国就占了5家。

处于中国商业世界另一头的私有企业同样也从金融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例如，中国2007年几次最为热门的首次公开募股中，民营房地产公司“碧桂园”在开盘当日股价就飙升了35%。在上市首日的交易结束时，这个创建于中国南方的本来鲜为人知的地产公司，市值达到了150亿美元；而拥有其60%股份的创始人杨国强先生也顷刻之间成为中国首富，其身价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投资大师乔治·索罗斯、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芬·乔布斯以及默多克新闻集团的创始人鲁珀特·默多克。碧桂园拥有华尔街一些最大、最知名的投资银行作为其主承销商，包括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瑞士联合银行（UBS）；其公开募集到的资金约达16亿美元，相当于谷歌在2004年公开上市时在美国股票市场的募资额；另外，该公司在2007年的预期利润高达5亿美元，几乎与世界范围内的那些跨国企业巨头不相伯仲。

若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前，中国拥有这样市值巨大、业绩出色的超级国有和民营企业巨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时候的中国，不仅工业部门百病缠身，银行体系也是负债累累，具体的债务情况甚至至今没人能够说得清楚。整个会计系统的混乱程度比起当年的安然公司（Enron）可能更加严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体制性问题，国有企业（如中石油）和国有银行（如中国工商银行）等都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曾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为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服务的章家敦，在他的《中国即将崩溃》（2001）一书中不遗余力地论述并指出一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强大的各方压力之下，不多时日——很可能不超过五年时间——中国的经济便将彻底崩溃，而届时整个国家也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动荡。

回溯至1997年，杨国强先生是在家乡广东佛山当了多年的种地农民兼建筑工人之后，靠着辛勤的劳动所获，再加上一些四处借来的资金，他创立了碧桂园。像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的中国民营企业一样，碧桂园当时只是一个家庭式的规模很小的企业，那时典型的中国民营企业同西方世界“夫妻店”式的家庭企业很像，由于难以从国有银行筹得资金，往往在规模上都非常有限。

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使得当初那些负债累累、随时可能破产的如中石油和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国有企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之内便能够扭转乾坤，成为全球市值颇高的超级大公司？而像碧桂园那样的“夫妻店”式的家族企业又是如何在短短十年之内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民营公司并变身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现代企业？这些骄人业绩的背后，中国的公司治理和公司战略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不用说，在这一系列问题的背后，一定有很多经济因素对这些国有和民营公司令人瞩目的崛起和发展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例如整体上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本书从中国企业成功转型背后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展开讨论。金融市场，其作为最强大的制度性力量之一，扮演着幕后推手的角色并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企业的命运：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实现在金融市场的上市融资，中石油和碧桂园所拥有的巨大财富以及如闪电般迅猛上升的势头，实在难以成为可能。其他众多的中国企业也是在上市之后，才有了股价呈100%、200%，甚至1000%的大幅度增长。假使从来不曾上市，类似碧桂园这样的默默无闻的家族企业，想要实现高达16亿美元的一次性融资，就不啻为天方夜谭。不过，中国的金融市场绝不仅仅是企业融资和迅速致富的渠道，它对小到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改造、大到中国企业的整体现代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广义上讲，20世纪90年代初金融市场在中国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是它引发了一次次的中国“公司革命”（Corporate Revolution）（例如90年代以来全国性、大规模的股份制和公司制改造），而又是这些“公司革命”的巨大浪潮为中国送来了如《资本的社会化》（Socializing Capital）（Roy, 1997）和《组织美国》（Organizing America）（Perrow, 2002）中所描述的那些浩瀚宏伟的历史进程。因此，正如美国经济从20世纪初逐渐开始由那些企业巨鳄所主宰一样，在21世纪初的中国，类似的超级大企业亦开始接二连三地浮出水面。

探索中国这些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转型成为现代化企业的原因及结果，是本书实证与理论研究所追求的目标。本书对国家和金融市场在重塑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和公司战略（Corporate Strategy）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特别的关注。本章一开始对本书的理论框架——一种全新的从制度角度对公司治理和公司战略进行的研究——做出详细的阐述。接下来，将会对研究所收集到的用以检测并阐释本书论点的数据加以说明。在本章的最后，将简要指出本书为公司治理和公司战略研究所做出的理论和经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