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研究方法及田野点

一 研究方法

本书属于质性研究，质性研究是解释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传统的一种研究方法，“与一般的定性研究方法有所区别，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采用多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质性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互动基础上的行动价值和意义，同样正因为如此，这遭到了实证主义者的质疑。而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一种互动跟解释，客观结论也是很难得出来的。因此，本书遵循一种在一定价值预设基础上通过与研究对象进行充分的互动和交流，最后得出“价值中立”的判断的研究方法。如学者所言，“质性研究将大显身手，着重实现解构、映射、讲述和扎根的功能，进而实现对社会文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具体而微和互动深描全方位的解读与诠释”。因此，这样得出的结论的有效性就能得以保障。“质性研究通常要借助于个案研究的策略进行。因为个案研究能够体现质性研究的本质特征，个案比较擅长回答如何（how）和为什么（why）的问题，这种问题具有层层深入，逐步递进的特征。”但是个案的研究路径问题始终受到质疑，个案的代表性问题一直是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争论点，即在宏观与微观层面、在普遍性和特殊性方面始终不能很好地融通，个案的推广价值和意义在一系列的质疑声中被大打折扣。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加，对单一个案的描述与分析越来越无法体现整个社会的性质，定量方法的冲击更是加剧了个案研究的不利处境。卢晖临等人在《如何走出个案》中介绍了个案产生困境的根源，“传统个案研究在这两个问题上所招致的批评变得空前尖锐起来。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程度远远超出了此前的社会形态，微观的个案研究越来越不能作为认识社会的基本方式了；其次，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定量研究以其精密的计算、无懈可击的从样本到总体的推论使个案研究相形见绌，个案研究继续存在的正当性和意义便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进一步就“如何走出个案”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个案研究在走出个案本身的道路上面临着一个悖论：个案研究从诞生之初，概括性就不是它所追求的目标。由于社会科学体系化的努力，特别是定量方法的冲击，个案研究若要立足就必须解决这个难题。面对这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也许社会学需要跳出个案研究的局限，另寻解决之道；在这方面，扩展个案方法的提出为我们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他认为扩展个案法能够让个案研究走出困境，“扩展个案方法通过对宏观、微观两方面因素的经验考察，达到对问题的深入理解。问题可大可小，搜集资料兼涉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时则始终抱持反思性的信条，时时体察宏观权力等因素对日常实践的渗透性和影响力。研究者居高临下地看待具体生活，亦从具体生活中反观宏观因素的变迁。通过宏观与微观因素的往复运动，进而解答问题。它跳出了个案研究的狭小天地，解决了宏观与微观如何结合的问题。同时经由理论重构，它实现了其理论上的追求，也体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

本书通过宏观与微观因素的往复运动，不断地链接理论和经验之间的联系，融入对微观的、过程性和动态性的考察，进一步挖掘乡村旅游中的各种“意义”问题。因此，本书从微观经验中抽取出“景观制造”的概念并作为本书的分析语词，探讨对资本、权力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反思乡村旅游的本质问题。扩展个案方法的价值不在于像抽样调查那样从样本到整体的推广价值，而在于对理论的修正、推进和完善，其扮演的是辅助理论的角色。迈克尔·布若威指出这种方法具有的独特优势，“这种方法具有四个向度的延伸，即观察者向参与者的生活的延伸，观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微观过程向宏观过程的延伸，最后是——根本的并促成了每一种延伸的——理论的延伸”。同时，他认为“扩展个案法试图通过对田野中发现的异例的研究来重建既有的理论。与悬置 ‘情景’（context）不同，我们由理论导引的进路能够将在田野之上的历史的和当下的力量纳入分析之中”。本书虽以一个村作为田野调查点，所访谈的对象和搜集的材料却溢出村庄之外，格尔兹认为，“研究的地点并不是研究的对象。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部落、小镇、邻里……他们只是在村落里研究”。同样，有人也认为，“我的田野作业 ‘村’是一个超越边界的 ‘村-村庄社区’，我称之为 ‘跨界的村’——因为村的概念已经被各种力量整合了”。在乡村旅游社区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在旅游的作用下，村庄已经有全球化的力量、国家的政策、市场的进入、当地人、来自不同文化地区的游客等多种力量的相互交织。本书虽并未采取严格的人类学调查方法和民族志的写作方式，但囿于旅游社区本身的复杂关系和来自外部诸如市场、国家、全球化等宏观力量的相互交织的影响，本书立足于夏银村，同时将视野扩向村庄外部。因此，在具体的材料收集过程中，笔者的田野报告人除了村委、队委、老协会的人，夏银村中学和小学的老师，村庄精英及普通村民等外，乡镇、县级政府、管委会、管理局、旅游公司等领导和工作人员皆被囊括在内。“田野点的语境化”和“在村落里做研究”仍是本书的研究原则和路径。

