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
1998年是戊戌维新的一百周年，又是北京大学创立的一百周年。这两个百周年绝非偶然的巧合，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让我们先来回顾百年前历史的一幕。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采纳维新派的要求，颁布《定国是诏》，毅然宣布以维新变法为基本国策。就在这份被梁启超誉为“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的变法宣言诏书中，下达了百日维新的第一项改革政令：“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
百年前由光绪皇帝亲自下令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初名（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校）。它是在戊戌维新中诞生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当时不仅是中央官办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关。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重大进展及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全面启动。
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分析京师大学堂从酝酿、倡议到筹办、创立的历史过程，论述京师大学堂为什么是戊戌维新和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并考证京师大学堂创办和开学的具体经过与日期。
一 维新派的教育改革思潮
京师大学堂是在甲午战争后兴起的在维新派教育改革思潮的推动影响下酝酿产生的。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空前的民族危机强烈地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出现了以爱国救亡、维新变法和思想启蒙为宗旨的维新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大声疾呼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救中国。他们把改革教育、兴办学校提高到关系国家兴亡和变法成败的战略高度。
维新派认为兴学校育人才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和关键所在。1895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向光绪皇帝上书。指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大学生徒，英国乃至一万余”。而中国之所以贫弱，则主要是教育不良，人才缺乏。“读书识字仅百分之二十，学塾经费少于兵饷数十倍，士人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因此，他们建议在各省州县遍设学堂，并在京师办学，“广延各学教习”。可以说其中已经孕育着在京师办大学设想之萌芽了。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的《学校总论》一文中，更是慷慨陈词：“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
维新派还把兴学校育人才视为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和当务之急。1896年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断言：“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康有为总结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指出：“日人之变法也，先变学校。”他还强调：“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
维新派对封建旧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深刻揭露封建官学与书院只是科举八股的附庸。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不过是“聚千百帖括、卷折、考据、辞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懵然未有所闻者。而欲与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严复对科举八股制度和旧教育更是深恶痛绝，斥责其有三大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
维新派对洋务教育也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梁启超认为洋务派虽然办了同文馆、水师学堂、自强学堂等不少洋务学堂，但成效不大，培养不出理想的人才。其主要原因是只学皮毛，不学根本。只学外国语言工艺，不学外国政法教育。“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他指出其病根有三条：“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
维新派针对中国旧教育的弊病，提出了一系列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改革主张。在教育目的方面，主张教育救国，培养新政事业有用人才。在教育内容方面，主张提倡西学，重视政学，广派游学。在教育制度方面，主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普及学校，发展师范，倡办女学。并建议仿效西方与日本，建立大中小学三级近代新学制。梁启超1896年在《论科举》一文中归纳为：“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迄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
维新派还进行教育改革的实践，如康有为1891年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梁启超1897年在长沙主讲时务学堂，都倡导兼学中西、政艺之学，培养了一批变法骨干人才。有人甚至说戊戌维新“实基于万木草堂之学风，与万木草堂之人物”。
总之，维新派的教育改革思潮和形势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促进了京师大学堂的酝酿、产生。
二 维新派与京师大学堂的倡议与筹办
