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会馆的衍扩：类型的多样化

会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类型与数量都不断衍扩。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籍贯观念，产生于人口的流动之中。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因为易籍任官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地域政治观念自秦已露其端，经魏、晋、南北朝，因士族与庶族的区分而凸显出来的地望意识更强化了这种观念。宋以后，科举制度的推行使不同籍贯的应试入官人士时常把本籍观念铭记心间，从而导致宋朝政治斗争都带有地域派别的色彩。

1 地域政治意识的强化

到了明代，起初曾取进士与举贡、杂流三途并用之法来选拔官吏，永乐皇帝以后进士成为取士的第一要途，重要的官职尤其是中央官职大都被“进士出身”的人所垄断。明代人把不是由科举入仕者视为异途出身，处处予以歧视。因此，谋求金榜题名是社会上一切读书人的愿望，有的依靠家族、乡族共同的经济支持得以入仕，家族、乡族当然是他们思恩报惠的首要对象，他们一旦进入仕途，便较易在激变的宦途中拉帮结派、结成朋党。人们说：“仕臣独尊进士，而其中又有门户之党，出必由进士，仕必入门户。”同时，对掌权的大臣来说，千方百计援引同乡的进士和举人则是扩大个人权势、维护乡里利益的极好途径。《明史·选举志》中说：大臣“所举或乡里亲旧，僚属门下，素相私比者”。因此，在科举制度之下，地域性的帮派集团不断涌现，严重地左右着明代政治的发展进程。

在明朝宣德年间（1426～1435）民间便流传这样的民谣：“翰林多吉水（今江西吉水县），朝士半江西。”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离不开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社会背景，但也与明朝政府中居于要职的江西籍官僚通过开科取士营私舞弊不无关系，他们利用关系来暗结朋党，以致形成了一个江西派的官僚集团。例如洪熙、宣德年间，朝中江西籍的官员特别多，当时执政掌权的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就是江西人，整个宣德朝共录取进士2081名，其中江西一省就有559名，占总数的1/4强，故时人认为这是杨士奇“私其同乡所致”。

再如正德三年（1508），大珰刘瑾为了扩充阉党势力，将自己同乡50人的名单交给会试主考官，主考官不敢违抗，只得将他们全部录取。嘉靖年间，官僚利用同乡关系贿买钻营、串通作弊，更为普遍。如嘉靖四十年（1561）应天府主考官吴情主持乡试，他一次主考录取了同县13人，吴情和所录取的13人中既有座主门生之谊，又有同乡之情，极易在政治上形成一个无锡帮。

在此背景下，举子一旦中举，往往很快就为朝廷中的同乡大臣所网罗，从而壮大了本乡籍的在朝力量。如嘉靖年间内阁首辅严嵩是江西人，他就竭力笼络江西籍的士大夫，并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江西帮，而朝中不少江西籍官员也趋炎附势，千方百计地巴结严氏父子，甚至有的“江西士大夫往往号嵩为父”，甘愿充当严嵩的走卒鹰犬，严嵩也恬不知耻地以江西籍官员之父自居。江西丰城某个新晋官员不愿充当严嵩的爪牙，严嵩即厉声呵责道：“若非吾里子耶？何得为他人乃尔？”江西帮在朝中炙手可热，其骄横跋扈常引起许多非江西籍官员的极端嫉恨，一旦他们掌权，便大肆排斥江西籍官员，从而形成明代政治史上持续不断的派别斗争的局面。

实际上，地域政治观念的盛行，不仅影响有明一代的政局，而且左右着明清时期会馆的发展态势。《异辞录》说：“京师为各方人民聚集之所，派别既多，桑梓益视为重，于是设会馆以为公共之处。始而省会，继而府县，各处林立。此等天然之党籍，较之树一义以为标帜者，未知利害奚若。在闭关时代，由座主之关系，或州域之关系，天然成为同志，谋公私利益而共守伦常大义，以辅国家太平有道之长基。较之罔利营私漫无限制者，损益相去，不啻倍蓰矣”。正如窦季良所说，乡土观念无法恰切标明乡土到底以何处为界限。一般而言，有时因为客观斗争形势的需要，小同乡又会归并到大同乡中去。