“事件—过程”分析方法也是本书采取的分析方法。“‘事件—过程’分析法试图突破结构—制度分析的局限，在分析的过程中凸显了行动者的力量。其特点是针对 ‘事件’的分析，真正把 ‘事件’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把过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对其中的逻辑进行一种动态的解释，以期发现社会生活的隐秘。”这样的分析方法突出了不同利益者在旅游场域中的行动逻辑和策略，体现出微观和宏观的辩证关系，微观是在一定的宏观背景下得以成型的，宏观又是由众多微观组合而成的，通过微观反思宏观，将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农村社会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并不是在如 ‘小社区-大社会’、‘国家-社会’这样的结构中，而是通过许多偶然性事件特别是冲突性较强的事件才得以充分地展现或调动起来的。”因此，本书通过对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群体性大事件及村庄中的小事件进行“深描”，从宏观与微观层面的互动性来解释和分析这些冲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展现出在旅游场域和空间中发生的具体事件、博弈和过程，同时考虑到村庄微观运行基础、发展状态同宏观的社会发展背景、权力结构和资本运行逻辑等情况，最终超越个案并走出个案，以更好地把握中国乡村发展进程和现代化过程。

二 夏银村：一个被开发的原住民社会

夏银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北部，距离县城36千米，距离贵阳市约200千米，有1300多户村民，6000多人，苗族占全寨总人数的99.5%。夏银村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苗寨，有2000多年的历史，由羊排、东引、南贵和平寨4个行政村组成，由也东、羊排、也蒿、东引、水寨、南贵、也哈和平寨8个自然村构成，以同宗聚居为主，同一个姓氏的人一般居住一起，少量杂居。其中羊排的人最早定居于此，因此，羊排的人是其他3个村的老祖先或老大哥，其他3个村寨的人都是羊排的兄弟和后代，因此，4个村寨之间不能相互通婚。鼓藏头、活路头等传统领袖也居住在这个山头。夏银村开发前，因为羊排土地较多，因此在4个自然村中，它是最富裕的，其次是东引、南贵和平寨。但开发后，村寨贫富排序则完全颠倒过来。改革开放之后，研究者和背包客陆续入村，2008年贵州省将夏银村作为贵州省的一张名片来打造，政府和公司的介入加速了村庄的发展速度和进程，同时也造成了系列问题。

（一）1980年前，原住民的日常生活区

苗族人到达夏银村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不断的迁移。吴育标对此有研究，“夏银村人乃至整个苗族起源于以伏羲、蚩尤为领袖的东夷族。东夷族最早以古时的山东、江淮、江浙一带为中心，后来进入中原，分布在山西、河北、河南、安徽乃至陕西东部的广大地区，称 ‘九黎’，有所谓 ‘九隅无遗’。再后来，在涿鹿大战蚩尤族部战败后部分南迁，一部分迁到湖北、湖南，称为三苗，再由湖南进入贵州；一部分迁至太湖流域及江西一带，由武夷山、南岭进入贵州；还有一部分进入四川，由四川进入贵州”。在清朝改土归流政策之前，夏银村人都是外化之民和生苗，即不受中央直接管辖而实行村寨自治。因此，村寨内部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自治统治方式，有掌管娱乐活动如跳芦笙和祭祀的鼓藏头，有掌管开秧门和播种时间等农活的活路头，有调解纠纷的理老，还有最高权威人——寨老。寨老如同村支书，是村寨中权力最大的人，鼓藏头和活路头等都需要接受寨老的指挥。因此，除了在如民国和人民公社等特殊阶段外，很长一段时间，村庄权力都是由寨老掌握的，因此，村庄的治理方式也被称为“寨老治村”。村庄内部文化活动众多，有跳芦笙、开秧门、扫寨活动、祭桥节、吃新节、招龙节、爬坡节、苗年节和游方等，最为浓重的是12年一次的鼓藏节，在这个节日里，几乎村庄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周围村寨的人也可以参加进来。夏银村的服饰、语言、建筑、宗教、节日、活动等独具特色，皆是村民自发组织而形成的，这就给后来的乡村旅游开发制造出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这时段，几乎无外人驻足，夏银村与其周围如开觉村、麻江村等在情感和经济上相互来往和不断交流，在婚姻方面，开觉村是夏银村的后花园，即两个村之间相互通婚，形成一个辐射范围较大的血缘和地缘网。

