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际气候传播研究

回溯气候传播的历史，当气候变化还只是环境领域探讨的问题时，西方媒体已经开始尝试气候传播实践。20世纪70年代，全球变暖的概念开始在媒体上频繁出现。1977年7月21日，全职作家保罗·瓦伦丁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了题为《100年的趋势：越来越热》的文章。1978年2月18日，托马斯·图勒发表文章《气候专家预测变暖趋势》，第一次提到炭和油的使用导致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升高，全球温度将随之升高。这可以算是第一次对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的准确描述。

20世纪80年代，气候变化在欧美科学家的研究基础上成为全球议题。随着关注度的提升，围绕气候变化是否存在、气候变化问题是否真实的辩论也开始展开，并持续了十多年时间。Moser通过研究发现，对气候变化持怀疑论的主要是传统的化石能源企业的代表。为了保护自己的眼前利益，继续靠传统能源牟取暴利，这些人收买一部分科学家和智库，借助媒体散播信息，强调气候变化是虚假的、夸大的、没有达成科学上的共识等信息，企图扭转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

辩论的另一方是气候变化真实论的支持者。这些人在长时间的数据支持和预防原则基础上强调气候变化真实存在，并提供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来反驳辩论对手的观点。他们也利用媒体发声，不自觉地充当起气候变化传播者的角色，让更多公众了解最新的气候变化的原理等科学知识。

很长一段时间内，辩论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从趣味性和全面报道的考虑出发，媒体自然不能缺席这场精彩的较量。但是，因为双方都是针对复杂的科学问题进行辩论，媒体报道的内容也集中在学术争议层面。气候变化基础研究的专业性相当高，媒体在复杂的数据分析面前无所适从，只能重复双方对结论的表达。这样，当媒体对气候变化真实论的观点进行集中报道时，公众认定气候变化确实发生。当媒体集中报道否定论的观点时，公众的态度又会有大的转变。可见，在这个阶段，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和专业性阻碍了媒体的深度参与，只停留在肤浅的报道层面上，不能帮公众对气候变化有充分认知。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随着气候变化研究的深入，科学界在气候变化的成因、影响和应对上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气候变化研究，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影响研究拉近了这个复杂的科学议题与普通公众的距离。同时，公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历了极寒、极暖、干旱、洪涝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深刻体会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为加深了对气候变化的理解，公众开始主动思考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气候传播不再是“专家间的决斗比赛”。尽管怀疑论者依然存在，针对气候变化的公开辩论已经不再占据舆论主流，更多的注意力被放在怎样采取应对行动上。

1988年，民意调查发现，“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地的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担忧越来越多”（Leiserowitz, 2007/2008）。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直接影响政策决策者的行动。公众认知研究通过收集数据，为决策提供科学支持。一些研究者根据公众认知数据，发现隐藏其中的传播规律。还有的研究者关注内容、文本和话语框架分析。

随着对气候变化议题理解的深入，对气候传播的重视程度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2004年，英国政府委托相关部门开始国家气候传播策略问卷调查，2005年，英国政府计划拨款1200万英镑开展气候传播国家行动，推动公众重视气候变化，从而通过全民减排对抗气候变化，2006年2月，题为《明天的气候，今天的挑战》的策略报告出炉，报告正式提出成立专门的气候挑战基金，支持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气候传播行动。与此同时，一些环境组织也以同样的目的开始推行“全民气候运动”。随后，气候传播成为前沿的跨学科课题，英国、德国、瑞典、美国、加拿大等切入气候变化领域较早的国家先后成立专门基金支持气候传播研究，一些高校及研究机构也陆续成立气候传播研究中心开展相关研究项目。从各国的研究成果分析，目前气候传播领域偏重实用性的方法论及受众心理学研究，以达到有效提升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目标。如欧盟空间计划（ESPACE）出具的气候传播策略报告提出气候传播的实用标准，即打破气候变化神话、用新的思路去思考、有效联系政治与传播、受众定位原则、类型分析及有效管理；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完成《气候传播心理学》，详细阐述了气候传播八条原则，即充分了解受众需求、必须引起受众关注、将晦涩的科学数据转换成具体可感的例子、不要过度使用感性诉求、强调科学及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充分开发社会个体之间的联系、鼓励团体参与及降低行动难度。正是有了这些研究基础，气候变化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并在2009年底成为全球关注的议题（参见图2-1）。

