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缘起

1871年5月，日本横滨港。是时明治政府刚成立四年，但百姓已切身感到诸多有形与无形的变化。接替幕府将军新掌大权的明治天皇不仅从古都京都移驾江户，改称“东京”并定都于此，而且面向朝野颁布了“五条誓文”，誓言破旧来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积极向西方国家求学以图自强。于是，距离首都不远的横滨俨然成为连通日本与世界的国际港口。

在港内熙攘的人群中，几个年轻人匆忙穿行，生怕误了登船时间。他们要搭乘的是美国太平洋汽船公司的一艘蒸汽轮船，不过目的地不是欧美，而是熟知其古而不知其今的中国（上海）。他们即将在那里度过数载留学生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他们或许忐忑不安，或许也对千年前先辈随使赴唐留学的情景浮想联翩，憧憬像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那样扬名中华，因而心潮澎湃。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是受明治政府之命来华留学的。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制度于焉展开。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古代日本遣隋使、遣唐使、留隋学生、留唐学生、入宋僧、入明僧等来华交流、学习的历史已为世人熟知。进入近代，特别是甲午战后，师生关系易位，旧时门生日本摇身变成老师，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振兴中华而负笈留日。这一被称为中国“留日学生”的群体，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言之，一方面，他们引领着近代中国社会的思考。留日学生将大量日本引进的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新概念、新词语引入国内，在这个拥有两千年帝制的国度里掀起了“改良与革命”“帝制与共和”等讨论，推动了思想观念的新陈代谢。另一方面，他们践行理念，投身革命，创建“中华民国”这一亚洲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中日两国学界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大量成果。其中，日本方面以实藤惠秀20世纪30年代就已基本成稿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最为著名，战后阿部洋等亦取得了一系列出色的成果；中国方面则以王晓秋、李喜所等为代表，从文化交流史、留学史等角度进行了卓越的研究。这使世人得以一睹近代中国人赴日留学的盛况。

然而，遗憾的是，对于与之相对的近代日本人来华留学问题，特别是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问题，如到底有哪些人在何种制度背景下经由怎样选拔来到中国，留学期间所学所为及其对中日两国之意义、影响又是如何，在两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又占有何种地位，中日两国学界都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甚至缺乏自觉回答的意识。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作为留学生派遣国的日本因同类热点问题的存在而产生研究盲区，导致问题意识的缺失。与中国学界关注“留日”“留美”者等对本国近代化之作用一样，日本学界也主要将目光集中在其“留德”“留美”者等身上。客观而言，近代日本留学欧美者在规模、后世影响等方面都远超留华者，确为其留学生派遣之主流。相关研究则因之成为热门话题，而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问题似置身油灯下的黑影中，成为研究盲区。

其次，作为留学生接收国的中国缺乏研究主体意识和研究自觉。虽然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欧美国家及其“再传弟子”日本吸引了大量中国人前往留学，中国同样作为留学接收国，接纳了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人来华留学。然而，中国学界对此研究阙如，这暴露出中国尚缺乏研究主体的自我定位与研究的自觉。

再次，相关研究具有难度。一是档案资料有待挖掘。中国“留日学生”研究兴隆，得益于日本接收留学生的机构至今仍保存着比较丰富的档案资料。相形之下，中日双方现有日本“留华学生”相关档案资料有限，有待挖掘。二是留学问题的特殊性使研究需要综合利用日文、中文乃至英文等多语种档案、回忆录等资料，进一步增大了研究难度。三是在评价上对“侵略—反侵略”理论框架的创新与突破同样具有难度。

因此，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问题鲜有人问津。然而，研究这一问题的意义却不可小视。

第一，这是中国学者应有之使命。

一方面，由于中国“留日学生”群体的巨大历史贡献及大量相关研究的存在，学界多以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仅是由日本向中国的单向流通，忽略了同时期由中国向日本流通的存在，忽视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及传统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惯性。因此，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研究将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双向性正名。