（二）1980～2008年，地方文化逻辑下的自主性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乡村社会不断地对外开放，夏银村也不例外。夏银村成立了村支“两委”和老协会组织，如活路头和鼓藏头等民间精英继续在集体化严密监控期之后得以重新激活，他们与村“两委”一起，共同开展对村庄的治理。一般而言，民间精英与村“两委”具有高度的重合性。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和对苗家文化感兴趣的人不断走访夏银村，90年代大量的背包客进入村寨，老外到夏银村来学习和体验生活的较多。一个叫路易莎（Louisa）的美国学者曾在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在夏银村居住时间长达3年，她是美国的人类学家，主要研究婚姻家庭。此外，来自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人也蜂拥而至，他们给当地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村民提起那个时候包括研究者在内的外来人时，总是充满了赞赏和自豪。对于在夏银村做调查最长时间的路易莎而言，村民对她的事情则很关心，包括来过几次、与谁来的、主要做什么等，因为她毕竟是来得较早的，同时她也是十分尊重夏银村人并且会讲不少苗语的外国人之一。外来人的不断进入和打工经济的兴起使夏银村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在不断地突破既有的边界，虽然经济发展速度较慢，但村庄发展和治理在村“两委”和老协会等组织的共同治理下呈现良好的态势。传统文化也在接受着生活的“现实性”考验，文化起着“维系族群社会生活”的作用，生活的逻辑主宰着村寨。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兼具传统和现代特质的村庄，是一个文化性和生活性的村寨。

（三）2008年至今，资本介入后的大规模旅游开发阶段

夏银村已有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和仪式活动等吸引着越来越多外界目光的关注，羊排、东引和南贵3个自然村寨，各自占据一座大山，而平寨则位于河谷。经济条件的限制和村民对古老吊脚楼的珍爱等使得村寨中的吊脚楼保留得十分完好。随后，政府也发现了这个历史悠久、美丽动人的村寨，所以将4个行政村合并起来，并迅速将其确立为贵州省的一张名片。2008年9月，贵州省第三次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夏银村的召开也正式拉开了夏银村旅游大规模开发的序幕，至此之后，规划、土地征用和房屋搬迁等围绕旅游的事件至今不断上演。2008年余秋雨的到来并题词“以美丽回答一切，看夏银村知天下苗寨”更是扩大了夏银村的名声。由县委县政府授权成立管委会，之后成立管理局，2009年又成立了夏银村苗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政府搞管理，公司搞经营，景区的管理模式到现在基本稳定下来。“夏银村苗寨”成为对外宣传的名片，如其名，夏银村主要是以寨大、人多、集中而著称，号称“世界第一的苗寨”，夏银村可谓在名字上占据上风。鼓藏头、活路头、歌舞表演、拦门酒、祭祀活动、鼓藏节、吊脚楼、服饰等文化要素被政府和公司抽取出来并为游客服务。这样，一个传奇的“苗疆圣地”就被制造出来了。古街两边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招揽游客的声音不绝于耳，店铺不断增加，几乎来自全国的商品都充斥在这个神圣的苗寨，歌舞厅、鬼屋、快餐店等扎根村寨并占据最显眼位置，现代服装、灵芝和药酒等外地产品随处可见，似乎这里更是一个购物的天堂和游乐园。村庄迅速从一个以务农为主兼具务工的社区形态转变为一个旅游村庄。旅游潮流席卷整个村寨，村庄发展偏离了原来的发展方向，个别村民用“旅游杀手”来形容旅游开发下村庄中的人事物发生异化的现象。其背后反映出村庄自觉自信发展路子的阻断，步入由政府和公司制造出的景观统治秩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