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当代西方对扶贫及扶贫政策的研究

贫困问题由来已久，西方国家最先走出贫困，最早关注世界贫困问题的学者也主要来自西方。他们基于不同视角对贫困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一系列关于贫困形成的理论和贫困消除的政策建议，对我们今天思考中国的贫困及扶贫问题有所启发。

一 贫困概念的演进

贫困现象虽很容易让人感知，但贫困概念一直处于发展过程中。造成贫困概念不断演化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困的形式在不断改变，从最初的物质贫困到人文贫困；二是人们对贫困的理解不断深入，从早期的绝对贫困到后来的相对贫困。

1901年，朗特里（Benjamin Rowntree）基于对英国约克市工人家庭的收入与生活支出状况的调查，在其著作《贫困：城镇生活的研究》中提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支付维持家庭成员生理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开支，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郎特里对贫困的认识更多地强调贫困在物质层面的现象，之后的学者将此类观点纳入绝对贫困的范畴。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在其《富裕社会》一书中提出“相对贫困”概念：“如果人们的收入远远落后于社会共同体的平均收入，即使他们的收入足以维持生存，他们依然是贫穷的。”加尔布雷思更加强调贫困的相对性，由此扩展了贫困的概念，对贫困的思考不再仅限于低收入现象，而是开始探索与贫困相关的收入分配问题。在此之后，许多学者以及国际组织沿用相对贫困的概念审视贫困。

世界银行在《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社会公认、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社会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世界银行对贫困的这一定义进一步强调，贫困是与社会公认的某种标准相比对的结果，具有动态的特征。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渐渐意识到贫困仅仅以收入的多寡这一物质标准来衡量是不全面的，人文因素也不容忽视，于是国际组织对贫困的定义从单一的物质贫困渐渐发展为综合性的人文贫困。在以贫困问题为主题的《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明确指出贫困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该报告同时指出，衡量生活水准不仅要考虑家庭的收入和人均支出，还要考虑那些属于社会福利的内容，如医疗卫生、预期寿命、识字能力以及公共物品或共同财产资源的获得情况。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发布的《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贫困不仅指低收入，也指医疗与教育的缺乏、知识权与通讯权的被剥夺、不能履行人权和政治权力、缺乏尊严、自信和自尊。”该报告同时引入了人类贫困指数HPI（Human Poverty Index），对测量贫困来说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面对人类社会的新面貌，人们在对贫困的定义中糅合了更多的社会文化政治因素。世界银行发布的《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微和人力发展不足，还包括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包括缺少发言权、权力和被社会排斥在外。”

二 对贫困成因的探索

面对贫困，很多学者开始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贫困？

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阐述工资理论时提到，当工人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工资低至难以维持其最低生活需求时，人们便陷于长期贫困状态。

1798年，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进行人口研究时，发现了人口与贫困之间的联系。其《人口原理》描述了人口与贫困的循环过程：从长期看，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食物供给的增长滞后于人口的增长，即食物供应是按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则是按几何级数增长，当生活资料的数量不能满足当前人口对食物的要求时，贫困就必然产生。

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制，即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而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

1921年，以韦伯（Max Weber）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家提出“社会资源贫困论”，即社会资源或有价值物（如财富、收入、权力、声望、教育机会等）在社会成员中的不均等分配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而处在社会下层的贫困群体正是上述社会资源分配的匮乏者。

1960年，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提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的能力和素质是决定个人贫富的关键，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贫穷国家经济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以及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过分轻视。

20世纪80年代，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能力贫困”，即贫困可被视作人类基本能力和权力的被剥夺，正是这些能力的缺失致使他们无法达到社会所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疾病、人力资本的不足、社会保障系统的软弱无力、社会歧视等都是造成人们能力丧失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纳拉扬（Deepa Narayan）等从穷人的视角看待贫困，认为缺乏权力和发言权是贫困的核心因子，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所处的地理位置是造成贫困的最直接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者开始将视野扩展到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贫穷落后问题，即整个地区或者一个大的群体普遍处于一种贫困状态。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直接原因在于人均收入水平低且经济发展缓慢，而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匮乏和资源严重不足。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Ragnar Nurkse）在其《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贫困源于最初的资本匮乏，一个收入水平普遍很低的地区，其消费和投资水平不足限制了资本的形成，单靠它自身很难发展起来摆脱贫困，甚至会因为一直难以扩大生产而始终停留在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1956年，同时期的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在其《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中，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为基础，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认为不发达国家的贫困是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投资和产出的增长，从而人均收入始终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三 贫困消除的思考

