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意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完善行政制度。从秦汉到晚清，道制的变化发展始终是地方行政制度发展演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道制朝着不断完善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到明清时期，道在地方行政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虽然，清代道之设置经历了多次变动，情况也比较复杂，但是，就台湾地区而言，台湾道的设置是相对稳定的。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正式纳入大清版图。康熙二十三年（1684）起设立各种制度，台湾隶属于福建省，并划为一府三县，置巡道一员分辖，台湾道正式建立（此时其全称是“分巡台厦兵备道”，统辖的区域包括厦门和台湾，其后其名称随形势变迁而时有变化，为方便论述，本书作整体论述时，统称台湾道）。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台湾地处偏远，与大陆横洋相隔，入清版图之初犹有大片土地尚未开发，再加上清代台湾社会动乱不断，所以，台湾道的设置在承上转下的功能上，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台湾道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驻台的最高长官，因此，在台湾社会的发展中，道台至为关键。然而，因清政府统治政策的影响，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收复台湾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割台为止的200余年间，台湾道的名称、辖区，道台的官衔、职掌、权力、地位等都时有变动，更显出了其特殊性。

基于以上情况，对清代台湾道（包括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台湾道和道的行政长官台湾道台）进行系统、专门研究，是一项颇有意义与价值的学术工作。具体来看，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深化清代职官制度研究，加强对清代道的研究。作为清代地方行政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道位居省与府之间，可以弥补二者行政运转之不足；道的长官道台是位处督抚及藩臬两司之下、知府之上的中级地方官员，在地方政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具有承上转下的功能。因此，在研究清代地方政治制度时，对道和道台进行研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领域。

第二，深入认识台湾道的特殊性，拓展对台湾史的研究。台湾一地，自明郑而政制始立，入清版图后，更逐渐开发，树立了近代的规模，而在此过程中，官制与行政区划既跟随开发程度而修改，同时，也扮演着导引或掣肘的角色。所以，探索职官，是认识清代台湾史的基础。有学者指出：“台湾对整个中国而言，是个发展特殊的地区，探究台湾史既可略窥汉文化的传承，亦可见及大传统下的区域歧异。而官制及行政区划乃是塑造一地区型态的根本，研究区域史者，皆应先认识其政治规制。”但目前，学界对台湾官制的研究并不积极（后文将详细论及）。因此，笔者选择了清代台湾作为研究区域，并以政治制度史作为研究的基础领域，并结合社会史视角，通过对清代台湾地方官制的研究，探寻台湾的社会发展轨迹，也从中窥视清代对台政策的发展变化及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第三，重建历史事实，还原台湾道台特殊群体。制度是行政的依据，但制度的执行者是人，行政制度的成效往往与执行的官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这些执行者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成为改变制度的关键因素。因此，探讨某一职官，除了要解官制的运行与演变，更应当研究任职者的经历、作为，这样才能更彻底地了解官制的运行与演变。正是基于以上考虑，笔者选择道台作为研究的对象。道台的品秩本不高，除非日后擢升至相当地位，否则国史中一般不载，而方志宦绩中或片断简略，或毫不载录，这就需要从零散的史料中选取有价值的资料进行论证、充实，把他们放到特殊的历史背景中，还原成有血有肉、生动形象的整体。

据统计，曾任台湾道台者共有91位，他们参与了清代台湾历史（从台湾道建立到割台之前）的全部过程。他们不但要处理日常政治、军事、文化教育以及对外事务，在台湾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三大民变、鸦片战争、牡丹社事件、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起到了影响时局的关键作用。作为中层行政官员，由于清代台湾本身的特殊性，台湾道台实际上比清政府中的其他多数官员更要频繁地面对各种各样的变化和改革，并对这一系列的变化做出适当的反应，因此，他们对时局及所处的闽台环境也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很多时候可以说有更多的无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剖析和探究的。

第四，服务现实社会，增强两岸的法缘认同。基于闽台天然的地缘、血缘优势，康熙统一台湾后，逐渐形成了闽台区域一体化的局面。笔者以清代台湾道台作为研究的中心，从他们的视角出发，考察清代台湾社会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并把他们作为一个“联系人”的角色来考察清代中央与台湾、福建与台湾之关系，在此基础上，希望能为研究台湾历史及研究闽台关系史进一步扩宽视角，进一步增强两岸同胞的法缘认同。

