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庆史话
北京大学迎来了自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1898年建立以来的百年校庆。这座久负盛名的学府的百年华诞备受海内外北大校友和有关学者的关注。许多人写了纪念文章，谈它的历史，谈它的发展成就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规划，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热门话题。百年来，关于校庆有许多趣话。
一 北大校庆始于何时？
第一次校庆是1917年纪念建校20周年时召开的，那是蔡元培就任校长的一年。
在我国，大学举办校庆活动，或学校过生日，是有了新式学堂以后，从外国学来的。蔡元培在留学德国时，就注意到西方一些大学校庆活动的情况，并在他主持北大校政后立即引进了这种做法。他在1917年12月17日举行的校庆纪念会上发表演说称：“本校20年的历史仅及柏林大学的五分之一，莱比锡大学的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能与之平行发展？”对北大的发展寄予厚望。
第一次校庆会，主要是本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参加，人数不多，仪式简单，却很别致。会上演唱了专门为20年校庆谱写的纪念歌。歌词是：“掝朴乐英材，试语同侪：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景山丽日开，旧家主第门桯改，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材。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歌词里的“喜此时幸遇先生蔡”，反映了师生们对具有革新精神、民主作风的学界泰斗蔡元培的欢迎和期望。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后就施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锐意进行教育改革，延聘了一批先进人物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到北大执教，使北大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蔡校长并招收了9名女旁听生，开创了我国大学男女合校的新局面。
二 校庆活动停止举办之谜
从1917年起，北大每年都有校庆活动。1918年校庆纪念会在法科大讲堂举行，展出书画及学生成绩，并有音乐演奏。1919年则在上午11时打钟集合开会，蔡校长主持，马寅初、刘半农两位教授及学生代表等发表演说。虽然这几次庆祝活动规模都不大，但确实长了北大人的志气。
1920年，北大23岁生日时，《北京大学日刊》还出了校庆专号。当时蔡校长出国考察，代理校长蒋梦麟写的祝词中有这么几句话：“本校自成立以来，迭经变故，而至今犹巍然独存，忆往事之艰难，策将来之努力，此宜庆祝者一也……”
往事究竟怎样艰难呢？由于北大是新思想的堡垒，军阀和政客们无法控制它，就把它看成眼中钉。早在1912年严复当校长时，当局曾以经费无着为由，要把北大撤销，因师生的反对，才使北大保存下来。严复却因得罪上司，于同年10月辞职。何燏时继任校长后，当局又提出把北大并入天津北洋大学的主张，北大师生强烈反对，社会舆论亦严厉谴责，才作罢论。何燏时又因得罪当局，被迫于1913年11月辞职。胡仁源接任校长后，袁世凯阴谋诱骗北大师生“劝进”，以实现他窃国称帝的美梦，遭到北大师生的抵制后，又表示要扼杀北大。却因洪宪丑剧使他陷入众叛亲离窘境，很快一命呜呼而未能得逞。蔡元培到校后，北大面貌焕然一新，就又触动了军阀、政客的神经。特别是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叫嚣解散北大，蔡元培受到猛烈攻击，被迫辞职出走。后经师生们抗争，才使蔡校长复职。1920年蔡校长出国考察，也是由于当局对他招收女旁听生的不满，使他暂时离开北大。如此这般，北大的校庆活动自然是军阀、政客们所不欢迎的。到1921年，北大校庆活动竟然停止举行了。
《北京大学日刊》从1917年起，一连三年都用很大篇幅刊载校庆活动。到1921年12月17日，却对校庆哑然无声。这天的校刊上只登了校方的一纸布告，内称：“本学年年假放一星期，春节放假二日，其余除星期日外，概不放假。”这就是婉转告诉师生，校庆不放假，不举行活动了。
究竟为了什么？当年12月18日北京《晨报》上有条小新闻是这样报道的：“北大纪念会停止举行（以上为标题）：昨日北京大学24周年纪念日，照例应放假一日并举行纪念大会，但该校上年罢课日期太多，亟应补习功课，故昨日并未放假，纪念会亦未举行。”
三25周年校庆办了两次