另一方面，近代日本来华留学者目的繁杂，品类不一，有些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扮演了复杂的角色，甚至沦为日本侵华的帮凶。中国是留学生接收国及侵略战争受害者，中国学界有义务也有责任从自身立场出发，对近代日本来华留学群体在中日关系史上扮演的角色和历史作用予以评价。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学者的使命。

第二，这将推动近代中日关系史及中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

近代以来，留学成为人类文教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留学史与学术史、教育史（尤其是大学史）密切相连，留学潮的兴起消落往往与学术中心的迁变息息相关；而其背后表现出来的政府决策功能和文化意识，往往关系到一个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然而，中国学界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及中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仍有重政治史、军事史等方面的倾向，对以“留学”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挖掘深度不够。因此，这一研究将为更加全面地理解近代中日关系史及中外教育交流史打开新的视野，提供生动的历史图景，推动认识向纵深发展。

第三，这将为东亚国家审视现实问题提供历史视角和世界性立场。

在经济全球化、人类社会高度互联的当今世界，原有的仅以本国为中心的“一国史观”已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对“跨国史”“区域史”乃至“全球史”的关注。作为百年前东亚国家间文化互动的历史实践，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制度的发展与多国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及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联系，其中的经验教训不仅可为处理当下国家关系提供历史视角，亦可为构建超越国家藩篱的世界性立场做出贡献。

第四，这将为中国思考当下外国留学生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来华留学的外国人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便是如何进行留学生教育的问题。留学生是沟通母国与留学国间的使者，往往成为两国友好往来的推动者。但是，留学生并非一律对留学国抱有好感，一个国家的留学生培养政策及实施状态将左右留学生对该国之认识，进而影响国民情感乃至国家关系。所以，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研究将为中国思考当下外国留学生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总之，这段由百年前日本“留华学生”与中国老师共同铸就的留学史，相较于古代日本人留学中国史，内容更加丰富，性质亦更加复杂，折射出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光与影。它虽淹没在历史长河中鲜为人知，但至今仍传输着时代回响，有待学界钩沉与考订。那么，让我们与当年日本“留华学生”一同登船起航，开启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研究之旅吧！

二 研究回顾

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海外留学归国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战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近代日本海外留学史的研究成果。不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近代日本向欧美派遣留学史的考察，几近未把对华派遣留学生问题纳入视野。这一局面至20、21世纪之交才有所改变。按研究成果问世先后举要回顾如下。

（一）近代日本海外留学史研究述要

虽然学界因尾形裕康的《西洋教育移入的方途》在讨论明治维新后日本新教育体制建立的三个途径时，专门论述了“海外留学生及视察者”，而将其作为近代日本海外留学史研究的起点，但真正开拓研究领域并为之奠定基础者，当数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近代日本海外留学史》和《近代日本海外留学生史》两书。

石附实的《近代日本海外留学史》是学界首部系统研究该问题的专著。该书以近代日本海外留学制度的发展史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在梳理幕末期的海外留学史，即幕府将留学生派往荷兰（1862年）、俄国（1865年）、英国（1866年）及法国（1867年），以及萨、长两藩的私人英国留学的基础上，重点针对明治前半期海外留学派遣制度，依据其发展阶段性而分三个时期进行论述。第一期是明治元年（1868年）至明治7年（1874年），其间新建立的明治政府委派文部省整顿原有留学制度，制定“贷费留学生制度”。第二期是明治8年（1875年）至明治14年（1881年），是国家对留学制度的二次改造阶段。其间随着日本国内教育发展，文部省派遣的留学生层次大幅度提升，以出国接受专业教育及大学教育为主，留学派遣制度在学生资质、留学前预备教育、学生留学期间的学业内容及成绩等方面都较第一期大为改观。第三期是由明治15年（1882年）至明治维新各项目标基本达成的明治20年前后，是官费留学派遣制度固定化和限定化的阶段。随着日本国内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及海外留学实际情况的变化，文部省于1882年制定《官费海外留学生规则》，由此废止原有贷费制，从国家层面重新强化留学派遣制度的官费性质，同时进一步将官费留学的选拔对象限定为日本国内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师生。这意味着日本国内各级教育体系已初步建成，无须像从前一样只能将人才送到国外培养，海外留学则转变为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东京大学）赴外进行学术研究的途径。此外，这一期间日本的海外留学还表现为“官费主要留德、自费主要留美”的趋势，书中也就成因做了详细分析。

