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内气候传播研究

为了更全面梳理中国气候传播研究的文献，笔者曾用“气候”“报道”“新闻”“框架”“认知”“策略”作为关键词，对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万方数字化期刊全文库2007～2014年的相关文献进行搜索，共发现81篇，集中发表在2007年（含）以后。按照内容可分为综述类（6篇）、媒体内容及话语框架类（49篇）、传播主体角色及策略分析类（7篇）、公众认知类（21篇）。这些文献大体勾勒出中国气候传播研究的基本情况（见图2-2）。

通过梳理2015～2017年的文献，发现媒体报道内容分析的数量和质量较2010年近20篇的高点有较大幅度提升，保持在每年30篇左右，但有公众认知、传播策略等研究视角的文献还是非常少。

1．媒体报道话语框架研究

虽然气候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全球议题，国内媒体和学界注意到这一问题是20多年后。按照时间序列和关注度高低，可分为启蒙、井喷、平缓、复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7～2009年的启蒙期。因为《京都议定书》签署十周年、IPCC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和《巴厘路线图》出炉等一系列国际热点事件发生，2007年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急剧升温。中国政府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角色参与联合国巴厘岛气候谈判，少数媒体有机会随行参与，并将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热度传回国内。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为了表达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先后发布《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使这一议题受到进一步关注。

2007年6月，贾鹤鹏发表文章《全球变暖、科学传播与公众参与——气候变化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分析》，对《人民日报》、《科技日报》、《科学时报》和《新京报》在2005年、2007年的气候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可以说这是国内研究气候报道的第一篇论文。同年8月，《中国记者》刊发题为《气候变化与媒体责任》的专题，有气候报道经验的记者受邀撰写了一组文章，对气候报道的方式方法提出具体的建议（陈锐，2007；刘军，2007；冯永锋，2007；徐琦，2007）。2008年，也有记者写的几篇论文发表，主题比较零散（江世亮，2008；任海军， 2008；贾鹤鹏，2008）。

回顾这个阶段的文献，可以总结出三个特点：从作者身份来看，这个阶段的文献均由从事气候报道的记者撰写；从内容来看，没有太多理论介入，多是从实践出发对气候变化知识进行科普及对记者自身素养进行反思；从定位来看，多基于文章作者自身的报道经历，对气候报道的定位还比较混乱，比如科学记者将气候报道定位成科学传播，环境记者将其定位为环境传播，没有独立的研究定位意识。

第二阶段是2010～2011年的井喷期。2009年12月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因为议题重要、参与人数多、关注度高成为焦点事件。来自中国的近百名记者在贝拉会议中心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与国际同行就同一议题进行不同角度的采访，制作了大量现场报道。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曾评价哥本哈根会议“最大的成绩就是对全世界人民进行了一场气候变化问题认识知识的普及，提高了认知程度。短短两个星期，由于借助一些现代传媒技术，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哥本哈根”（苏伟，2009）。有评论说，“哥本哈根会议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一次关注气候变化的议程设置”（俞铮，2010:30-32）。从2010年开始，一批学术成果陆续发表，集中针对这次谈判的媒体报道内容和话语框架进行研究。

与“启蒙”阶段明显不同的是，除了参与报道哥本哈根会议的记者撰写新闻业务分析类文章外，占更大比例的是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者，他们的发声将关于哥本哈根气候报道的讨论推向理论深度。比如，郭小平等学者（郭小平，2010；张璋，2010；钱进，2010）锁定国际媒体对中国形象的报道，对其使用的话语框架等进行批判性分析，揭示西方媒体对中国持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影响其议程设置。另有一批学者（蒋晓丽，2010；曲茹，2010；贾焕杰，2011）将中西媒体对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报道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其中的意识形态鸿沟和国情差异影响，并就中国媒体如何在国际舆论场上争取话语权提出具体建议。

第三阶段是2012年到2015年上半年的平缓期。2012年开始，对哥本哈根气候报道的讨论渐少，对媒体报道的关注回归平缓，切入的理论角度较“井喷期”没有太多突破。相对来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学者们对气候变化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研究归类为“气候传播”，并试图用宏观的研究视角分析问题。如刘涛在《新社会运动与气候传播的修辞学理论探究》中引用学者郑保卫对气候传播的定义来明确研究定位，并引入风险社会的概念，认为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议题已经渗透所有不确定的社会领域，指出气候传播是典型的新社会运动，意在“在整个社会意识深处注入有关公平、平等、正义、包容、对话等公共价值内容”（刘涛，2013:84-95）。

第四阶段是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后的复喷期。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再一次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报道数量激增，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

从2015年到2017年，对媒体报道内容的分析持续保持在稳定的数量。

2．传播主体角色与策略分析研究

相比媒体内容分析研究，对传播主体角色与策略分析的研究在数量上并不多，主要是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的几位学者在研究。不过，这个研究视角对中国气候传播研究的发展有特殊贡献。

