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逝世以后，资本主义历经了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国际垄断这几个阶段，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只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具体形式的改变，其私人占有和剥削的根本属性并没有改变。只要时代的属性没有变，那么产生于这种时代并直接分析这种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展理论就没有过时。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展理论对当代社会的分析仍具有强大的穿透力，不能依据它创立的时间来判断这一理论是否过时，是否具有合理性，因为有效性与时间性毕竟是两回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展理论首先为现代发展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展理论对现代发展理论产生重大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对人类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一般规律做出了系统的阐述，后来的任何试图构建历史理论的人都无法回避他们的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展理论对以后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影响极大，无论其研究的方法、结构还是内容都成为后来各种学派讨论的话题。其对社会发展理论的阐述，成为各种发展思潮的切入点。

受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动力论的影响，许多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社会发展动力进行了研究，马克斯·韦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认为理性是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最主要特征，提出了工具理性的概念，进而得出结论：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理性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对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解上，他不同意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认为生产力并非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他认为，以新教伦理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从而提出了他的新教精神动力论。另一位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动力论影响的是经济学家熊彼特，他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是发展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他明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启迪。金指基甚至强调：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是明显的马克思论者”。但在推动社会发展动力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熊彼特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分歧，他依据自己的分析提出了经济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他坚持主观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过分强调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而忽视了人民群众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力作用。因此，他的发展理论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成分。诺斯是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他在肯定马克思恩格斯的贡献的同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模型的局限性，在于没有一个理论解释技术变革率，还在于在忽视其他变革原因的情况下对技术的强调。例如，马克思恩格斯轻视人口变动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一元动力论提出了批评，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再缔约所能够带来的收益。其中的要素就包括价格比率、信息成本、技术的变化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抓住社会发展动力的主要矛盾才能摆脱历史上存在的大量次要和偶然因素的纠缠，为社会发展找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诺斯的多元决定论将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混杂在一起，并没有实现其所宣称的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超越。

（二）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给我国现代化以重要启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展理论对东方社会发展的阐释，主要体现在其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印度、俄国等国家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即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资本主义完全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列宁将这一理论与本国实践相结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又以这一理论为指导进行了“新经济政策”的改革。此后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东方国家先后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进入20世纪后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这种落差使马克思恩格斯东方发展理论再一次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作为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其中，准确理解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实质是讨论的前提。

晚年，马克思通过对东方社会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环境的探索，力图为东方社会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转型道路。他在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考察基础上，结合当时俄国国内外的现实情况，主张俄国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以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痛苦。可以看出，“跨越”思想是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因此，对这一理论的准确理解关键在于搞清楚马克思所说的“跨越”的实质。第一，马克思的“跨越”是有条件的跨越。马克思在对俄国农村公社进行考察后发现，当时的俄国农村公社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公社的土地是集体共有；另一方面，私有化开始在公社内部出现，人们开始将耕种得来的产品据为己有。在这个前提下，马克思才进一步对俄国的前途进行讨论。第二，存在的可能性。正是由于俄国公社具有私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的二重元素，俄国的未来出现了两种可能性：或者是其中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相反，集体所有制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马克思并没有对公社的生命力加以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到底公社将向何处发展，马克思认为，一切将取决于当时它所处的环境及内部和外部的条件。经过认真的分析，马克思坚信可以利用它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桥梁。第三，“跨越”的“核心”。马克思所说的“跨越”，是指不经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由此带来的屈辱和灾难，并不是对生产力的“跨越”。马克思在论及俄国农村公社时曾经说过，要“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公社中来”。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先进的工具和生产技术。“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认为俄国必须经过一场社会革命，在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来改造传统的社会结构。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跨越，但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不可以跨越。这样，马克思在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与现代社会转型相统一的前提下，为东方社会走向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马克思的“跨越”思想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方法论，其当代意义就是把这种科学严谨的方法论运用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启示一：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发展有其客观性，并遵循一定的规律，同时每个具体的国家、民族又有发展的特殊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所走的道路可以是多样化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模式也可以是不同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循，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20世纪初，中国作为东方社会的大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封建关系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其具有的软弱性注定不能领导中国进行现代化。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指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决定了中国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而只能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其前途是社会主义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历史的启迪下，中国人民选择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像中国这样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在这样的前提下，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适应世界市场发展的、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