江西籍官员在朝势力的强大使江西会馆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整个明清时期，江西的在京会馆数量位居第一。清末的统计显示：江西会馆为66所，山西会馆为47所，安徽会馆为38所，浙江会馆为36所，湖北会馆为29所，江苏会馆为27所。其中，山西、安徽、湖北、江苏4省会馆都以商人会馆居多，唯江西服务于仕宦和科举的会馆数量最多。万历三十四年（1606），江西南昌之乐平会馆首次以省府试馆的名称出现于京师，表明了大同乡之下小同乡的滋长。万年会馆也由礼部侍郎邑人蔡毅中创建，坐落在草场四条胡同，房屋一重三间。乾隆十二年（1747），祝启元等予以重建。

在江西地方，各府州县也纷纷在省垣府城设置会馆，如吉安府属的泰和县在同治年间（1862～1874）就在南昌设有试馆5所，分别为“泰和试馆”“云亭试馆”“琼林试馆”“书升试馆”“五六试馆”，而“五六试馆”则为该县五十六都人士所独建，专为赴省乡试试子所设。福建曾以“顶子多”（指官员）而著称，李景铭记载了明清时期福建人在京师设置的22所省、府、州、县会馆，除延邵会馆属于商人会馆外，其他会馆都把服务科举放在首位。在省城福州，福建各府县亦争立会馆。旧时建宁府所隶属的建安、瓯宁、崇安、浦城、建阳、松溪、政和七县，在福州市上杭街建郡会馆，供同乡聚会或寄籍。后来，同在这条街，浦城县又单独设浦城会馆。本来宁德府属在福州设一会馆，后来却因矛盾分出福安馆，寿宁人寄寓福安馆中，但又因福安人看不惯寿宁人，使寿宁人退出福安馆而在南台另设寿宁会馆。在京师的福建各会馆，地域观念亦日渐加深，有记载说：“闽省旧惯，会馆可以通住，非必某府人驻某郡馆，某县人驻某邑馆，盖视会试来京人数多寡及亲友与地势关系，彼此可通住。”如咸丰四年（1854），闽县孙翼谋、孙翼隆、孙翼恭三兄弟进京应试，不住福州会馆，而“同聚漳州西馆”。同治七年（1868），福州陈宝琛参加会试，也住在龙溪会馆。直到晚清，“凡是闽人，对于各馆，均可暂寓”。可实际上，像晋江邑馆就以“籍隶晋江者为限”。泉郡会馆也明文告示：“凡非泉属各县同乡不得住馆。”龙岩会馆更甚，“有住馆之权利者，以现在籍隶本属者为限，从前祖籍，不在此例”。在省城福州，竟有连城十余姓各自设置的会馆。

会馆的分裂或许是分会馆对总会馆的烘托，或许是分会馆对总会馆的背离，其中，地域政治观念发挥着关键作用。京师和省城是国家和各省的首善之区，也是会馆集中的地方，这是由京师、省城作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的核心地位所决定的。最早出现于京师的会馆就是最早的会馆，它仅作为官僚仕宦的聚集场所，后来有的会馆继续保持这样的传统，也有的增添了服务科举的新功能，还有的专设试馆于城外。与此同时，侨居于京师的商人或投资于上述的会馆，或者另外建立商人会馆，呈现出多馆并存的兴旺景象。

2 明清京师各会馆的汇聚

不少省、府、州、县在京师设立两所或两所以上的会馆，有的还把会馆作了区分，如山东有试馆和会馆各一所。我们可以断定：山东试馆是服务于科举考试的专门会馆；而山东会馆则可能就是兼顾其他功能的会馆。在京师的广州会馆也有两所，一所为“士大夫私焉”，一所为“商人私焉”。尽管士大夫会馆与商人会馆在办馆宗旨上是一致的，但服务对象却各有侧重。

地域性是会馆的基本联系纽带，但地域的大小却各不一样，有的以两个省为单位，有的则小到以县为单位。在地域性的前提下，行业性会馆也纷然兴起，它们是地域性的同业人员取得京师该行业垄断地位的重要表征。