校庆被迫取消自然引起师生们的愤慨。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922年，全校憋足了劲儿举办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盛大校庆活动。北京的《京报》《晨报》等报刊都用大量篇幅报道了轰动京城的这一盛况。活动连续进行两天，《晨报》是这样报道的：主题：“北大25周年纪念会盛况”，副题：“游艺、展览、学术讲演会，令人应接不暇，观者约数万人，北河沿（三院所在地）、马神庙（二附所在地）一带车水马龙”。这还不算，北大师生还在校庆的前夜举行了提灯晚会。报纸上的报道说：“五时许，北大各院门前已悬灯结彩。五时半，提灯队伍由该校第一院出发，参与者约千人，照预定路线游行，经天安门，稍休息，至煤市街一带，八时乃归第三院。路上观者如潮，提灯队亦兴高采烈，高呼北大万岁！”
校庆活动本为平常事，可在当年新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中，曾出现1921年停止举行与1922年盛大游行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成为北大校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插曲。
在北大校庆史上，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1922年12月17日举行了北大25周年纪念会，第二年，1923年12月17日又举行了一次北大25周年纪念会。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由于算法不一样。1917年举办首次校庆活动时，定为“20周年纪念”，是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算起的，1898年算作第一年，1917年正好是“第20年”，这是当年按中国传统的虚岁计算生日的。后来发现这种算法与国际上通行的满周岁的算法不一样，就在1923年实行了把校岁算法改为满周岁计算法，这样就出现了两个25周年纪念日。这样一改，既便于国际交往，也便于和世界各国的大学进行对比了。这个办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否则，1997年就应是百年校庆了。
四 西南联大的校庆和校歌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大举入侵，北大辗转南迁，初至长沙，继迁昆明，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八年抗战岁月中，北大还举办了特殊情况下的校庆。在校庆活动中高唱抗日歌曲，发扬了爱国反帝的北大精神。
1940年以前，西南联大三校是分别举行校庆活动的，北大每年都单独度过校庆日。
国难当头，为了维系中华文化命脉，三校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教授、学者，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为了纪念那段艰难而光辉的日子，1941年三校决定制定西南联大校庆日，并编制校歌。校庆日定为每年11月1日，那是1937年到长沙，初组临时大学开始上课的日子。从1941年起，北大就与清华、南开共度校庆，在第一特殊的校庆日，还创作了壮怀激烈的联大校歌。校歌仿照岳飞《满江红》词谱，歌词为：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1946年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复员平津。1946年11月1日在北大举行了西南联大最后一次校庆纪念会，也是北大举行的最后一次特殊的纪念会。
五 校庆日也有更动
在北大校庆史上，校庆日也有过更动。
蔡元培主持校政时，校庆日定为每年12月17日。当时是考虑京师大学堂这个近代教育改革的骄子，是1898年12月开学上课的；又考虑多灾多难的京师大学堂于1900年曾被八国联军野蛮地毁掉了，校舍被德俄侵略军强占，仪器几乎损失殆尽，直到1902年才又复校，复校时的上课日期又是12月17日，把两次开学时间糅合在一起，有着双重纪念意义，就首次被选定为校庆日了。
自从50年代起，北大把校庆日由每年12月17日改为5月4日。
五四运动在现代中国影响甚大，早在30年代、40年代，就把这一天当做节日来纪念了。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纪念活动更是隆重。抗战胜利后，我在北大读书，记得那时就每年既有12月17日校庆日，又有五四纪念活动。回忆当时，五四纪念活动总比12月17日纪念活动隆重得多。如1946年12月17日除校方贴出一张“今日校庆，放假一日”的布告外，只有少数壁报出了校庆专号。1947年12月17日，在北楼礼堂开纪念会，到会师生二三百人，另有一个小型校史展览。
而纪念五四活动可就热闹多了。1947年五四纪念会在红楼后大操场举行，到会四五千人，由周炳琳主持，胡适等讲演，晚上有盛大的营火晚会，同时还有一连几天的“五四周”晚会。在历史晚会上，五四时的学生代表许德珩教授大声呼唤“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在文艺晚会上，朱自清教授谈五四时代的文艺，冯至教授读诗；在经济晚会上，赵迺抟教授风趣地分析当时经济上出的毛病；在科学晚会上，郑华炽、汪敬熙、袁翰青、孙云铸、杨钟健诸教授都有精彩发言；在戏剧晚会上，演出了反映现实的感人短剧。此外，还有五四史料展。由于我当时半工半读兼作记者，记下了史料展留言簿上的几条题字登在报上，其中有胡适题的“历史的教训”，教育家陈友松题的“新潮之来不可止，二十八年前健者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我们今后仍须努力”。