第五，对具体问题进行考辨，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笔者对台厦道在厦门的衙署、清代台湾道的性质及台湾道台的人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辨，并对台湾道台在三大民变中的表现等进行了深入剖析。在深入探讨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从而期望能对台湾道、台湾道台与台湾社会的关系有更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二 研究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在给台湾学者许毓良的专著《清代台湾军事与社会》作的序言中指出，近年来，“台湾历史的研究，在台湾已从 ‘险学’演变成 ‘显学’。学人趋之若鹜，大陆的台湾历史研究，也有逐渐加强的迹象”。这说明，大陆对于台湾的历史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就为笔者研究台湾历史提供了一个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平台。对近些年台湾历史研究的概况，很多学者都已有专文论述，笔者就不再赘述，这里仅就与本论题相关的几个方面回顾其研究的状况。

1．清代台湾职官制度的研究概况

职官制度研究是从事史学研究的基础，历来是历史学研究的重点，但是，学界关于清代台湾地方官制的研究成果却一直相对稀缺。

就台湾地区来说，对周惠民主编的《1945—2005年台湾地区清史论著目录》（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里收录的1945年到2005年间有关清代史研究的专书、期刊及博士论文进行统计发现（见表0-1），该书收录的1614种专著中，有关台湾官制的仅3部；收录的700多篇硕博士学位论文中，博士学位论文竟无一篇做台湾职官制度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也只有4篇涉及；收录的8800多篇期刊论文中，以台湾职官制度作为研究中心的，仅19篇。统观这为数不多的作品，其研究内容涉及清代台湾的官僚体制，厅县制度，台湾吏治的整体状况，官吏的选拔、任用、养廉制度等，并有关于巡台御史、台湾总兵、知府、书吏、差役等具体职官的专门研究等，以及研究某一官员治台政绩的。其中成果比较多的主要是许雪姬和汤熙勇二人，可以说，他们为清代台湾职官制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当然，该书不可能包罗台湾地区台湾研究史的所有作品，但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到，台湾本土对清代台湾职官制度的研究可以说是有所不足的，而且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近十年来基本上没有相关的作品问世，这也说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仍然是一个“冷门”。

再来看大陆方面的研究状况。这里笔者主要对国内台湾史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两份刊物——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出版的《台湾研究集刊》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出版的《台湾研究》进行统计，结果是有些令人吃惊的。在《台湾研究集刊》自1983年至2011年第3期为止的共1691篇论文中，关于清代台湾职官制度研究的仅2篇，即李祖基的《清代巡台御史制度研究》（1989年第2期）和陈孔立的《乾隆年间台湾刑案与社会生活》（2004年第4期），而且两篇文章发表时间竟然相隔15年。而另一份刊物《台湾研究》在所查阅到的1994年至2011年第3期的目录共1217篇论文，其中仅有李祖基的《分巡台湾道“兼督船政”考——兼答林文龙先生》（《台湾研究·历史文化》2007年第6期）一篇（当然其中也偶有几篇关于某些官员的治台政绩的，笔者这里主要讨论的是职官制度方面的研究，故不将这些文章列入）。虽然，这两份刊物刊登的仅仅是大陆学者研究台湾历史的一部分文章，但是从中却可以看出大陆台湾研究的总体取向，大陆向来以研究职官制度史见长，但对清代台湾职官制度的研究则似乎是凤毛麟角。

再把搜索范围扩大，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目前可见，仅有徐万民的《建省前清政府管制台湾的若干特殊制度》（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该文对清朝统一台湾后推行的若干特殊的管制制度进行探讨，涉及赴台任职官员的任期、回避、携眷、置产和奖惩的特例，御史巡台制度，督抚将军提督巡台制度，班兵制等方面的内容。当然，在大陆对清代台湾职官制度凤毛麟角的研究中，近年来出现了一部力作，那就是尹全海的《清代渡海巡台制度研究》（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综合了以往的研究，在研究巡台御史制度的过程中，对巡台御史这一职官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可以说是给沉寂许久的清代台湾职官制度研究打开了崭新的局面。

综合两岸研究状况，不难看出对清代台湾职官制度的研究，无论在台湾抑或在大陆，都是薄弱的。此方面研究虽然已经建构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但研究成果还显得相对单薄，需要有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来“焐热”这一基础领域的研究。