正是在对传播主体角色及其对应策略的分析基础上，国内研究者明确提出气候传播的重要性，开始拓展这一新的研究方向。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中国政府、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第一次在国际场合集体亮相。相比西方国家在发挥三者合力方面的丰富经验，中国在这方面的积累几乎是零，在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如何合作以实现共赢等方面出现值得探讨和提升的空间。

国内学者以关注现实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为导向，参与并跟进后续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对气候传播主体角色与策略分析进行跟踪研究（郑保卫、王彬彬，2010; 2011; 2013）。在此基础上，2011年，郑保卫主编《气候传播理论与实践》一书，正式提出“气候传播”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传播主体角色和策略分析的研究视角不是“舶来品”，是内生的、自发的。作为碳排放大国，处于发展中阶段的中国面临减排和发展的双重压力。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遇到的问题是独特的，国际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这要求国内学者结合对国情的了解和对国际局势的把握给出客观分析和中肯建议，从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解决实际问题。

相比之前的研究，对气候传播主体角色及其对应策略的分析开拓了气候传播的研究范畴。虽然国内对气候传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07年，但之前的研究只是业务探讨和话语框架分析，对气候传播主体角色的分析把研究视野扩展到国际关系、公共管理层面，在实现气候传播跨学科研究的道路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3．公众认知研究

国内学者分别对农民（云雅如，2009；吕亚荣，2010；谭智心， 2011；肖兰兰，2013）、城市居民（崔维军，2014）、企业管理者（许光清，2011）、在校大学生（陈迎，2008；罗静，2009；王金娜， 2012；陈涛，2012）及不同区域的公众（常跟应，2012；曹津永， 2014）开展过公众认知调查，在了解不同群体的认知状况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和行动建议。

2012年，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在中国全境（港、澳、台地区除外）开展公众认知调查，覆盖了中国内地城市和农村的4169位成年受访者，全面了解中国公众关于气候变化及相关议题的认知、态度及实践等信息。通过调研发现，中国公众完全没听说过气候变化问题的只有6.6%,“大多数公众认为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而中国已经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危害，这种危害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大”（王彬彬，2014:34-37）。这是第一次由独立第三方开展的全国范围公众认知调查，为国际谈判和国内政策制定提供了数据参考。

在调查发现的基础上，笔者比较了美国、墨西哥、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及其他亚洲七国的公众认知数据，发现了一些公众认知上的共通点，比如普通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仍停留在基于个人经历的主观假设，感性成分居多；对于大多数公众而言，气候变化认知和行动之间仍有差距；虽然新媒体蓬勃发展，但电视仍是气候传播的主要渠道等（王彬彬，2014）。中心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李玉洁，2013a; 2013b）。

2013年，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针对城市公众开展低碳意识调查，并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依据城市公众的“低碳概念认知”“低碳政策认知”“低碳付费意愿”“低碳行为表现”四项指标进行分类，区分出中国城市公众在低碳认知和行为上的四种类型及其基本特征，并结合“四类低碳人”及其特征，提出针对性的媒体传播策略（郑保卫、王彬彬，2013a）。

继2012年开展全国范围公众气候认知调研后，2017年，笔者主持第二次全国范围公众认知调查。调研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方式完成，样本量为4025人，覆盖中国内地332个地级行政单位和4个直辖市，特别考虑了城乡比例、性别比例，以更客观地呈现中国公众普遍的认知情况。研究显示，中国公众的气候认知度保持在高水平（94.4%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正在发生，66%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79.8%的受访者对气候变化表示担心），公众高度支持政府颁布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与五年前相比，空气污染和健康成为公众最担心的气候变化影响；共享单车等科技创新给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落地方案。在调查发现的基础上，调研课题组正在进行深入研究（王彬彬，2017）。

4．小结

通过国内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气候传播研究仍集中在媒体内容分析，这与研究内容的可获得性和研究者的知识体系有较大关系。2009年和2015年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吸引了大量媒体报道，这两次气候大会后的媒体内容研究数量呈现井喷。气候变化报道和气候传播研究都存在话题性特点，缺少一定时间尺度内的连续关注。

通过回顾国际和国内气候传播研究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相比欧美学界，中国的气候传播研究起步晚，虽然在研究框架上类似，但也存在明显不同。中国气候传播研究不是从西方引入的，是根据自有的经验结合国情开展的主动研究。有学者指出：气候变化知识和信息的传播问题是中西方气候传播的研究主体，但“两者在开始时间，研究缘起，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基本立场，研究定位、框架和方法上都有其各自的特点”（郑保卫、王彬彬，2013:5-14）（详见表2-2）。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气候传播研究，其策略研究的文献均明显少于媒体内容研究。其中，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气候传播研究多运用行为心理学和传播学层面的理论知识，从国际关系、公共管理等视角入手的研究非常少。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国际合作来完成。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综合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因素及其之间的互动。通过梳理国内外气候变化及气候传播文献可以发现，之前的气候传播策略研究还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引导及系统分析。本书将气候传播放在全球治理的大背景下来研究，尝试借用国际关系的双层博弈理论，锁定中国国情来研究中国气候传播策略问题，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层面，都是一次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