依朱一新、缪荃孙的《京师坊巷记》和近人马芷庠的《北平旅行指南》，我们可大体对北京的会馆进行初步统计，到清末，北京的会馆总数接近400所（见下表所示）。

各地在京会馆的分布及数额殊异，不仅不同省份在京会馆的数量有差异，而且各省会馆的分布区位亦各有侧重，这表明各省流寓京师之人选择的发展道路不一样。譬如，江西会馆有66所之多，其中有29所集中分布在正阳门外大街，多把服务于科举放在首位，从而形成了明清时期江西籍官员把揽朝政的局面。而在山西会馆中，商人会馆则占较大比重，像颜料会馆、临襄会馆、晋翼会馆、潞安会馆、河东会馆、临汾会馆、盂县会馆、襄陵会馆、浮山会馆等都是服务于商人的会馆。应该说，京师的科举会馆与商人会馆的发展是相互依存、共消共长的。

南方人由科举谋求发展与北方人由经商谋求发展形成了互补共进的态势，夏仁虎曾说：“北京工商业之实力，昔为山左右人操之，盖汇兑银号、皮货、干果诸铺皆山西人，而绸缎、粮食、饭庄皆山东人。”当然，大部分会馆并没有这种职业的分工与偏重，而是对“历来服官者、贸易者、往来奔走者”尽行收容。吕作燮先生认为：“清朝北京的四百四十五所会馆……纯属同乡会馆，只要是同乡旅京人士，均可到会馆聚会和居住，而每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时，这些会馆都必须接待同乡士子住宿……更多的会馆是多用途的。”

对大部分京师会馆来说，多用途实有其必然性。首先，京师是首善之区，来往京师的人势必很多，阶层成分也很复杂，但并非每一阶层都有能力创办会馆，经济实力是会馆得以创办的直接基础。其次，设在京师的为科举服务的会馆主要在科举开考期间才用于接待士子，平时很少有士子滞留于此，便可以服务于其他人士。闽人陈宗蕃说：“会馆之设，始自明代，或曰会馆，或曰试馆，盖平时则以聚乡人、联旧谊，大比之岁，则为乡中试子来京假馆之所，恤寒畯而启后进也”。如歙县会馆对“初授京官与未带眷属或暂居者，每月计房一间输银三钱，以充馆费，科场数月前，务即迁移，不得久居”，之后又规定，“非乡会试之年，谒选官及来京陛见者，均听于会馆作寓，每间月出银一钱，按季送司年处”。前一条规定说有眷属者不能入居，是担心到时无法迁移，而单身京官却比较方便。康熙、雍正年间的谢济世总结说：“京师之有会馆也，贡成均、诣公车者居停之所也，无观光过夏，则大小九卿、科道部曹、中行、评博、候补、候选者以次让；无宦游之人，则过往流寓者亦得居，非土著则不可，僦于人亦不可，例也。”这反映了京师大部分会馆的实际情况。

3 会馆家族的壮大

首善之区的繁盛势必影响到各地，南京曾是明朝开国的帝都，其后依旧作为南直隶，成为附近许多省份科举考试的所在，设在这里的湖南会馆、安徽会馆、八旗会馆、歙县会馆都发挥过试馆的功能。南京由于地位显赫，亦呈会馆聚集之势。“金陵五方杂处，会馆之设，甲于他省，中州在糯米巷，三楚在赛虹桥，旌德在党家巷，太平在甘雨巷，陕西在明瓦廊，贵池在黄公祠，新安在马府街，洞庭在徐家巷，崇明在江东门……若评事街之江西，武定桥之石棣，牛市之湖州，安德门之浙东，颜料坊之山西，天妃宫之全闽，陡门桥之山东，百花巷之泾县，殿阁堂楹，极为轮奂。江西会馆大门外花白楼一座皆以磁砌成，尤为壮丽。”吕作燮先生又从其他史料中找到了一些有关会馆的记载：中州会馆有新、老两馆，嘉庆年间，江宁知府吕燕昭在南通州任职时便捐资修葺糯米巷的老馆，后又在其旁创建新馆一座。安德门关帝庙有浙东会馆；窑湾有安徽庐江会馆、三河会馆；钓鱼台有由曾国藩府第改建的湖南会馆；下浮桥街有由桐城商人姚氏住宅改建的安徽会馆；聚宝门外西街有安徽金斗会馆；西华门大街牛市有浙江会馆；马道街有安徽庐州会馆；栏杆桥有徽州会馆；钞库街有新歙会馆；东牌楼有潜山会馆；油市街南有旌扬会馆；油市有福建会馆；水西门外有湖北会馆；另外，还有两广会馆、四川会馆、安徽金东会馆、婺源会馆等。在这些会馆中，有试馆，亦有官商合办的会馆，同时包含了较多的商业会馆。它们的兴旺也标志着南京这一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与商业中心的繁盛。