2．对清代台湾道及道台的研究概况

对清代台湾职官制度的研究虽是台湾史研究中的“冷门”，但目前对清代台湾及台湾道台的研究却已有一定的基础。

台湾本地学者因其地理上的优势，对台湾道的研究起步较早，并产生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张世贤的《清代台湾镇道关系（康熙二十三年至同治十三年）》（《台湾风物》1976年第3期）是较早的专门探讨清代台湾道与台湾总兵之间关系的文章。文章梳理了台湾道、镇的建置概况，对二者的权力消长进行了分析，得出台湾道虽有监督台湾镇之权，但实际上台湾镇权力高于道的结论。台湾这种道镇关系使得当时吏治、营政难以整顿，而致腐化不堪。

较为系统地研究台湾道及道台的，要数1980年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张舜华的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官制中“道”的研究》。文中首先介绍清代地方官制中道的地位；其次依序叙述台湾道员的职衔，以及名称的演变。除了对于制度的全面探讨之外，又详列台湾历任共84位台道的生平事迹，并将此80余位道台的出身、籍贯、任期等，分别加以分析整理；最后，对养廉银人事制度进行探讨，还对该道台与督抚、总兵的关系加以叙述，以见清朝一代治台政策之更异兴替。文章得出结论，认为由于台湾地处偏远，中央对其是防患重于经营，且道员看似职隆权重，实则常文武不合、吏治贪浊，使得台湾未能与本土同步得以发展。该文被认为是“目前为止对最高文官台湾道进行的最为系统的研究”，也被认为是“台湾学界做得最好的职官表之一”。

之后，1987年出版的许雪姬的《清代台湾之绿营》中有《由镇道势力之消长看清代台湾文武官员之关系》一文，亦对台湾镇、道之关系进行论述，提出镇、道势力之变化对台湾文武官员互动之影响，以及对台湾政事之处理方式的影响，并且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台湾镇、道之间的微妙关系，结论是台湾镇、道并不能和睦。

另外，薛鼎霖的《同治前清代台湾镇道府职权研究》（2007年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则探讨了同治以前台湾镇、道、府建置演变及三者权力变化情形。提出在制度之运作下，使镇、道在职权上可以互相制衡，又互不隶属，镇、道之间权力互动亦随官员个人因素而产生不同模式，这些导致了镇、道冲突不断，最终逼使朝廷在台湾不得不设省以治之。该文可以说是对特定时间段清代台湾镇、道关系的系统论述。

综观上面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台湾学者对台湾道及道台的研究以整体研究为主，且更多的是把重点放在镇、道关系的论述上。而台湾道台作为一个承上转下的地方中层官员，他们还要应对作为上级的督抚藩臬、中央特派的巡台御史，并要管制下级的府州县官吏，台湾道台与这些文武职官员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这些也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

大陆方面，对清代道制的研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特别是近几年来出现了不少专文，如南开大学2010届博士周勇进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地方道制研究》系统论述了清代地方道制的演进过程，对比明代道制的发展变化，突出清代道制渐趋稳定的特点。而新近出版的苟德仪的《川东道台与地方政治》（中华书局2011年版）一书，则以川东道台作为研究的对象，致力于川东道台的历史事实重建，详细分析了川东道的作用与功能，并在考察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打破道只是藩、臬二司“派出”的临时性机构的传统观点，认为至迟到乾隆十八年（1753），道已经是省、府（县）之间相对独立的地方行政区划和机构，其作用与功能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能够见前人研究之不足，并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是很具有创见性的。

但是，相对而言，大陆学者对台湾道及道台的研究则是很少的，笔者所见，专门论述此方面问题的仅李祖基在《分巡台湾道“兼督船政”考——兼答林文龙先生》一文中，根据相关史料，对台湾道“兼督船政”一事进行的考察与探究，实则为清代台湾道职官制度研究开创了新的切入点。另外，虽还可见陈良亭的《功勋卓荦 两袖清风——（清）台湾道台熊一本传略》（政协六安市金安区委员会编《金安文史》第1辑，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程如峰的《台湾道台熊一本》（《历史月刊》2008年第247期）、李乃瑞的《台湾道台李明心》（《文史天地》2009年第9期）三文，但其内容则是叙述曾被授予台湾道台一职的李明心和熊一本一生的功绩，并未对他们在台湾道台任上的情况做具体的说明。另外，还有沈吕宁的《船政提调与台湾道夏献纶》（张作兴主编《船政文化研究》第4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则主要是以夏献纶为研究中心，考察了他在船政提调及台湾道台任上的政绩。除此之外，几乎未见有其他专文来研究台湾道及道台的，这也说明了，对台湾道及道台的研究还是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深入挖掘的。