总之，对公众认知、媒体报道的话语框架分析及传播策略的探讨，构成了欧美气候变化传播研究领域的基本框架。

1．公众认知研究

2000年之前，大多数对公众认知感兴趣的学者将关注点放在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反应上。2000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社会科学视角关注气候变化公众认知及怎样更好地进行气候变化传播。相关研究主题包括公众对气候科学是否有正确认知（Etkin&Ho, 2007; Seacrest Kuzelka, aLeonard,2000; Sterman & Sweeney, 2002/2007）、公众对应对气候变化不同行为策略的态度（Ohe & Ikeda, 2005）及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障碍（Lorenzoni Nicholson-Cole&Whitmarsh, 2007）等。这些研究的成果被应用在不同的气候传播倡导活动中，如欧盟从2010年持续至今的气候行动倡导（The EU's Climate Action Campaign）和瑞典环境保护机构于2002年发起的为期一年的气候倡导活动（The Swedish Climate Campaign）等。

从研究的具体内容来看，虽然研究显示很多国家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比20年前高出很多（Corbett & Durfee, 2004; Whitmarsh, 2011），但一些国家的公众在2011年前后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呈下降趋势（Leiserowitz et al.2011a; Poortinga et al.2011; Whitmarsh, 2011）。在耶鲁大学气候传播项目2011年做的全美气候认知调查中，“非常担心”和“有点担心”全球变暖的公众从2008年的63%跌至2011年的52%。研究显示，美国的部分公众对气候问题出现“审美疲劳”（Maibach et al.2010）。英国的情况相反，Reser等学者在2012年的问卷调查显示，约71%的英国受访者非常或相对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另有研究显示，相信气候变化发生而且会对人类有严重影响的英国公众有增多的趋势（Poortinga et al.2011; Whitmarsh, 2011）。欧盟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 2009年64%的欧盟公众认为气候变化是严重的问题，201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8%（Eurobarometer, 2011）。澳大利亚的调查显示，66%的公众非常或相对关心气候变化问题（Reser et al.2012）。

Lorenzoni和Pidgeon研究了欧美公众在1991年到2006年的气候变化认知。结果显示，欧美公众认知比例的升降是周期性的。受调查者充分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存在，但他们关于气候变化的成因和解决方案的认识是不充分的。气候变化被看作严重的威胁，但在时空上还是遥远的。因此，他们认为气候变化相比其他个人或社会风险的重要性要低。而且，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上，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是主要的责任方，而不是个人。Lorenzoni和Pidgeon由此总结，早期的研究证明普通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是矛盾的。Wolf和Moser（2011）通过文献回顾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总之，研究说明虽然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但因为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公众对其认知仍然含混不清（Campbell, 2011; Donner, 2011; Featherstone et al.2009）。但是，政府和国际社会期待公众能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Ockwell Whitmarsh & O'Neill, 2009），所以，以促进公众参与为目标的气候传播非常重要。

从研究的分布区域来看，大多数公众认知研究集中在美国和英国，只有少量发生在挪威（Ryghaug Sorensen & Naess, 2011）、瑞典（Olausson, 2011; Sundblad Biel & Gärling, 2008; Uggla, 2008）、马耳他（Akerlof et al.2010）、加拿大（Akerlof et al.2010）、日本（Ohe &Ikeda, 2005; Sampei & Aoyagi -Usui; 2009）和澳大利亚（Bulkeley, 2000; Herriman Atherton & Vecellio, 2011）。其中，大多数研究聚焦在单一国家范围内。虽然也有一些跨国比较（Akerlof et al.2010;Lorenzoni & Pidgeon, 2006; Wolf & Moser, 2011），但只有一两篇涉及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比较（Wolf & Moser, 2011），缺少发展中国家的公众认知，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公众认知对比研究。

2．媒体报道的话语框架分析

大众媒体报道对公众气候变化认知有重要影响。已有的很多文献强调，电视、报纸、网络这类媒体充当着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对影响公众理解科学问题发挥着决定性作用（Kahlor & Rosenthal, 2009;Olausson, 2011; Ryghaug Orensen & Naess, 2011; Zhao et al.2011）。

气候变化报道的语境分析也是关注焦点之一（Gelbspan, 2005;Carvalho, 2005; Becker; 2005）。Becker对比了美国和德国的媒体报道，认为美国记者对气候变化的政治语境更感兴趣，德国记者更重视环境语境的营造。