作为留学史研究著作的典范，该书布局紧凑，长于分析，且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比如，针对留学生在日本近代国家的认同及建构上的贡献，该书指出经由留学之学习与见闻，留学生的思想已从原有的立志报效本藩（县）的地方主义意识，转化为思考整个国家未来的“国家意识”，从而为日本从松散的封建制前近代国家向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演进完成了观念转换。

渡边实的《近代日本海外留学生史》（上下）是另一部研究近代日本海外留学史的力著。该书的长处是较为全面地分期介绍了近代日本海外留学的整体发展历程。首先，关于第一期，该书并非仅将研究时段上限设置在幕末明治初期，而是以大致整个江户时代作为留学黎明期，从中寻找后来海外留学大潮形成的萌芽和原因，并指出江户期的国内游学、漂流民至俄及吉田松阴渡美尝试等为后来官派海外留学埋下伏笔。其次，将幕末期作为海外留学史的第二期，注重其间日本对于西学的吸收过程。兰学的导入，成为日本人了解西学的窗口，使其从原有的儒学、佛教的知识体系转为关注与之异质的西欧知识体系。但兰学具有的“在野性格”与黑船来航后日本急欲发展军事科技的想法出现错位，于是才有了幕末期赴俄、英、法留学的出现。再次，将明治期分为前、后两期，并以甲午战争作为留学史发展的节点，指出经过甲午一役，日本痛感留学生的重要性，于是大幅增加国费留学生定额，推动了海外留学生派遣高潮的来临。同时，该书还对明治期逐年派遣情况、留学生专业选择以及由之带来的日本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留学生在外的学习与生活、归国后的影响及作用等做了详细整理，这也使其兼具史料价值。

随着日本近代海外留学者（如西周、伊藤博文、森有礼、森鸥外、夏目漱石、东乡平八郎等）的日记、文集及全集的出版，大批留学生群体及个案研究相继问世。这方面的代表有上垣外宪一的《维新的留学生》、林竹二的《幕末海外留学生记录》、塚本利明的《漱石与英国》、久野明子的《鹿鸣馆的贵妇人大山舍松》、田中弘巳的《东乡平八郎》、中井义幸的《鸥外留学始末》以及小山腾的《破天荒——明治留学生列传》等。不过，总体而言，这些著作与前述《近代日本海外留学史》《近代日本海外留学生史》一样，都普遍存在一种“英雄史观”，即往往一方面过多强调某位精英人物的留学背景，但并未就其留学经历与后来成就间的关系做深入剖析，另一方面又笼统地赞扬留学生群体在近代日本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仿佛由有留学经历的“英雄群体”创造、推动日本近代化是一条不言自明的历史规律。其实这种“英雄史观”与一些学者不经深入研究就简单批判日本留华学生为间谍或侵华帮凶一样，都是以“后果”倒推“前因”，以既有认识剪裁史实，忽视了历史所具有的万千偶然性和可能性，呈现出绝对化的倾向。

以上20世纪下半叶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开辟了近代日本海外留学史研究领域，为后世研究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后，随着学术交流的增多及资料挖掘的深入，近代日本海外留学史研究进入中日两国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范畴。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几乎同时面对西力东渐的冲击，在变法自强的道路上也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但结局却迥然不同，缘何如此？可以说，这正是中国学者关注近代日本海外留学史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胡连成的《走向西洋——近代中日两国官派欧美留学之比较研究（1862～1912）》就是对以上疑问的解答。该书由其2005年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由王晓秋教授指导）修改而成。作为历史比较研究，该书在吸收上述日本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比较中日两国派遣留学生的历史背景及派遣状况、官派留学政策、贵胄留学、海外留学生活与东西文化冲突、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作用等问题，并从制度性和文化性因素两个方面，对中日两国欧美留学的差异进行了解释。该书不仅为认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坎坷与蹒跚提供了新的解释，而且针对近代日本人海外留学史问题首次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