维新派在京师大学堂的倡议和筹办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最早的渊源关系可以追溯到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组织的强学会。梁启超1912年10月31日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演中回忆自己与北大的关系时曾说：“时在乙未之岁（按：1895年），鄙人与诸先辈，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以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惟当时社会嫉新学如仇，一言办学，即视同叛逆，迫害无所不至。是以诸先辈不能公然设立正式之学校，而组织一强学会，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且于讲学之外，谋政治之改革。盖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
京师强学会1895年11月由康、梁等人发起成立，又称强学书局，是维新派最早的政治团体。主要活动是集会讲演，购置图书仪器，译书办报等。梁启超被推为书记员并主编《中外纪闻》。不久，康有为又南下发起设立了上海强学会，并拟订章程，创办《强学报》, “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然而，很快便遭到守旧势力的攻击。1896年1月20日，御史杨崇伊上疏诋毁强学会“植党营私”, “请饬严禁”。于是京师强学会遭到封禁，图书仪器被查抄，上海强学会也被迫解散。后来御史胡孚辰上奏“书局有益人才”，建议把强学书局改为官办。清政府即下令改设官书局，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理大臣。1896年2月11日，孙家鼐上《官书局奏定章程疏》，其中提出“拟设学堂一所”的设想。此乃倡办京师大学堂的嚆矢。故梁启超在北大的演说中称京师大学堂“之前身为官书局，官书局之前身为强学会”。1918年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也认为“本校造端，基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之强学会”。
我认为梁启超关于强学会和官书局是京师大学堂前身的说法是不太确切的。但是康、梁办强学会的动机中确有兴学校育人才之意。而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后，管理大臣孙家鼐也计划办学。以后李端棻倡议办京师大学堂，总理衙门即认为“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孙家鼐也承认这是“官书局应办之事”，并提出了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具体设想。最后光绪皇帝还任命官书局管理大臣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并把官书局并入大学堂。从这些史实说明强学会、官书局与京师大学堂之间，确实有一些渊源关系。
最初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倡议的是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他在1896年6月12日向皇帝上《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折》，认为“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也”，主张“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建议“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此外，他还提出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5项措施。奏折结尾宣称：“既有官书局大学堂为之经，复有此五者以为之纬”，则“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
李端棻的这份奏折据说是梁启超代为起草的。罗惇曧在《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中记载：“梁启超为侍郎李端棻草奏，请立大学堂于京师。”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是李端棻的堂妹，两家关系密切，代拟奏折是有可能的，而且奏折中的提法也符合梁当时的主张，至少是吸收或征求了梁启超的意见。下列几条史料也可作旁证。如1896年5月吴德潇致汪康年的一封信中，询问梁启超“近日忙否？”“苾老（按：李端棻）奏拟否？”同月梁启超致汪康年的信中说：“龙伯鸾带去李苾师之折，乞代索取，因无副本也。”另外，7月李端棻给梁启超的信中也告诉他：“日前所上一疏，饬交礼部、总署会议，准驳尚未复议，俟有定议，再为寄知。”可见此折与梁启超确实有关。后来梁启超还把该折刊登于自己主编的《时务报》第六册上。
光绪皇帝看到李端棻的奏折后立即命总理衙门议奏。可是总理衙门在当天议复时，却把筹办京师大学堂的任务推给了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声称“该侍郎所请于京师建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应请旨饬下管理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筹办理”。经上谕批准，京师大学堂进入了筹办阶段。
孙家鼐于1896年9月上《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提出了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具体设想。奏折首先承认这是“官书局分内应办之事”，但接着又表示为难。“中国京师建立学堂，为各国通商以来仅有之创举”，既不能沿袭中国旧设之学堂，又不能完全仿效外国之大学。“深知此事定制之难，创始之不易。且中国堂堂大国，立学京师，尤四海观瞻之所系，一或不慎，则徒招讥议，无补时艰，反不如不办之为愈矣。”尽管难度很大，他还是提出了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六条具体设想。首先是订立学宗旨，“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后是关于建造校舍、学问分科、聘请教习、招选学生、筹拨经费等方面建议。虽然这个筹备计划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同，但是恭亲王奕
和军机大臣刚毅等守旧大臣们却以经费困难等为理由，主张“缓办”，使筹办工作被搁置下来。1897年4月，翰林院编修熊亦奇在给孙家鼐的信中认为：“设学堂事大且繁，非书局所可容纳。”并感叹，“学堂一节，则以小试无益，大办不能，是以屡次筹商，不得不迟迟有待……”