同京师一样，省城往往是工商业或商业的中心，因而服务于工商业的会馆亦多有存在。开封是河南省城，也是商业中心。康熙年间，寓居开封的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在龙亭东侧修建山西会馆；到乾隆年间，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合建山陕会馆。在山东省省城济南，从道光至光绪年间，客居济南的官绅商人就曾按籍隶先后在济南建立山陕会馆（道光年间）、湖广会馆、浙闽会馆（同治年间）、中州会馆、安徽会馆（光绪年间）以及江南会馆、浙绍乡祠。这些会馆除山陕会馆的服务对象以商人为主外，其余大部分是以服务于官绅为主。山东省省城济南的会馆，绅与商的组合是基本特征，但其指向在商。湖广会馆建于清初，同治九年重修，由湖南、湖北两省绅、商设立。浙闽会馆建于嘉庆年间（1796～1820），由浙江、福建两省绅、商组建，有200多人，商人居多数。山陕会馆亦由两省绅、商创立，商人居多数。这些都体现了商人与官绅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福州，十余省份在此设立会馆，如江西会馆、湖南会馆、湖北会馆、河南会馆、两广会馆、奉直东会馆、广东会馆、安徽会馆、山陕会馆、蜀滇黔会馆、浙江会馆、全浙会馆、浙绍会馆、闽浙会馆、江苏会馆等，还有本省的兴安会馆、延平会馆、寿宁会馆、浦城会馆等，这些会馆都具有商业性质。傅衣凌先生说过：“一般方志既不提当地在京师所建的会馆，更自忽略为当地童生赴府城考生员而设的府城试馆和为生员赴省城投考举人而设的省垣会馆，但方志中亦偶有记载，如广东顺德在乾隆期间实于广州城外有‘邑馆’，诸乡绅及赴试文武生童必于此雇夫挑装入城。湖南邵阳于道光甲申在长沙建立省城‘试馆’。湖南湘乡和酃县亦有省垣试馆。又有临海县在杭州设临海试馆，金华下属八县除金华系府城无需府试馆外，其余七县都在府城设有试馆。金华、兰溪、义乌、东阳、永康五县在杭州亦均设有试馆。江西乐平最早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南昌设乐平试馆，另有府城饶州也设有试馆，又如鄱阳本身虽系府城，仍有郡城试馆。吉安府属的泰和县当同治期间在南昌已设有试馆五所，曰‘泰和试馆’、‘云亭试馆’、‘琼林试馆’、‘书升试馆’、‘五六试馆’，‘五六试馆’为该县五十六都人士所独建，专为该都赴省乡试试子所设。在福州则有永定试馆、永泰鄢氏试馆。”有的府县在省城设试馆，有的乡镇甚至也在省城设试馆，还有极少数颇有财力的家族设置试馆，似乎是在为本家族应试弟子提供更为悉心周到的服务。福建连城县就在省会福州设立了为赴省乡试士子服务的黄、罗、李、张、杨、项各姓试馆近10所。这些试馆大都在省会贡院附近，因为贡院为历代全闽士子考试的试场，试馆建在它的周围可以使参试士子就近进入贡院试场，更能使之产生如归之感，不致如飞鸦聒林，备受无处栖身之苦，士子还可以提前到省，住在试馆，静心攻读，充分准备。设在省城的州县会馆，在服务于科举之外，一般也为接待同乡同族人服务。总之，这一类主要服务于科举的会馆大多由官绅出资兴建，也有少数为商人独资兴建，抑或为官商合资兴建。他们都把科举作为跻身仕途的有效途径，或为了相互援引，彼此奥援，扩大地方势力或家族势力，或为了使自己青史留名。这些会馆显示出较为浓厚的政治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