学术研究本无学科疆界，只是在分科治学的教科研体系下，留学史研究被划入历史学范畴。但是，留学作为教育交流的主要形式同样受到教育学研究者的关注。辻直人的《近代日本海外留学的目的变容——关于文部省留学生的派遣实态》就是一例。该书由其向东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作者的教育学视角使其与以往研究有诸多不同。

首先，研究关注点不同。如果说前人研究多从留学制度发展脉络的角度梳理留学史，那么该书则试图针对1940年以前日本在海外留学派遣目的上的变化，对由“留学”带来的各种现象、问题进行归因，由更广阔的视野审视“留学”这一文化交流形式的变迁，从而揭示近代日本如何形成对外观、理解异文化，并进一步探明海外留学为近代日本社会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其次，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亦有创新。作者不仅统计出1875～1940年间文部省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名单（共3180人），而且以之为数据运用社会科学的思路和统计方法，通过大量的表格、曲线图，对留学生所属身份、留学后的去向、留学生年龄、留学年数等几个方面做了数据分析，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此外，该书对日本海外留学史上两点变迁的分析亦颇具新意。第一是派遣目的的变化。1900年前后至1920年的20年间，日本高等教育机构规模扩大，一所所大学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急需大量教师。这一时期文部省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主要是出于培养高校教师的目的。但至1920年以后，补充教员的目的已经达成，这时派遣留学生的目的也转为文部省各直属学校派遣本校教师出国进修或从事研究。第二是文化流动方向性的变化。日本自幕末期为推动本国近代化的发展，聘请外国教习来日并向欧美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因此文化流动方向是由欧美单向流入日本。但是，留学生与日本移民的涌入遭到欧美社会抵触，如美国政府先后于1913年和1920年两次制定“排日土地法”，排日气氛高涨。为扭转局面，添田寿一、中野武营、涩泽荣一三位民间人士于1913年联名向外相牧野伸显提议对美启动“启发运动”（Campaign of Education），力图通过一系列手段促进日美（及加拿大）关系的改善。其中，日本于同年促成斯坦福大学建立“日本学讲座”，并互派教授，成为在美进行日本研究、宣传的开端。1921年涩泽荣一又捐资“金七万五千元”使讲座得以延续。随后，日本又在欧洲建立了数个日本研究中心。经过以上努力，至一战后日本与欧美在文化流动的方向上发生变化，不再单方向接收，而是通过在欧美开设的日本学讲座、日本研究中心向其传递日本文化，从而实现了教育及学术交流的双向交流互动。

总之，该书以对留学目的变迁的分析取代传统的制度史梳理，以及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探究历史问题的做法，颇似年鉴学派的研究路径，为留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综上可见，近代日本海外留学史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细化的过程。不仅研究时段不断扩大，研究类型也由宏观研究发展出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等，且出现了通过社会科学统计方法探究“留学”行为给社会发展带来影响的研究，反映出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的多样化。这些研究梳理出近代日本海外留学史的发展脉络，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大的时代和政策背景。但遗憾的是，长久以来日本对华派遣留学史问题一直遭到忽视。以下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最终打破了僵局。