这段时期，许多中外人士都向清政府呼吁尽快兴办京师大学堂。如1897年姚文栋上《京师学堂条议》，指出：“东西洋各国都城，皆有大学堂，为人材总汇之所”, “今中国一时未能遍设乡学，先设大学堂于京师，亦可树之风声”。并建议“专设学部大臣，以总理全国之学政”。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写《拟请京师创设大学堂议》，认为：“立总学堂于京师，不但能扩众人之才智，尊朝廷之体统已也，亦可扬国家之声名。”1897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林乐知等也向总理衙门递交《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建议京师设总学堂，“为群学总汇之区”、“通国总会之所”。他们还介绍，日本除东京大学外，1897年又新设京都大学，“日本大兴新学尚有乏才之虑，况中国今日之情形乎？”以此催促清政府快办京师大学堂。
1898年初，维新派加紧推动光绪皇帝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曾经参加强学会并多次请康有为代拟奏疏的御史王鹏运，于1898年2月上了《需才孔亟，请饬速设京师大学堂折》。1898年2月15日，光绪皇帝颁上谕：“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其详细章程，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筹具奏。”从此，京师大学堂从筹办阶段进入了创办阶段。
三 百日维新的第一项改革措施
1898年初，维新运动日益高涨，新旧势力的斗争也日趋激烈。顽固派竭力反对改变祖宗成法。军机大臣刚毅认为，“我朝成法，尽善尽美”。恭亲王奕也主张“恪遵成宪”。设立京师大学堂虽经光绪皇帝批准，但总理衙门却仍以“事属创始，筹办匪易”为借口拖延执行。5月29日奕去世，维新派乘此机会敦促光绪皇帝确定国是（即国策），痛下变法决心。康有为6月1日先代御史杨深秀起草《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要求光绪帝“明降谕旨，着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6月8日，康有为又为侍读学士徐致靖起草《请明定国是折》，指责守旧大臣及各省督抚们对新政命令“置之不理”，例如京师大学堂“至今尚无片瓦”。由于“国是未定”，以致“守旧开新，两无所据”。因此强烈要求朝廷申明国是，“明示从违，以一众心”。
在维新派的大力鼓动敦促下，年轻的光绪皇帝认为与其守旧亡国，不如孤注一掷实行变法，“幸则可望收政权而保国土，不幸亦可大开民智而得之将来”。终于下定决心在1898年6月11日颁布《定国是诏》，正式宣布以变法维新为国策，推行新政。诏书中说：“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因此，“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这是一份变法的宣言书，揭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自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梁启超评论该诏书为“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 “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而在这份诏书里，光绪皇帝下达的第一项新政改革措施就是举办京师大学堂。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诏书不仅强调创办京师大学堂的意义“为各行省之倡”，而且具体规定了学生的来源，“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诏书还严令各级官员“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定国是诏》全文共451个字，而有关举办京师大学堂的内容有127字，占了1/4以上。这份诏书把创办京师大学堂作为一个国家行为，提到启动新政之首要举措的高度，并以此推动全国教育及其他方面变革与现代化的进程。
《定国是诏》是由光绪皇帝的老师军机大臣翁同龢起草，而且征得慈禧太后的同意。慈禧甚至亲自“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其实她并非完全赞同变法，只是由于形势所迫，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不得不暂作让步，让光绪试一试。翁同龢在拟诏时既表达了光绪的变法决心，又强调“以圣贤义理之学为根本”，以免得罪慈禧太后与守旧势力。
《定国是诏》的颁布对维新派是极大鼓舞，而守旧派则竭力加以抵制或阳奉阴违，以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工作仍不见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光绪皇帝在6月26日又下了一份口气严厉的上谕：“兹当整饬庶务之际，部院各衙门承办事件，首戒因循。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特降谕旨，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议奏，即着迅速复奏，毋稍迟延。”并警告“各部院衙门，于奉旨交议事件，务当督饬司员，克期议复。倘有仍前玩偈，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
6月30日，接近维新派的帝党御史李盛铎上奏，认为将来京师大学堂“人才之成不成，在乎创始办法之善不善。然则中国安危强弱之紧要关键，殆无有大且急于此者也”。他呼吁“今朝廷既视此为新政第一大举动，则他费可省，此费独不可省”。光绪上谕命总理衙门把李盛铎的建议“归入大学堂未尽事宜，一并议奏”。
四 京师大学堂的章程
1898年7月，在光绪皇帝的三令五申和维新派的督促、参与下，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工作终于进入了制定章程、任命管学大臣和选址招生的具体实行阶段。
1898年7月3日，总理衙门上《遵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报告“臣等仰体圣意，广集良法，斟酌损益，草定章程，规模略具。若其要义，凡有四端：一曰宽筹经费，二曰宏建学舍，三曰慎选管学大臣，四曰简派总教习”，并附呈了《京师大学堂章程》。
据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谓创办京师大学堂的要义是康有为所建议，而章程则是由梁启超执笔草拟。年谱记载：“自四月杪大学堂议起，枢垣托吾为草章程，吾时召见无暇，命卓如（梁启超）草稿。酌英美日之制为之，甚周密，而以大权归之教习。总署复奏学堂事，大臣属之章京，章京张元济来请吾撰。吾为定四款：一曰预筹巨款，二曰即拨官舍，三曰精选教习，四曰选刻学书。”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追述当时经过说：“皇上既毅然定国是，决行改革。深知现时人才未足变法之用，故首注意学校，三令五申。诸大臣奉严旨令速拟章程，咸仓惶不知所出，盖中国向未有学校之举，无成案可稽也。当时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咸饬人来，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至是上之，皇上谕允，而学校之举乃粗定。”
