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空间

越剧和越剧女性的故事也是近现代上海这座城市的故事。首先，中国城市的现代转型是越剧兴起的重要背景。越剧发祥于上海，是大都市资本主义经济、中产阶级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生机勃勃的都市大众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如前所述，上海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于女性和罗曼蒂克爱情的着迷，这种着迷可以看作对于性别意识形态和性别关系急剧变化而引起的不安和骚动的一种反应，而这种变化虽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发生，但生活在都市上海的人们所感到的冲击更加直接和激烈。

因鸦片战争失败而被迫开埠的上海，是中国传统中的一个异数。尽管中国政府从未正式割让过上海的主权，但西方国家根据中外不平等条约中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在外国人居住区实施警察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造成了国中之国的事实，俗称“租界”。吊诡的是，西方列强保护伞下的租界在近代中国动荡的政治和战争风云中居然成了一座奇特的安全岛。政治的稳定、有利的地理位置、背靠发达的江南商业经济，使大量的华洋投资集中到了这里，开埠后的上海也就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远东第一商业大都市。具体地说，近现代上海是由构成了其人口大部分的移民建造的。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租界则是经济上最有实力、文化上最活跃的部分。到1935年，上海人口达到360万，其中大约有160万人居住在租界，外国居民大约有6万。租界人口持续增长，至1936年达到167万；1938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而来的难民潮，人口膨胀到450万。

与政治统治权的暧昧和现代商业的繁荣相伴随的，是社会生活方面的华洋五方人等杂处和文化上的五花八门、鱼龙混杂。上海以它开放、自由的空气，兼容并蓄的胸怀，迎接五方来客，经营着巨大规模的交易。这里聚集着一注千金的冒险家、投机家，挥金买醉的前清遗老遗少，利润丰厚的洋行买办，野心勃勃的现代企业家，新兴的白领阶层，广大的劳工、苦力、小商贩、妓女、帮佣、姨太太、学生。这里耸立着从外滩到大马路（今南京路）的现代化高楼群，以豪华的银行大楼、海关大厦和百货公司充满着舶来品的橱窗向世人夸示现代化大都市的风貌。相隔仅数条街区的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小弄堂里，却是红灯低悬、妓院烟馆参差的另一幅景象。更有意思的是，四马路同时也是一条文化街，林立着大大小小的报馆、书局、出版社、印刷厂。在古今中西交汇中成长起来的上海不论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一个奇观，而这一都市奇观通过发达的印刷媒体和繁荣的娱乐演艺媒体被更为夸张地展现出来，合成了一种独特的都市大众文化景观。

如果说民国上海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大都市，那么它更是一个制造传奇的大本营。明清以来，江南就是全国印刷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南京、苏州、杭州是三个著名的商业印刷中心。到了民国时代，上海前承了苏杭的印刷技术，更采用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纸张，成为全国最大的印刷基地。印刷业成为上海整个商业的支柱产业，因之而形成了从广告、时尚到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流行文化。先进的技术可以胜任精美的制作，而宏大的规模又能在短期内大量生产廉价的印刷品，不仅使通俗文学文艺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和界定了大众艺文的某些形式。正如文学史家张赣生所指出的，通俗文学的兴盛与日报副刊的出现紧密相关。民初上海的通俗小说大多以填补日报副刊的形式写成，连载以后视读者反应再决定是否出单行本。日报副刊的巨大需求直接刺激了通俗小说的大规模生产，也带动了通俗文学期刊的流行。周刊、月刊、双月刊等名目繁多的期刊一次可以刊登多至十一二部连载小说片断，并经常有三部或四部中、长篇幅小说的连载。民初上海、苏州大批以卖文为生的职业文人的聚居，也可以看作近现代江南人文生态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现象，造就了一批为市场写作的通俗小说和戏剧作者群。这些人才在上海及其周围地区比比皆是，源源不断。根据张赣生的统计，民国期间，“仅就有单行本传世的作者来说，已约有五百人左右，这个数字约相当于现知明、清两代通俗小说作家人数的一倍，在短短三十七、八年间，涌现出这么多作者，可说是空前的繁荣”。这种“空前的繁荣”少不了民国上海众多的通俗小说消费者的参与。上海人之喜欢言情小说，大约与他们喜欢大饼油条差不多，都将之视为生活中的一部分。《礼拜六》的编辑者、哀情小说大家周瘦鹃回忆道：