（二）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史研究述要

中山大学教授桑兵撰写的《近代日本留华学生》一文不仅开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史研究的先河，而且是迄今为止全面、系统论述近代日本人来华留学问题的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从结构上看，该文虽未如前述研究明确分期而论，但仍可依性质不同将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史梳理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是1871年至19世纪末。该文指出，由于文化惯性，日本外务省、大藏省、农商务省，以及陆海军、公司银行、对华团体等从1871年起陆续派员来华留学，并有不少自费留学者。依据留学目的及留学期间的具体行为，可将其大体分为从事地理兵制调查等间谍活动者、学习中国学术文化者、学习汉语以成为翻译者三类。第一、三类留学生，多在甲午战争期间直接或间接为日军提供帮助，所以在留学目的上表现出一定的军事性。但是第二类留学生多遍访中国各地，求教于名士，希望推动两国和平友好，成为后一阶段留学生的先驱。

后一阶段则始于1899年，以文部省派遣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来华留学为标志。当时，日本东京、京都两个帝国大学初建，欲发展文科，而汉学是其中重要的课程，文部省遂派员来华留学以培养教师。特别是随后日本东方主义的复兴和新兴中国学的发展，使日本留华学生中“学问的留学生”渐居主导。同时，除了以往政府官厅资助学生来华留学，东京的岩崎，京都的怀德堂、上野育英会等民间团体及帝国学士院的松方基金等也相继为来华留学设立了奖学金，三井等公司及宗教机构也有将职员派往中国留学的事例。随后，日本推行“东方文化事业”时，为留华学生设置了三种补给生制度。此外，该文还就这一阶段留学生在华“吃穿住学行”等分类介绍，描绘了他们学习和生活的细节。该文最后指出，在中日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于真诚求学的日本青年能够区别对待，在学习、生活、旅行各方面给予方便。由此建立起来的相互了解和联系，虽不能阻止日本侵华步伐，但在战后转化为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动力。

该文成功地运用《对支回顾录》《续对支回顾录》《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及《东方学》上刊载的回忆文章等日文资料，并在相对匮乏的中文资料中觅得近代日本留华学生的相关记述，梳理出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史的大体沿革。但是，由于未使用日文原始档案，该文未能在日本对华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制度、人数、规划、整体趋势等细节上做出论述。当然，我们无法苛求前人，当年档案资料尚未数字化及网络公开，限制了中国学者的研究。不过，作为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的学术价值重大，以下两文正是受其启发应运而生的。

桑文的发表引起了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大里浩秋、孙安石的注意。他们都是中国近代史及留学史研究者，以其为核心的“中国人留学生史研究会”一直从事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研究，相关成果曾集结成《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之现阶段》。随后，两位转而关注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史问题。对于研究对象的转变，他们后来在文中直言是受桑文“刺激”，同时期冀依据日本档案史料修正其相关纰漏。鉴于日本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相关档案相对丰富，遂就日本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史问题展开研究。

孙安石的《关于战前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问题——以明治、大正期为中心》一文，梳理了19世纪80年代起至20世纪30年代止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的基本沿革。该文指出，随着与清国外务交涉增多，日本外务省感到精通汉语人才的重要性，遂于1882年起派遣留学生赴北京学习官话和时文，1883年又通过选拔考试派员赴北京留学，并于同年颁布《清国北京留学生徒规则》，标志着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的确立。同时，为培养广东话人才以收集分析中国南方工商业相关信息，外务省于1887年制定《香港留学生规则》，选派在华留学期满者赴香港皇仁书院学习广东话，并兼习英语。此外，该文还指出甲午战后外务省为加快培养了解中国事务人才，展开了如何更好地培养留华学生的讨论，至20世纪20年代后转为委托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代为培养。