启示二：中国必须坚持开放才能实现现代化。马克思在对俄国进行分析时，是将其放入整个世界历史中去考察的，而且，在论述俄国革命成功的条件时也是基于世界范围的。这对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经济落后的中国要想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挥社会主义基地的作用，向世人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在开放中求得生存、求得现代化。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坚持对内对外同时开放，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企业机制，从只对外开放转向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实行对内开放。在坚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信息、管理办法、经营手段、科技人才和资金的同时，要丰富“市场换技术”的内涵，变被动的“换技术”为主动的“获取技术”，还要进一步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彻底贯彻互利共赢的战略，构建新型的开放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贯彻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精神实质，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真正“跨越”。此外，全球化的特点和我国的国情还决定了开放必将是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长时间的开放。只有坚持长期开放，才能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共存共发展。

还要说明的是，今天中国的发展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我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是在党中央指导下的科学发展，其目的是要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展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理论是中国发展理论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的发展的思想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展理论中的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有本质的不同，社会发展不像自然界的进化完全是自然、纯粹的过程，而是人作为主体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不存在社会，只有当人类出现之后，社会的发展才有了根本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发展的本质就是人的发展。“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人在交往的基础上产生了生产关系，这就决定了人的共性是社会性，以此来区别于其他单个生物的物种特性，因此，生产关系是人的本质的体现。由于生产关系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所以人的发展在不同的时代也具有不同的内容。“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区别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发展的本质不同。诚然，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人的发展，在物质享受、精神自由以及社会民主化方面均取得较大进展，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发展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由于对物质的一味崇拜，效率与公平极度失调，拜金主义泛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异化为商品关系。利己主义的盛行，导致个人片面发展，人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物，致使人在生产活动中把自己变成物的工具，而忽视自己能力、个性和创造精神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是片面发展了自己，从而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所讨论的人的发展，是指人的全面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著名的对于人的未来发展的论述，揭示了人的发展的实质，“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体现着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便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展理论的内在要求。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水平制约着人的发展，但人的能力的增强、素质的提高又会影响到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进程。虽然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是剧中人同时又是剧作者，社会演进过程的每一步无不依赖于人的能动性的发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也成为考察社会制度先进与否的根据之一。

第二，整体发展的思想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发展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实践的唯物主义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处于不断由低级进化到高级、由简单进化到复杂的有机整体，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理论不同于其他发展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由此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的整体发展。遗憾的是，许多学者都只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方面，以至于过分地强调这一方面，而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理论的整体性，以至于割裂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理论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西方所谓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划分和相互对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唯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该派别以唯理论、结构主义以及科学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阿尔都塞因其倡导的“新马克思论”而成为该派别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吸收了巴歇拉尔构造主义认识论的“认识的断裂”这一命题，并将其改造为自己的观点，从根本上否定意识形态，认为它毫无价值、毫无科学成分可言。并将“科学”的矛头对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他在极力排除了任何有关主体的因素之后，指出只有社会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主体”自身分解于社会结构的要素中，所以，主体消失了，只是结构关系的“承受者”“执行者”；历史不过是“无主体的过程”，其真正的“主体”是“生产关系”而非作为结构关系承受者的“人”，人在历史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由生产关系的总体结构决定的，人只具有完成结构所规定的任务的义务。其社会形态论认为社会形态的存在状态是同时性的社会整体结构，而“历时性不过是过程或者是马克思所说的形式的发展的错误的名称”，同时态高于历时态。既然社会形态的存在状态，是同时性而非历时性的，社会形态的演变，就不是连续性的发展，而是整体性的结构改变。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整体中要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由某种单一本原推动的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动力是多元决定的，这一观点较全面地认识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但其完全将人的主体作用排除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之外，又否定在历史必然性的背后还隐藏着历史的偶然性，存在将历史的客观性与人的主体性及其能动活动绝对对立的片面性，从而导致其走向客观唯心主义的宿命论。

