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善文

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过程中，作为《十三经》之首的《易经》，是较早引起西方学者兴趣和关注的重要典籍。学术界一般认为，西方学者最早学习《易经》的，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他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研读过《易经》，并且有相当的学术造诣。自此以后，《易经》在西方的传播成为“中学西传”的重要内容。目前在西方诸多《易经》的译本中被公认最具权威的有两个版本：一是英国传教士利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翻译的I Ching：Book of Changes；另一本是德国同善会的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翻译的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因此，有志于了解西方学界对于《易经》之态度的学者，势必要对以上两部著作加以钻研。郭汉城撰写的《西儒卫礼贤易论举要》，正可为这方面研究提供诸多裨益。

郭生汉城，福建永春人。尝负笈来榕城，从余问《易》。此前，他专修外语专业，英文基础甚佳，因此，我鼓励他结合古代文献研究，发挥专长，多去关注西文易学的研究历史，并把我所搜集的西文易学著作资料交给他。汉城在此基础上又多方网罗相关典籍，最终选择卫礼贤的易学思想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撰写硕士学位论文。他终能不负众望，刻苦努力，完成的学位论文得到各评委和答辩委员的一致肯定。《西儒卫礼贤易论举要》一书，正是他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今检其书，分别从“论政治”“论艺术”“论生命”“论死亡”等诸多层面，具体而深刻地展示了西学背景下的卫礼贤是如何演绎《易经》的玄妙哲理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卫礼贤的易学思想实际上既是对中国正统易学思想的引申，也是对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化的传承。”这一结论应该是较为严谨客观的。通览全书，视其当年的学位论文旧本，无论在谋篇布局、观点提炼，还是在材料佐证、语言表述上，均有较大的提高和完善。我于是知其毕业后的工作之余，仍然学而不辍，敏而多思，今日遂有此书之杀青付梓，确实难能可贵。

《诗经·小雅·鹤鸣》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泰西学人因其思维理念、研究方法等或颇异于我邦，他们对《易经》的研究正可开辟出与我国传统易学不同的风格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急剧增加，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也日益兴盛起来。因此，加强对域外汉学的研究，扩大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进而为解决当前时代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促进世界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正是今日华夏学人的重大职责。郭生其勉乎哉！

公元2014年岁在甲午季秋之月

写于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