大里浩秋的《日本在华“第一种到第三种”补给生制度及其实施》一文在研究时段上衔接孙文，探讨1930～1940年前后外务省对华三种补给生制度的实施实态。此前除桑文外，黄福庆在论述日本利用庚款开展“东方文化事业”时，也曾提及除资助中国人留日外，日本自1930年11月起还先后设立三种补给生及特别研究员制度，用相同经费资助在华的日本学生，受资助者日后多在日本教育界及学术界有所建树，但并未展开深入研究。相比之下，大里一文的专题性优势就显现出来。该文指出，日本在利用庚款对华进行所谓“东方文化事业”受阻后，转为挪用部分款项秘密培养通晓汉语及中国概况的人才。于是，1930年11月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为培养成为将来东方文化研究的中心及日中两国文化合作的重要人物，以在华本邦人留学生”为对象，依学历高低，设立第一种至第三种补给生制度，资助日本小学、中学、大学毕业及同等学力者来华留学；自1937年起又对华派遣“在支特别研究员”。该文对1930～1940年间各补给生制度的实施实态及留学生的名单、身份背景、所学专业等逐年做了介绍。此外，该文还针对桑文中提及的20世纪30年代由在北京的日本人创建的“北平大兴学会”，详细介绍了其形成背景、成员、宗旨、资金来源及主要活动。该文最后指出，外务省实施补给生制度的初衷是培养和储备精通汉语的外交人才，但由于培养时间不足，除部分从军充当翻译或供职外务省及企业外，整体上并未达到外务省的预期。此外，由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及紧迫性与日中关系对立的加深互为表里，这也给外务省补给生制度蒙上阴影。为避免在华引发排日活动，外务省对出资派遣留学一事秘而不宣，并将补给生安排至日本人经营的学校中学习，致使留学成效受限。

孙、大里两文的学术价值在于，其不仅是学界对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史的较早研究，而且充分运用日文原始档案史料补充、修订桑文的史实细节，并详述历年留学生人员信息，从而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基础和资料线索。但是，两文亦有不足。一方面，对各阶段外务省留华学生派遣制度规定的出台背景及联系交代有限，对制度史的梳理不够连贯；另一方面，正如两文在文末坦言受制于资料，未能论及留学生的留学环境、所学所为等个人体验。

除以上三篇文章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佐佐木正法还以《清末民初日本在华的修业生制度——以三井物产公司为中心》为题，撰写了硕士毕业论文（由王晓秋教授指导）。该文以三井物产公司为中心，首次对日本企业对华派遣修业生制度予以梳理，指出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日本企业为在对华贸易中摆脱买办，派员来华留学，建立起修业生制度。这虽旨在为企业而非国家培养人才，但培养出的修业生（如森恪等）在日后侵华战争乃至日中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上四项研究成果是学界现有研究中与本书联系最密切，同时也是对本书启发最大者。当然，四项成果各有千秋。桑文长于梳理制度全貌，但受制于资料未能充分展开；孙、大里两文资料翔实，对制度沿革梳理可靠，但选题仅限外务省；佐佐木一文亦只论及三井物产公司修业生制度。其实，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史研究之所以晚（抑或落后）于近代日本欧美留学史研究，主要缘于资料受限。令人欣喜的是，随着近年来档案资料逐渐开放，特别是自2001年11月30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上线以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保存的档案资料可以在线免费检索下载，这使过去远离档案资料中心的外国研究者也可与日本学者站在同一起跑线，“拉平”了学术的地理距离，为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研究的突破提供了契机。

三 研究理路

首先，在研究重点上注重结合叙事与分析考订史实。

由于先行研究相对较少，且仅有的史料记述与史实认识也不无漏误，故本书将考订史实作为研究重点和首要任务，并在论证上注重叙事与分析的结合。近代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一个特征是相较叙事，更重视分析。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中国学界已“习惯于将‘为什么’置于‘是什么’之上，形成了重分析而轻叙事的风气。实际上，从解释功能的角度说，讨论分析与叙事何者更加重要，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其实，任何对历史的解释都离不开叙事与分析的结合：缺乏叙事的分析不足以信，而缺乏分析的叙事亦称不上研究。故此，本书注重结合叙事与分析考订史实，从而钩沉留学史事，纠正认识错误，重建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

