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革故鼎新的先驱：五位老校长

严复：第一位北京大学校长

严复（1854～1921年），初名体乾，登仕后改为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

严复早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1867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驾驶。1871年5月，以优等成绩毕业，被派到清军水师服役。1876年赴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课程，考课屡列优等。1879年回国，曾先后担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会办、总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和安徽安庆高等学校监督等职。1912年2月25日，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3月8日到校就任后，即分别召开教职员会议，商讨改革办法。1912年5月3日，他又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后的第一任校长。1913年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1914年成为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负责编写战事新闻摘要，送总统府备览。1921年病逝。

19世纪末严复的译著《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鼓吹自强革新思想，曾风靡一时，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曾被毛泽东誉为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2月11日清宣统帝退位，清王朝宣告终结。2月13日孙中山辞职，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2月25日临时大总统下令以严复署理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1912年2月25日，严复担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3月11日，严复正式接管该校后，通过借款解决了办学经费问题，调整了课程结构与人事安排。5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呈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议将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并提请大总统任命原总监督兼文科学长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总监督改名为校长。15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6月初，严复草拟了《上大总统和教育部书》，克服财政部发出减薪命令后在教员中引起的混乱；随后，针对教育部要解散北京大学的动议，起草了《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和《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阐述了北大不可解散的缘由及改良办法，避免了北大被解散的命运。

北大从5月复学以后，走上正轨，逐渐焕发生机。然而，严复却与教育部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作为北大首任校长的严复，虽然在任的时间不长，只有半年左右，但是他为维持和改革北大却历尽艰辛，用心良苦，功不可没。

他到校就任后，即分别召开教职员会议，商讨改革办法。1912年5月3日，他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后的第一任校长时，深感肩负责任之重大，“故自受事以来，亦欲痛自策励，期无负所学，不怍国民，至其他利害，诚不暇计”。然而他面临的却是重重困难和种种干扰、打击。他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经费。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学部就不再给京师大学堂拨发经费。

严复上任后，只好四处奔走，甚至面见学部、度支部长官，“再四磋磨，商请用款，迄无以应”。他在给夫人朱明丽的信中诉苦说：“大学堂无款即不能开学，即我之薪水亦未开支也。公事亦极难办。”后来于4月7日总算向华俄道胜银行借到7万两银子，才使北京大学能在5月15日开学上课。但到了秋季开学前经费仍无着落，华俄道胜银行半年借款也将到期。严复只得又向英国汇丰、法国汇理、华俄道胜等外国银行商借贷款，却均遭拒绝。8月26日好不容易向华比银行借到20万两银子，除一部分归还道胜银行借款及利息外，其余用作北京大学秋季开学所需。严复竭尽全力为北京大学筹措得以维持生存的必要经费，这是一大贡献。

与经费有关的还有减薪之争。民国之初因财政困难，北京政府财政部发出通令，命京内外各衙门官员及学校教职员，凡薪水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严复作为北大校长给教育部写了条陈，提出了抗争。他认为“学校性质与官署不同”，不能“强令齐约”。其理由是学校教职员薪水是按授课钟点和所担负任务轻重判定高低的，如果一律降低拉平，致使人员“放弃职任”，那么“表面之经费虽省，无形之贻误实多”。因此他表示北京大学难遵部令，“为公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60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应准照额全支，以示体恤而昭公允”。严复终以据理力争和个人减薪保全了北大教职员的原有待遇，这是对北大的又一贡献。

最大的打击和考验还是教育部企图停办北大之议，关系到北京大学的生死存亡。北京大学在1912年5月15日正式开学后，严复一方面增聘薄弱学科的教员，一方面解聘不称职的教职员，致使“校中一切规模，颇有更张”, “全校学生遂与相安于学”。北京大学的国际声望也日益提高，仅过两月，英国教育会议和伦敦大学就宣布承认北京大学学生的学历和成绩，“自兹以后，凡属北京大学校或译学馆之毕业生赴英游学者，均得以直接进行其博士研究”。

严复正在为北大建设“力图进展”时，教育部在7月初却以所谓程度不高、管理不善、经费困难为由提出了停办北京大学之议。此议自然引起北京大学师生的强烈反对。严复特别向教育部呈上了《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他理直气壮地陈述了北京大学万万不可停办的理由，逐条驳斥了教育部的荒谬提法。

他首先指出北大自创办以来，集中了当时最好的人才、物力，又积十余年国家全力惨淡经营，才有今日最高学府之地位。“一旦轻心掉之，前此所糜百十万帑金，悉同虚掷，造成巨大浪费。而且面对热情求学的莘莘学子，将持何理由而一切摧残遣散之乎？”