1948年5月4日，更是北大的盛大节日，除和1947年一样在红楼民主广场有数千人集会外，还有千人大合唱，唱出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中午，数千人在广场上露天大聚餐，每人两个鸡蛋、一块牛肉，吃馒头，交当时贬值的法币四万元。那时北大实际上是一年过两次校庆。到了50年代，北大就把5月4日定为校庆日，取代了12月17日的校庆。
六 胡适请人捐助建礼堂
早年北大历次校庆大都在三院或沙滩仅能容纳几百人的小礼堂举行。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规模较大的活动只能在红楼后面大操场上举行，甚至千人大聚餐也只好在露天之下采用类似野餐的方式。这就引来时任校长的胡适写信向校友求援，希望在北大五十岁大庆时建成一个大礼堂。我曾在北平《新民报》上报道，引用了胡适募捐信的原文，摘要如下：“北京大学原称‘大学堂’，是历代太学的继承者。……大学堂是戊戌（民国纪元前14年，西历1898年）开办的，到今年（民国三十七年）就是整整五十年了。我们在校的师生和各地的校友，都想给北大做寿，所以有50周年纪念的筹备。纪念的方法，大致分作两个方面：一是用学术研究的成绩做祝寿的礼物；一是建立一种五十周年纪念的公共建筑。……在纪念建筑方面，我们曾征求各地校友意见，大家都主张集中力量募集捐款，建筑一个大礼堂……可容1200人以上的大礼堂，就叫做蔡孑民先生纪念大礼堂。我们曾请几位建筑工程专家设计这个大礼堂……需要750亿到1000亿国币。这是很惊人的一笔大款子，非有绝大力量不能担负……所以我代表北大在校同人与各地校友写这封信。恳求吾兄慨允担负此事，千万请勿推辞。”
为迎接北大50周年向校友募捐的决定，除由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向校友宣布外，胡适还写了上面这封信，分别寄给了下面四位北大校友：当时在北平的显赫人物何思源（北平市市长）、萧一山（北平行辕秘书长）、吴铸人（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委）和石志仁（平津铁路局局长）。
从胡校长写这封募捐信，可以看出他为把北大建成一流大学是不遗余力的。他既追求教学和学术成就，又关心校舍建筑和设备，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既抓软件，又抓硬件”。胡适主持北大校务只有两年多的时间，软件方面曾网罗了一批全国一流的学者到北大执教，并进行学术研究；在硬件方面却力不从心，除了为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建了一座门诊小楼外，就是想修建一座大礼堂了。
我国历代朝廷，大都重视大学或国子监的校舍建设。1898年所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可是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帝国主义侵略，割地赔款，国库空虚，已无力兴学。1900年再遭八国联军破坏，国家更加穷困，京师大学堂虽然已在京西与德胜门购地千亩，仍然无力扩建校舍。民国初年军阀当道，蔡元培、蒋梦麟等校长有意扩建舍，除1918年修建了一座五层的红楼外，也难有所作为。七七事变日寇入侵，北大内迁昆明，与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内战再起，物价飞涨，民生凋敝，胡适的礼堂梦也成泡影。可见在那民族多难的岁月里，北大的发展是多么艰难！
七 校庆节·返校节
随着校龄增长，校友不断增多，50年代以后，北大的校庆节已成为校友返校节。
当然，“文革”期间，返校节无法正常运行。然而在改革开放后，重视教育的思想路线得以推行，北大又焕发了青春。每逢校庆，都有成群结队的校友前来为母校祝寿。他们之中有些人虽已白发苍苍，却尽可能要旧地重游，重温那失去的岁月，关怀着母校的成长。
自从在北京的北大校友会于1984年成立以来，我多次返校与同窗叙旧。老学长们皓首银发，有的拄着拐杖，有的由人搀扶，还有的乘轮椅，都赶来参加校庆庆典。1988年90周年校庆时，有8000名校友返校，能够说上名来的，有雷洁琼、冯至、任继愈、袁翰青、周南、罗章龙等，大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其中五四时期在北大的罗章龙老学长，当时年已92岁。如果说花甲之年已为老叟，校友8000人中至少有1000老叟，成为北大校庆节上动人的场景。正如一首顺口溜所言：“千叟返校逢盛世，学兄七十今不稀，皓首健步有余热，笑坐轮椅觅故知。”
八 百年校庆的历史意义
北大百年华诞，欣逢世纪之交。当前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北大处在百年来最好时刻，空前盛大的百年校庆，将是这座久负盛名的高等学府最辉煌的节日。
为迎接百年校庆，北大制定了校庆标志，校门前竖起迎校庆大标语和倒计时牌，并将在4月28日至5月5日期间，举行盛大庆典和各种文化活动。