其次，在资料取材上注重原始档案史料与日记、游记、回忆录等个人记录的互补与互证，从而在梳理整体制度的同时关注个体体验。

档案史料对于研治晚近历史、梳理制度变迁的意义自不待言。不过，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终究是人。留学史研究不仅要梳理留学生派遣制度，同样要关注留学生的个体体验。正如法国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家巴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在论述留学生吸收异文化的过程时所指出的，“不同文化间的思想和形式传播，包括其接受方式，完全取决于个体中介的功用。每个个体的趣味、直觉、敏感度、习惯、生性和背景都将引导其选择，并以特殊的方式产生了其影响”。留学生并非留学制度的“产品”，而是留学史的创造者。他们当年的理想与追求、境遇与感受等个体体验既受制于所处的时代背景，又作用于历史的发展走向。所以，本书在资料取材上注重利用原始档案史料梳理留学制度变迁，同时通过时人日记、游记、回忆录等个人记录剖析留学生的个体体验，进而将两者互补、互证。这既保证了史实的准确性，也使研究不流于枯燥的制度爬梳，而是从人本主义出发以历史亲历者作为审视历史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使研究更为全面、客观、丰满、鲜活。

再次，在人物史事评价上持必要的“了解之同情”。

谴责、批判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战争罪行是毋庸置疑的，但若以此作为审视近代日本来华人物与史事的唯一价值判断标准，不加区分地做“有罪推定”，则不免有失客观、公允。其实，克服先有之成见及对结果之了解等障碍，对遥远时空中的人物与史事做中肯评价绝非易事。对此，近代史家陈寅恪曾提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即著名的“了解之同情”。此外，古今中外的史家都有过相似论述。如清代的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提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而美国学者柯文也提出域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应用“移情”（或称“心通意会”）的方法解读历史，即要将历史人物及活动放在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下理解，这样才能使解释与评价符合历史事实。可以说，在评价近代日本留华学生及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问题上，同样需要“了解”其所处的具体情景，设身处地地从历史当事人的视角理解、审视复杂的历史环境，甚至对其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境遇略表“同情”。当然，“同情”不代表同意，“了解”也不意味认可。本书力求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判其是非曲直，接近历史真实。

四 概念界定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使“留学”及由此派生的“日本来华留学生”或“日本留华学生”在概念及身份界定上存在困难。

一方面，有别于前往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来华留学者学习形式多样，具有特殊性。中国近代学校在接纳留学生制度上并不完备，即便民国时期也只是少数大学（如国立北京大学、私立中国大学等）设有旁听生制度，允许留学生听讲，多数学校并未建立接纳留学生的统一制度，这便使留学生求学形式更加多样。如其中有在某大学注册在籍旁听者，有单独聘请私人教师教授者，有长期随中国学者及门求教者，甚至还有通过游历以游学中国各地者。所以，当年日本人在华留学具有特殊性，很难以“在校学习与否”作为评定其留学生身份的唯一标准。

另一方面，近代来华日本人目的复杂，身份界限模糊，即便官方各部门（省）在对华派遣留学生时亦有学习汉语、研习中国相关学问、进行军事及商业调查等多种要求，很难以“研习学问与否”作为区分依据。故此，须对相关概念详加界定。

（一）“留学”在词典及前人研究中的解释

在中文词典中，《辞海》将“留学”解释为：“留居他国学习。唐太宗时（627～649），高丽、日本等国皆遣子弟来中国留学。玄奘亦赴印度研究佛学。近代中国派遣官费留学生出国留学，始于清同治末年（1874年）。留学有公派与自费两种方式。”而《汉语大词典》则将其解释为“留在某处求学”和“留居他国学习研究”两层含义，并将“留学生”解释为“谓留于他国学习的学生”。可见，在汉语中“留学”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字面意思“留在某处求学”；二是“留居他国学习研究”，也是当下通常使用的含义。

在日文词典中，《广辞苑》将“留学”解释为“居留并学习于外地，特别是外国。如‘赴美留学’、‘内地留学’”和“由《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规定的外国人在留资格的一种。可以在日本的大学、专修学校的专门课程以及高等专门学校等接受教育”两层含义。可见，《广辞苑》在通常含义外，根据日本大量接收留学生的现实，增加了“留学”在法律层面的解释。而《岩波日本史辞典》则就日语中“留学生”一词的两个读音分别解释为专指古时“随同遣隋使、遣唐使的留学生”（るがくしょう）和涵盖古今的“滞留于外国教育研究机构等处学习的学生”（りゅうがくせい）。