针对当局指责程度不高的说法，严复指出各国大学“亦无法定之程度”，出于历史的和其他种种原因，世界各国的大学程度不可能划一，关键在于自己努力提高，“吾欲高之，终有自高之一日”，如果停办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将永无提高之时。

针对教育要从中、小学入手的说法，严复指出“高等大学与普通教育双方并进，本不相妨”。“今世界文明诸国，著名大学多者数十，少者十数。吾国乃并一已成立之大学尚且不克保存，岂不稍过？”而且江浙、湖北等地都在议立大学，北京是首都“反出行省之下，本末倒置，贻诮外人！”他认为政府不仅不应停办北大，还应增办大学。

严复还指出大学存在的重要意义，不仅要造就专门人才，而且兼有“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的宗旨。北大设立各种学科，“是则为吾国保存新旧诸学起见”。“既有造就之盛心，必不患无学者。”

关于经费问题，严复认为“谓今之大学，固当先问其宜存与否，存矣，则当问其进行之计画为如何，不得以筹费之难易为解决也”。而且“国家肇建万端，所需经费何限，区区一校所待以存立者，奚翅九牛之一毛？其所保持者甚大，所规划者至远，如此，夫何惜一年二十余万金之资，而必云停废乎？”最后，严复表示不计个人进退，“大部如以鄙见为不然，则方来之事，请待高贤。若以为犹有可从，则改革之谋，请继今以进”。严复的说帖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有理有节，义正词严。

接着，严复又呈上一份《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提出了北京大学的改革方案。他建议原有学生一律在一年内以选科毕业，暑假后招考新生一律以程度为准，并征收膳宿各费，毕业后给予学位。以前所聘外国教习按约辞退，中国教职各员考其成绩，随时斟酌去留。严复提出聘请教员“总以本国人才为主”，应“选本国学博与欧美游学生各科中卒业高等而又沉浸学问无所外慕之人，优给薪水，俾其一面教授，一面自行研究本科，如此则历年以后，吾国学业可期独立，有进行发达之机”。他指出大学不仅造就学生，同时，也培养师资人才，将成为“一国学业之中心点”。“则较之从前永远丐人余润，以重价聘请一知半解之外国教员，得失之数不可同年而语矣！”

对于各学科，严复也分别提出了具体改革方案，例如建议将经科并入文科，指出“既为大学文科，则东、西方哲学，中外之历史、舆地、文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这与后来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方针是一致的。关于法科，严复主张以国文教授本国法律为主课，而以外文教授外国法律为辅课，尤其应着重学习共和立宪以来中国现行之法律。对于理工科与农科，建议派出优秀学生，由学校出资派到欧美、日本留学深造，同时加强实验室和图书、仪器、药品的管理。对商科则建议开四个专业（当时称门），即经济学、财政学、商学和交通学。

教育部接到严复这两份说帖后，虽然声明“解散之事，全属子虚”，然而又在7月7日下达了《北京大学结束办法九条》，要求北大执行。九条中包括各分科大学学生一律提前于元年年底毕业，给予选科文凭，概不授予学位。下学期各分科课程要做增减，学生要交膳费，各科学长应兼充教员，法商两科学长以一人兼充等。而最重要的是规定“本年下学期各分科大学一律不招新生”，实质上仍是要停办北京大学。因此教育部的九条一宣布，立即激起北大师生的强烈不满与反对。全校“议论沸腾”，认为这是对北京大学实行“和平之驱逐”、“变相之解散”，各科学生纷纷推选代表草拟说帖提出抗议。

在北大档案馆内，现收藏有文科、法科、工科等各科学生的说帖。如文科全体学生代表说帖表示“此风一播，全国灰心，窃恐后之向学者，群以北京大学校为畏途，相率裹足”。学生们还表示“不甘妄自菲薄，咸有研究完全文科大学学问之请愿”, “但与世界各国专门学子争占学问一席！”法科、工科学生代表说帖也强烈反对“半途而废”，而且要求多招新生。

在严复和北大师生的有力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教育部不得不取消北京大学停办之议和结束办法。在8月9日举行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各代表讨论了教育部的停办北大之议，“嗣以事实困难，停办之议，遂亦打消”。会议还通过了分设大学案，即十年内国内先设北京、南京、武昌、广州四大学。

这场停办之争不仅关系到北大的存亡绝续，而且对中国近现代革命和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影响。严复为维护北大的生存发展而做出的艰苦努力，是他对北京大学做出的重大贡献。因此，北京大学确要感激严复的不屈不挠的抗争，他虽然仅任北大校长半年，其功绩却是彪炳日月，影响异常深远！

严复虽然保住了北大，却因与教育部矛盾过深等种种原因，于1912年10月辞职离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