当然，在一些有关职官制度的著作中也有零散提及此方面的内容，但因其基本上只是点到即止，故不一一列出。另外，近些年，也有部分学者在探讨台湾文化教育史、闽台关系史时，对台湾道及道台也开始关注。如汪毅夫在《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的《闽台文化史札记》一文中，对台湾道台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和纠正，并一再强调台湾道台对台湾文学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黄新宪在许多文章中也多次提及台湾道台对台湾教育的贡献，特别是在《闽台教育的交融与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更是对台湾道台与台湾教育的关系有颇多论述。许维勤在其专著《闽台行政建置关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中也多处涉及台湾道及道台在闽台行政建置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论述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台湾道台的研究，但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笔者认为，可以在此基础上，以台湾道台为中心，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探讨他们在台湾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清代台湾职官制度的研究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的台湾道和道台研究仍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课题，应在补充原有台湾职官制度研究不足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史、文化教育史、闽台关系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理论，从各个角度继续深入研究，从而进一步扩展台湾史研究的领域。最后，引用杨天宏先生评价苟德仪的新作《川东道台与地方政治》时说的一段话：“在普遍以为社会史、文化史才是学术研究最近趋势的今日，由年轻学者推出以某一特定区域政治现象管窥宏观政制建构的研究成果，无疑需要一定的学术勇气。”在政治制度史研究相对薄弱的今天，作为特定区域政治制度史的清代台湾政治制度史仍然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挖掘和研究的。

三 史料运用

史料学派的创始人傅斯年认为，“史学的工作就是整理史料”。进行史学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虽然目前学界对台湾道及道台的研究为数不多，但历史文献中对台湾道及道台则有不少记载。尽可能全面地搜集这些史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合理的运用，是对台湾道及道台进行研究的基础。本书所运用的史料，包括正史、档案、实录、方志、碑铭、资料汇编及其他各类与之有关的资料。参考尹全海在《清代渡海巡台制度研究》一书中的分类，这些史料主要可分为三大类。

（1）清代官方档案文献，包括通史、会典、历朝实录、皇帝谕旨或朱批等。如《清史稿》《清朝通典》等的“职官”部分，都专门介绍了道的设置沿革及道台的职掌等情况；《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大清律例》《钦定吏部则例》等清代官制方面的专书中，也记录了大量关于道台奖惩措施的规定；历朝实录及各朝档案奏折汇编，如《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光绪朝朱批奏折》等档案史料中也保存了大量有关台湾道台任免情况的信息。通过对这些官方档案文献的整理，可以在理清清代道制的发展演变情况的基础上，梳理出台湾道的发展变化及台湾道台的职掌、职权等情况。

（2）台湾道台的奏折、著述。在陈云林总编的《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中，保存了不少台湾道台的奏折，从中可详细考察台湾道台处理各种政务的信息。部分台湾道台还著书立说，如张嗣昌《巡台录》、蒋元枢《重修台郡各建筑图说》、糜奇瑜《治台要略》、邓传安《蠡测汇钞》、周凯《内自讼斋文集》、刘鸿翱《绿野斋集》、姚莹《东槎纪略》 《石甫文钞》《东溟文集》、徐宗干《斯未信斋文集》、丁曰健《治台必告录》、吴大廷《小酉腴山馆文集》、夏献纶《台湾舆图》、刘璈《巡台退思录》、唐赞衮《台阳见闻录》等，这些著作或是台湾道台记录其在台任官的经历，或是对台湾各方面情况的记叙。通过对这些史料的运用，考察台湾道台的任官情况、清代道制在台湾的执行情况，可以进一步深入考察清政府对台湾管理制度的发展变化。

（3）时人著述、台湾方志、族谱和碑碣史料。除台湾道台自身的著述外，本书还搜集了大量时人著述加以补充，如黄叔璥《台海使槎录》、朱景英《海东札记》、王元稚《甲戌公牍钞存》、徐珂《清稗类钞》等。另外，在现存的四十多种台湾地方志中，对台湾道的设置情况、台湾道台的任用情况及政绩等都有专门的介绍。其他还有如族谱和碑碣史料中也有一些关于台湾道及道台的记载。通过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辨分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深度考察台湾道的发展变化情况及台湾道台的地位和作用。