现在散居于全世界的北大校友已逾10万，曾来北大留学的外籍校友也超过万人，国内各大城市以及台湾、香港、澳门，都有北大校友会，国外如加拿大、美国等，也有校友会，美国的校友还在不同地区，如华盛顿、中部、南加州、东部（纽约）成立了北大校友会。返校参加百年盛典的校友大大超过90周年校庆时的8000人。
近年，北大除保持基础学科优势，并着重发展了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急需的应用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外，还成立了跨学科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药学教育与研究中心等。70年前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曾说过：“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目前北大名师荟萃，人才辈出，近年学术成就已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注目，如北大方正集团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使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被誉为“当代毕昇”，为世界各地华文报社、出版社、印刷厂及办公机构所采用。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张青莲教授等测定的铕（Eu）、铈（Ee）原子量被国际上确认，定为原子量数据标准。
生命科学学院恐龙基因的研究，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
社会科学方面，季羡林教授的《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被称为我国前所未有的开创性著作。
考古系在琉璃河的发掘成果，对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完成具有重大意义。
由于国家重点投资，社会人士及校友的资助，北大近年在硬件建设上也加快了发展，1997年全校总建筑面积约达90万平方米。迎百年校庆，又有一批纪念建筑作为献礼。其中北大图书馆2.7万平方米的扩建工程，将使这座藏书450万册的大学图书馆，既有多种珍稀善本古籍，又有最先进的管理与检索设备，其规模为亚洲大学图书馆之冠。还有一座有2000多个座位，并具有现代化设备的校庆纪念大讲堂也即将落成。50周年时，胡适校长的礼堂梦，于校庆百周年之际终将实现。
九 关于北大校龄的热门话题
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兴衰，关系到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也反映了一国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因而中外学者大都关心大学的历史和高等教育的成就。
原北京大学副校长，东方语言学家季羡林教授曾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文章说：“北大校史应该从二千年前的汉代大学算起，到国子监、到京师大学堂，北大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季羡林教授并非提议应将北大校史上溯两千年的第一个。半个世纪之前，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博士也讲过一个有关北大校龄问题的故事。
那是1947年4月下旬，胡适在参加清华大学36周年庆典时即席演说中谈到的。当时我作为记者前往采访，翌日在北平《新民报》上做了报道：“胡适说，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指北大）还不满49周岁（截至演说时）；其实，要按国立大学推算，宋、唐，直到汉武帝公元前124年开创太学时，北大未尝不可说有二千多年的历史。1936年美国哈佛大学庆祝300周年，600位嘉宾列队入场；谁代表的学校历史久，谁走在前头。我来自我国历史最久的北京大学，竟而排到564位，第一位是埃及人，代表开罗的一所大学，那所大学有1000年历史……”
第二年（1948年）12月17日，胡适在北大50周年时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在文中又提到：“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太学的继承人，不愿卖弄那二千多年的高寿……记得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北大纪念廿五周年，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纪念四十周年，都只承认戊戌年（1898年）是创立之年。”
研究北大校龄上溯的问题，既复杂又有意义。如果能把北大的历史推算到汉武帝设太学时代，那就有两千多年，将推翻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只有一千年历史的纪录，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大事。