民初刊物不多，《礼拜六》曾风行一时，每逢星期六清早，发行《礼拜六》的中华图书馆（在河南路广东路口，旧时扫叶山房隔壁）门前，就有许多读者在等候着。门一开，就争先恐后地涌进去购买。这情况倒像清早争买大饼油条一样。

中国人从五湖四海涌进上海的十里洋场，被这里的机会所吸引，为这里的繁华所晕眩，也为这里的欺骗、世故和无情而惶惑。张爱玲有句名言：“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成长中的上海不断地以新移民来充实自己，新移民也以各自的乡土文化来创造和界定上海，塑造上海。文化上的竞争不仅是各个移民集团之间权力斗争的反映，它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之争。在开埠后的一百多年中，上海人口的大部分是来自江苏、浙江、广东的移民。这些移民带着家乡的习俗和浓郁的乡情来到上海，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竞相展示自己的家乡风情。从各种口味的菜馆饭店、特色明显的杂货铺子、风格迥异的同乡会馆，到各种地方戏曲如广东粤剧、苏州评弹、苏北淮剧、浙江越剧、本地土著的沪剧等，这些都成为宣扬自己家乡文化的标志。20世纪早期，租界里的上等剧院常年有名角领衔的京戏戏班的演出；越剧也在1940年代产生了一批名角和著名戏班，遂转到租界里较大而上档次的剧场演出；其他的地方小戏则仍然活跃在租界周边的中、小型剧场或茶馆中。例如，淮剧的主要演出场所在杨树浦、沪西和闸北的苏北工人聚居区和贫民窟，沪剧则主要在南市、沪西和浦东为中下层的本地观众演出。

在中国历史上，通俗文学与民间演艺有着一种互相借鉴、改编的亲族关系，民国上海这两种媒体之间的互串共生也是渊源有自。这种相互作用是双向的，不但戏剧和说书作品许多改编自小说，并且许多舞台作品成功之后，也会被改写成小说出版。这种因舞台与文本的互串而构成的通俗言情艺文的共生结构在民国上海现代传媒的介入下呈现新一轮的发展。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也许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了。这部小说先是于1930年3月至11月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开始连载，引起轰动，于1931年12月出版单行本。随即被拍成电影。评弹、越剧、淮剧、申曲、滩簧等都曾先后改编搬演此剧。张恨水又于1933年发表了《啼笑因缘续集》。华严一丐在1933年5月《珊瑚》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记录了这一现象：

张恨水自出版《啼笑因缘》后，电影、说书、京剧、粤剧、新剧、歌剧、滑稽戏、木头戏、绍兴戏、露天戏、连环图画、小调歌曲等，都用为蓝本，同时还有许多“续书”和“反案”。

就予所知，《续啼笑因缘》有三种：一为《啼笑因缘续集》，乃张恨水自著；二为《续啼笑因缘》，乃啼红馆主所著；三为《续啼笑因缘》，乃无无室之所著，曾见登载于宁波出版之小报、大报。

《反啼笑因缘》亦有三种：一为徐哲身著，予则闻名而未见；二为吴承选著，披露于《礼拜六》周刊上，后更名《啼笑皆非》；三为沙不器、赵逢吉合著，刊载于上海出版之《大罗宾汉》报，名称乃《反啼笑》，后忽不见。

《新啼笑因缘》有两种：一为某人所作，出版于上海紫罗兰书局；二登载于武汉之《时代日报》，作者未详。

《啼笑因缘补》，三友书社曾登报征求是项稿件，后以应征者寥寥，致未能印成单行本。

此外，尚有杭州娄薇红所著之续二回的《啼笑因缘》，某君所著之《啼笑因缘》，曹痴公所著之《啼笑因缘》，俞云扉所著之《嬉笑因缘》。又有某报之“何丽娜”创作小说，市上流行之《关秀姑宝卷》《沈凤喜十叹唱本》等等。

海上无线电所播《啼笑因缘弹词》亦有三种：一为姚民哀作，一为戚饭牛作，一为陆澹盦作。

翻印本，予曾见长安、香港、杭州三种，惟香港所印最精致。

在《啼笑因缘》现象中，我们看到的是多种通俗艺术品种在互串共生中共同营造了一个反映海派独特审美情感的都市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