上述史料中，有关台湾的文献资料应该说是相对集中的，自1950年代起，就有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台湾文献丛刊》309种。近些年，两岸史料整理又有显著成果，《台湾文献汇刊》、清宫台湾系列档案史料、《台湾研究资料汇编》等一系列史料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两岸的台湾史学研究，也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这些文献中关于台湾道及道台的资料则是相对分散的，对这些相对零散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纳、总结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对此，笔者作了较为系统的爬梳工作，力求在占有这些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台湾道的发展变化及台湾道台的职掌、作用等进行深入透析与探论。

四 研究方法及著述框架

1．研究方法

官制及行政区划是塑造一地区形态的根本，本书研究的是清代台湾这一特殊地区的行政规制及台湾道台这一特殊的官僚群体，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区域史研究理论作为基础，并重点贯穿“闽台区域一体化”的理念。

又因台湾道的设置和发展历时200多年，台湾道台对台湾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事务都有涉及，故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又具体采取了纵横交错、经纬交织、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第一，以时间为主线，交叉横向研究。本研究时间跨度相对较长，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乙未日本割台（1895）为止，所以，本书主要先按时间顺序梳理台湾道设置的阶段，理清台湾道名称的发展变化，在此基础上再分专题横向深入讨论各个阶段台湾道的发展状况及道台的活动。

第二，个案研究与系统研究相结合。在论述各个专题时，本书主要先以个案为导引展开论述，最后总结台湾道台在台湾民变、文化教育、中外交涉等方面的地位、作用，达到点面结合，史论结合。

第三，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台湾道台虽是200多年间驻台的最高长官，但仍然摆脱不了职重权轻的命运，那么，他们在台湾地方行政体制中的地位如何，与上级之督抚藩臬、中央特派之巡台御史，与下级之府州县长官的关系如何呢？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斗争中，对台湾道台作一个明确的定位。所以，本书将在研究过程中对91位台湾道台进行总体上的量化分析，从而归纳、总结其整体性特点。

第四，多学科交叉研究。对台湾道台的研究不仅仅是政治职官制度的研究，因其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其活动涉及地方治安、文化教育、闽台关系、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这就需要结合这些方面的理论，多学科交叉综合，从而把台湾道台还原成形象生动、有血有肉的整体，并重构当时台湾社会的发展风貌，并且从新的视角探索地域社会结构。

总之，对台湾道台的研究虽然前人已有重要成果，但是仍然可以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从多学科角度探索。

2．著述框架

除绪论和结语外，本书主要分为八大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第一章），对明清道制进行整体论述，考察福建设道概况，从而为后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第二章），围绕台湾道的性质这一中心问题，对台湾道的相关情况加以考察。分析了台湾道设置的背景，理清台湾道名称的发展变化，并考察了台湾道在闽台行政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对台湾道进行准确定位：从乾隆十八年（1753）开始，台湾道已经具备了成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的所有条件，从而使福建成为“省—道—府—县”四级行政区划建制，台湾建省之后，也采用了此种行政建制。

第三部分（第三章），以台湾道台作为研究的中心对象，考察其基本设置情况，对其人数进行进一步的考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析台湾道台在台湾官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期对台湾道台群体能有清晰的整体性认识和定位。

第四部分（第四章），主要考察台湾道台的选任、考核及任期制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清代对台政策的变化，并希望对台湾吏治能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第五部分（第五章），针对台湾道台如何应对台湾社会的各种突发事件，如何发挥其“兵备”职能等问题展开论述，从而突出作为“守土官”的台湾道台在台湾社会秩序的维护中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第六部分（第六章），在深入分析台湾道台对台湾农业生产、番民、商业贸易、洋务运动等各类具体事务的管理的基础上，总结其对台湾开发的贡献。

第七部分（第七章），扩展对台湾道台文化教育职能的认识，通过分析台湾道台长期兼理学政，且大多数道台关心台湾文教事业，热心台湾书院、义学的设立等情况，突出台湾道台对台湾文化教育发展的贡献。

第八部分（第八章），对全书进行总结，重点分析了台湾道的独特之处。在此基础上，探讨本研究课题的现实意义。

在写作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到清代台湾道及道台的研究是一个看似精小却包含相当丰富内容的课题。除本书所述及的内容外，对此选题的研究还有许多可以深入挖掘的地方，如对台湾道台在台湾地方外事中所起的作用这一个重要问题，因为篇幅和时间原因，本书并未专门展开论述。此外，由于时间紧迫及笔者学识有限，书中必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祈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