此外，新闻实践层面的探讨也比较多，比如平衡报道原则（Boykoff, 2005; Gelbspan, 2005; Tolan & Berzon, 2005）。媒体从平衡报道的角度出发给气候变化确定论和怀疑论者同样的发声机会，一定程度上也给公众带来错误的印象，误以为气候怀疑论和确定论有一样的影响力和规模。这种平衡报道是导致20世纪气候变化怀疑论在美国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中流行的原因之一。（Schweitzer Thompson Teel&Bruyere, 2009）。Boykoff通过研究发现，1990～2002年的美国媒体根据平衡报道原则放大了少数相反意见的声音，而对人为气候变化的报道不充分。这样，公众误以为科学界还没有对人为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共识。由此可见，平衡报道原则是为了保证报道的客观公正，但也可能引发新的信息偏见。Boykoff由此建议应该用“证据比重原则”来取代传统的平衡报道原则。

框架分析也是研究大众媒体气候变化报道的主要方法。不同国家媒体的气候变化报道框架会有很大的差异性，比如瑞典、法国、德国的媒体倾向于使用“确定性框架”，认为人为全球变暖是气候变化的主因，由其带来的危害已经是可见的（Olausson, 2009）。相反，美国媒体的报道框架强调“不确定性”，以降低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Nisbet, 2009）。值得注意的趋势是，随着近年来美国本土遭遇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越来越多，美国媒体已经越来越少采用“不确定框架”来报道气候变化问题（Zhao et al.2011）。此外，经常被媒体采用的框架还有经济发展框架（强调气候变化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利弊框架（强调气候变化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否定或低估其另一面的影响）、道德伦理框架（强调对自然的尊重）、公共健康框架等（Adam, 2012;Nisbet, 2009）。

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学者研究的大众媒体不仅局限在新闻类媒体，还包括喜剧、历史类节目、气象类节目、脱口秀、纪录片、儿童类节目等多种类型。比如有学者分析大众文化的影响，强调好莱坞电影《后天》对公众认知气候变化发挥了巨大作用（Balmford et al.2004;Leiserowitz, 2004; Lowe Brown & Dessai, 2006）。

此外，通过回顾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虽然已经是新媒体时代，但目前的文献中多是针对传统大众媒体的研究，对社交类新媒体的研究还比较少（Koteyko et al.2010）。

3．气候传播策略研究

国际气候传播策略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从哲学、文化等不同视角出发进行宏观层面的分析，另一类是直接给出有针对性的微观层面的策略建议。

以第一类为例，Moyer（2005）认为不应该把生僻的科学术语直接用于气候传播，而应在理解不同受众的信仰后选择相关的语言来传播。比如，如果受众是基督徒，选择精神层面、带比喻色彩的语言会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Russill（2007）区分了四类气候预警的修辞策略，指出传播气候变化从哲学角度应建立在积极的、建设性的共识基础上。Von Storch和Krauss（2005）比较了美国和德国受众在面对气象灾害时的反应，强调内在文化因素在气候传播中的重要性。

针对微观层面，Moser和Dilling（2004）给出气候传播的7条策略，比如细分受众、选择适合的信息以放大气候变化的可信性和合法性、选择合适的传播渠道、把气候变化与人们的生活关联起来、用文化价值和信仰框架来刺激减排行动等。研究发现，如果在传播中提到竞争力、领导力、独创、创新、公平及对他人福祉的关注，美国人会更容易对相关信息有反应。Freimond（2007）专门为企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气候传播策略，帮助企业避免陷入“洗绿”的丑闻。

4．小结

通过上述文献整理可见，国际气候传播研究，尤其是过去10年的研究出现了很多成果，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首先，国际气候传播研究的定位偏传播学和行为心理学，现有研究多是建立在传播学和心理学已有的理论基础上，侧重应用研究，缺少更宽阔的学术视野，如国际关系视角、利益相关者研究等。

其次，目前的公众认知研究是国际气候传播研究发展较快的一个领域，但仍停留在细分受众层面，在推动地方性行动上虽然有一定实践探索，但跟进研究并不多。

最后，不管是媒体内容分析、公众认知还是策略研究，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国别层面，即使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也不多，缺少全球思考，缺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更缺少对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