在分析了贫困产生的各种原因之后，学者们相继提出消除贫困的办法。

在马尔萨斯看来，只要人口持续增长，贫困就难以摆脱，只有将人口增长速度稳定到与物质资料的产出率平衡时，贫困问题才会得以解决。抑制人口增长有两种方法：一是提高人口死亡率，如战争、饥荒、疾病以及瘟疫等；二是采取不结婚或者晚婚等措施来降低出生率。同时他反对济贫法，认为救济会减轻贫困人口的生活压力，反而促进贫困人口的增加。

舒尔茨始终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认为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提高和知识的进步。除了在医疗保健方面增加投入，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来增进劳动者的素质能力也是穷人提高收入、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途径。

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的实质就是能力的缺乏，那么贫困的消除也必须通过重建个人能力。经济条件、社会机会、政治自由、透明性保障和防护性保障，这五种权利和机会能够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的整体能力。要想彻底消除贫困，就必须按照人们能够实际享受的生活和他们实实在在拥有的自由来理解贫困和剥夺。解决贫困和失业的根本之道是提高个人能力，而不是单纯发放失业救济金。

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其《世界贫困的挑战》中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建议：一是消除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二是农业要从粗放型土地经营模式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土地改革；三是控制人口增长，降低生育率；四是重视教育，推动教育改革，给予初等教育优先权；五是权力关系改革，整治腐败，加强社会法律约束。以上这些措施都必须由贫困国家自己来完成，他们必须为改革立法，改善行政管理，确保改革的实施。缪尔达尔认为，发达国家对贫穷落后地区的援助应仅限于基础性的援助。

世界银行发布的《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了新世纪参与性综合减贫战略框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给贫困人口创造更多的机会。通过刺激经济增长，使穷人积聚资本并且提高其资产的回报，增加他们的收入。二是赋予参与权。使国家的制度对穷人更负责、对其需要做出及时反应，加强穷人在政治进程、地方决策和社区管理中的参与，取消来自性别、民族、种族和社会地位差距的社会障碍。三是加强安全保障。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减少因疾病危害、经济灾难、自然灾害和暴力对穷人造成的伤害，帮助穷人化解风险。

21世纪伊始，联合国提出千年发展目标，其首要目标即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对此，联合国专设的扶贫工作组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措施。一是贫困国家政府应实施政策改革，创造一个有利于减少饥饿的政治环境。二是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提高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三是为贫苦农民增加收入而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四是通过发达国家的贸易支持，满足贫穷国家的特殊需求，包括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免征关税、不实行配额，加强重债穷国的减债方案，注销官方双边债务，向致力于减贫的国家提供更为慷慨的官方发展援助。

四 观察与思考

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解释贫困以及为摆脱贫困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富有启发性的。贫困问题交叉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所形成的看法也各有侧重，从最直观的物质贫困到人文贫困，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贫困的范围在不断扩展，这对我们进一步接近贫困的本质有积极的意义。

但这些理论及建议仍然有以下三方面不足。一是受到时代的局限，有些理论逐渐被抛弃，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致贫论。现在看来，技术的进步早已解决生产物资难以满足人口增长这一问题。二是贫困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问题。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备受批评，至今尚未翻身，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失败的经济学，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存在诸多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没能达到理论预期的效果。三是一些学者揭示的仅仅是导致贫困的直接原因，没有更深入地展开。而无论是学者还是国际组织所提出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措施，有不少实践性并不强。

根据以上对贫困问题文献的回顾，笔者认为，一方面，贫困的理论尚不完善，仍须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西方学者讨论的贫困主要是针对社会中贫困的个体以及贫困的国家。中国当下的扶贫主要是针对在广大农村所形成的贫困集中的区域以及贫困人口，这些贫困区和贫困人口的形成有着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制度因素，对此，西方学者少有针对性的分析与讨论。因此笔者要在借鉴西方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进一步展开对扶贫理论和政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