总之，“留学”一词在中日两种语言中含义相近，都指“留在某处特别是外国求学之活动”。

此外，日本学者权藤与志夫还专门从学术角度对“留学”做过界定。在《世界的留学——现状与课题》一书中，他指出“所谓留学，是指跨越国境到外国之教育机构学习这一与个人教育过程相关的现象，同时也指由作为传递者的留学生将一国文化传播至他国的文化现象。留学，是出于教育性目的进行国家人员交流的一种形态”。可见，这一解释偏重将留学理解为社会现象，并分解为出国求学的个人行为、以之为中介的文化传播现象，以及以求学为目的的教育交流形态三个维度。

（二）“留学”在中国的使用沿革

“留学”一词从最初含义发展演变并固定成为近代专有名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留学”一词在我国古籍中虽不鲜见，但两字连用时只取字面意思，即留下继续学习之意，并非约定俗成的词语。“留学”真正作为专有名词取义“留居域外集中学习”，始于7世纪开始的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的留唐（隋）热。当时随日本使臣来华并长期留在唐朝的日本人已被称为“留学生（僧）”。但随着894年日本停派遣唐使，来华日人数量锐减，“留学生”一词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进入近代，虽然“留学”及“留学生”渐兴，但称呼略有出入。如派遣留美幼童时使用“出洋”一词，这主要缘于发起留学的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等人最先提出，后被广泛认可。即便甲午一役后留日大潮兴起，清廷仍未使用“留学”，而是受张之洞1898年所著《劝学篇》（外篇之游学第二）之影响，广泛使用“游学”一词。

但是，随着中国留日学生形成群体，日方称其为“清国留学生”或“留学生”。于是，“留学生”的称谓很快被留日学生接受，并由其传入国内，遂深入民心。中华民国成立后，晚清政府使用“游学”一词的制度性规定不复存在，无论政府与民间均转用“留学”一词，“留学”“留学生”遂成通用专有名词。

（三）“留学”及相关概念在本书中的界定

第一，本书在使用来华“留学”及其行为主体“留学生”等概念时，不拘泥于狭义上“完备制度支撑下入学在籍学习”之解释，同时有别于传统意义上强调“留”于某地的界定，而在衡量标准上侧重“学”字，从而将“留学”界定为：广义上一切前往中国求学之活动——研习某学问虽未必为其来华全部目的，但必为主要目的之一。总之，只要满足“来华进行学习”的条件，便可被称为“留学生”，纳入本书研究范围。

第二，为了与出于私人目的来华、行踪不定、不易掌握全貌的“私费留学”及“私人游历”，以及为数不多的由地方县（藩）及公司机构派遣的“公派留学”相区别，本书将聚焦“官派留学”，即由日本中央政府各部门（如外务省、文部省等）有组织、有计划地派遣、资助，来华后以诸种形式对某一内容进行一定时间学习的活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哈尔滨日俄协会学校虽从日本国内招生，但学生大多为私费留学，故不属于本书研究范围（但其受外务省委托培养留学生事宜除外）。

第三，对于“留学生派遣制度”的研究，并不局限于狭义的人员派遣，还包括派遣制度的确立、派遣人选的产生、在外培养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留学期满后的安置，以及所发挥的历史意义与作用等多方面内容。

第四，关于研究时段，本书以1871年中日两国缔结《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建立近代外交关系为起点，以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为终点。对于1871年之前及1931年之后日本对华派遣留学生问题，因其性质与上述历史时期不同，故不纳入本书研究范围。

第五，与称赴日求学者为“留日学生”相对应，作为方便概念，本书将来华求学的个人及群体简称“留华学生”。其中“华”为中国简称，无传统意义上“华夷之辨”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