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之恰恰相反，其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性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产物。这种理论从虚幻的超时代、超社会的抽象的“人”出发，并根据抽象的“自由” “平等”“博爱”原则去推想和说明现实的人的问题。这一理论将人从种种社会关系中隔离开来，使人成为脱离自然、脱离社会的孤独的个人，甚至把人当成一种主观欲望和体验。他们未能找到人的真正本质，更找不到解决人的问题的真正出路。他们渴求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下探讨解决人的问题，这只能是徒劳妄想。

第三，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规律可循，社会形态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具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文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在进行社会实践时会呈现出多样性，甚至出现巨大的差异。这种特殊性首先表现为各国国情的不同，即各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由此带来各国的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运动各不相同，各国面临的历史任务也千差万别，主客观条件的差异使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其次，这种特殊性还表现在即使在社会发展的同一个阶段，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具体矛盾的变化，体现出来的社会任务也会呈现巨大差异。所以，具体国家和地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可能会呈现跳跃性的发展，甚至会越过某些社会形态，而直接进入更高级的社会。但是，这种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跳跃性并不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否定，反而是以客观发展规律为基础的，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跳跃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例如，德国没有进入奴隶社会，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美国更是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种形态，直接跨越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历史事实表明，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跳跃性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跳跃性的发展，具有普遍性。有些学者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展规律中提出的“三形态学说”和“五形态学说”是矛盾的，甚至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展理论是单一决定论、机械决定论。其实，提出“三形态学说”和“五形态学说”，正是要说明人类发展的漫漫长河是绚丽纷呈的，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在某些地点、某些时间出现急转、跳跃甚至迂回曲折，但这终究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苏联建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里程碑。同时，还应该看到，苏联只是社会主义得以实现的一个模式，并不能完全体现社会主义的实质，有些地方甚至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首先，他们对马克思做了教条式的解读，将经典作家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与俄国的现实简单对接，没有顾及俄国落后的生产力，一味将社会主义做大做纯，将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志，以至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失败。其次，由于形而上学、僵化的思维模式，将苏联看作社会主义得以实现的唯一模式，并将其作为一种范本到处推广，不允许其他国家依据本国国情探索建设适合本国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使原本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黯然失色。中国在一段时间内也深受影响，简单套用苏联模式，结果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不断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功地摆脱了苏联的影响，避免了亡党亡国的命运。中国的成功是社会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正确运用的结果，这一现实让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增强了自信心，也给其他国家寻找强国之路树立了典范。

第四，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论述及其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社会整体出发，对资本主义发展做了阐述。他们先分析了封建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认为，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一种更为先进的生产关系的诞生，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机器大生产取代了手工作坊，这个过程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资本主义的这种革命作用：“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尽管“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形态所达到的高度的商品经济和发达的生产力水平。接着，马克思恩格斯又分析，既然资本主义的形成是由于封建所有制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没有例外，当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与资本主义的外壳不能相容的程度时，也同样会有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它，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而恰当地评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革。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无疑是比以往一切社会制度更高级的制度。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使人类迈入了广泛交往的阶段，世界市场的开辟，使人类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新纪元。其次，要全面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发出历史赞叹的同时，预言了这一制度并非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终结，资本主义必将迈向共产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但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年代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期，历史还未将这一社会形态的缺点完全暴露出来，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存活的时间估计不足，这一点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否认。只有承认这一点，在研究的过程中才能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再次，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成为当代世界各国发展中的重要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物主宰的社会，其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经济危机。他们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揭露引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注。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在社会广泛推行福利政策。在现实中如此，在理论领域，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也十分重视，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并在实践中对资本主义体制做了不少调整，尽管如此，它依然逃脱不了以个人为中心和金钱至上主义的命运，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及其历史命运的描述并没有过时。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交往、大工业、世界市场及世界历史的概念，给世界各国以重要启迪。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同时，提出的这些概念，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是落后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些国家意识到要发展就不能闭关锁国，必须融入世界大市场，要具有创新意识和开放精神。这样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奋起直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发展的理论无疑具有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重要价值。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挖掘、深化和发展这一理论，从而充分彰显其当代意义，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