但是在那两千多年之中，我国经历多次朝代更替，分裂统一，太学的规模和传承实况有待详加考证。所以推算北大校龄，必须采取科学方法。客观态度，还应该运用比较方法，与全世界一些著名大学的校史进行对比研究。蔡元培校长没有在1917年把北大校龄推算到汉武帝设太学时期，看来是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在他主持校政及担任教育总长期间，不触及北大校龄是否应上溯到汉武帝创设太学时期的问题的原因，据我们粗略分析，大概有二：其一是西方大学出现在中世纪以后，校龄最久不过千年，而且它们有举办校庆的习惯和传统，计算校龄很容易。我国太学虽然历史悠久，但不讲究校庆校龄，缺少翔实史料，计算起来就复杂多了。其二是1917年前后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候，也是中国教育大革新的时候，太学、国子监，两千年来是以传播孔子经学和忠君思想为主旨的，辛亥革命实行共和，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首先宣布废除尊孔忠君教育宗旨，改为适合于共和的教育体制，所以他到北大后把经科并入文科，仅对儒学作为学术研究；那时候儒学又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激进派大声疾呼批“孔老二”，砸“孔家店”。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把北大校龄从具有革新精神并富于开创意义的京师大学堂算起，是很自然而顺理成章的。
事情往往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起变化，到20世纪30年代，胡适博士在美国哈佛大学的遭遇又给人以新的启迪。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教育，教学经验极其丰富，大教育家孔子闻名全球，而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居然被列在几百所大学之后，胡适因而提出重新计算北大校龄的问题，这也是很自然而顺理成章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名校为了提高学校声誉，促进教学发展，校庆活动声势越来越大，一些学校也顺应时势，认真考订自己的校龄，例如：四川大学已根据教育专家论证，国家教委的批复，确定它继承了1896年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到1998年，成为有102年校龄的大学。湖南大学上推到清末湖南高等学堂，再上推到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的岳麓书院，已被认为是一座比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名校历史还要悠久的千年大学。就连北京第二中学，也由原来的校龄80多年，上推到清雍正年间的左翼八旗子弟学堂，成为有270多年历史的老校。上海敬业中学也认定它对清初建立的敬业书院的继承关系，并在今年举办250周年庆典。北京大学是否也应考订自己的校龄，首先必须依据可靠的史籍与史料，弄清楚太学、国子监算不算大学，并确认历朝历代的传承关系。
近年来，海峡两岸出现了不少有关中国教育史的新著，这对研究北大校史创造了有利条件，如台北师大伍振鷟教授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资料甚丰，有参考价值。另外，1917年北大20周年校庆后，北大文科教授陈汉章曾写了一篇万言长文《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它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大教育史专著。文中扼要叙述了中国上古教育的起源，周朝大学教育的发展，春秋战国时孔子兴学及私学的兴盛，汉武帝设立最高学府太学的创举，历代太学、国子监的延续，以及光绪二十四年最高学府改设京师大学堂的经过，等等。此文虽未对北大校龄从京师大学堂算起明确表示看法，却肯定了太学、国子监、国子学都是中国古代的大学，这和当时有些人认为大学都是从外国学来的观念大不相同。
陈汉章还嘲笑了“学堂”之名也是从外国传来的说法。文中说：“文襄（张之洞）曾谓学堂之名沿自外国，为中国古代所未有，似未考证汉有文翁学堂（见《〈汉书·循吏传〉集注》），晋有国子学堂（见《晋书·简文三王传》），唐有陈子昂学堂（见《唐书·本传》），清雍正年间亦有八旗学堂，文襄此言，谓非千虑一失欤？”
陈汉章这种钻研中国大学教育史、引经据典、纠正谬误的精神值得尊重，只是他的文章是文言文，不甚通俗，而且仅连载于北大内部刊物《北京大学日刊》，社会影响不大。而对胡适博士和季羡林教授提出的北大校龄问题，目前也还没有见到进行研究的专文。
看来要把北大校龄这个热门话题进一步弄清，做起来非短期之功，只好期待于重视和关心此事的相关机构和海内外的教育史专家学者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