罗惇曧在《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中也写道：“迭举严旨，促拟大学堂章程，枢廷及总署大臣，仓卒不知所措，梁启超时在京师，方倡新学，乃争遣人乞启超属章。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为章程八十余事，乃据以上之。”
梁启超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学章程，体现了维新派的教育改革思想，勾画了中国近代新学制和新教育体系的雏形，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重要意义。
章程共分8章52节。第一章总纲，规定了京师大学堂的性质和地位。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并规定京师大学堂是全国最高学府和全国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一切章程功课，皆当遵依此次所定，务使脉络贯注，纲举目张。”为了给大学堂提供生源并达到维新派所期望的普及学校教育，章程要求各省迅速开办中小学堂，“务使一年之内，每省每府每州县皆有学堂”。还要编写大学、中学、小学三级教科书，除供大学堂学生使用外，“请旨颁行各省学堂”。
第二章是关于学堂功课。首先明确教学目的是“培植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即培养新政需要的人才。提出教学内容应该“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参考西方与日本学校的课程，分为普通学十门（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专门学十门（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以及外国语言文字学五门（英、法、俄、德、日）。章程强调京师大学堂与旧学校教育的区别，“本学堂以实事求是为主，固不得如各省书院之虚应故事，亦非如前者学堂之仅袭皮毛。既定功课，必当严密切实，乃能收效”。还规定了考试的要求和方式。
第三章关于学生入学。除了吸收《定国是诏》所列各类官员及大员子弟外，还招收“各省中学堂学成领有文凭咨送来京肄业者”。学生定额五百人，分六级递升，“宁缺无滥”。并根据学生功课之优劣，给其“膏火”（奖学金）之多寡。
第四章关于学成出身。规定“大学卒业，领有文凭者作为进士，引见授官”, “就其专门，各因所长授以职事，以佐新政”。体现了维新派提出的合科举于学校和培养新政人才的主张。
第五章关于聘用教习。强调选择教师的重要性，“学生之成就与否，全视教习。教习得人，则纲目毕举；教习不得人，则徒糜巨帑，必无成效。此举既属维新之政，实事求是，必不可如教习庶吉士、国子监祭酒等之虚应故事。宜取品学兼优通晓中外者，不论官阶，不论年齿，务以得人为主”。尤其“必择中国通人，学贯中西，能见其大者为总教习，然后可以崇体制而收实效”。并授以总教习聘用分教习等用人大权。
第六章关于设官。规定设置管学大臣、总教习、分教习、总办、提调等职。管学大臣地位很高，“以大学士、尚书、侍郎为之”。
第七章经费。“宜力除积弊，采用西法，先列为常年预算表，开办预算表，然后按表拨款办理。”章程共列出常年经费预算约19万两，开办经费预算约35万两。
第八章暂章。规定其他具体章程与详细细则，待开办后由各办理人员随时酌拟。如课程教学具体章程、学生出身详细章程、各省府州县学堂训章等，都由大学堂总教习等拟定。
总理衙门复奏及《京师大学堂章程》呈上的当天，光绪皇帝立刻颁上谕予以批准。肯定章程“参用泰西学规，纲举目张，尚属周备，即着照所议办理”，并“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事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所需兴办经费及常年用款着户部分别筹拨”, “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着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上谕最后还强调“此次设立大学堂，为广育人才讲求时务起见，该大臣务当督饬教习等，按照奏定章程，认真训迪，日起有功。用副朝廷振兴实学至意”。同日还下旨，京师大学堂指日开办，亦应设立译书局，以开风气，并“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和章程的制订，对推动全国教育改革和教育现代化影响很大。如7月10日上谕命令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学中学西学之学校”, “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具仿照办理”。
五 戊戌维新的仅存硕果
京师大学堂创办过程中充满了新旧势力的斗争。首先是关于管学大臣人选，最初顽固派后党军机大臣刚毅“自命正学，欲以办学自任”，想当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帝党首领军机大臣翁同龢加以抵制，会同御史李盛铎等推荐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和侍郎许景澄。结果光绪皇帝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孙家鼐，字燮臣，安徽寿州人，曾为光绪帝师傅，为人老练圆滑。他担任管学大臣后，虽然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做了不少工作，但又常常维护旧制度旧思想，甚至排挤打击维新派。
围绕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人选也曾发生激烈斗争。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起初孙家鼐曾面请康有为担任总教习，李鸿章、廖寿垣、陈炽等人也劝孙聘康任此职。而康有为当时则担心大学堂的学生皆“部曹翰林道府州县等官，习气甚深。自度才德年位，恐不足以率之，度教无成，徒增谤议，故面辞之”。可是后来当孙家鼐见到梁启超起草的大学堂章程，对“教权皆属总教习，而管学大臣无权”深为不满，又闻诸大员推荐，更怀疑是康有为所请托，“欲为总教习专权，又欲专选书之权，以行孔子改制之学也”，于是“大怒而相攻”。康有为遂命梁启超转告孙家鼐：“誓不沾大学一差，以白其志。”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的这段记载可能有夸张和自我吹嘘的成分，如孙家鼐面请、李鸿章推荐等情节不尽可信，但这场斗争尚有其他史料佐证。如李鸿藻之子李符曾致张之洞的密信中提到：“梁（梁启超）见寿州（孙家鼐），谓‘总教习必派康先生’。孙不应，康党大失所望。”还说孙家鼐掌管大学堂，“康所拟管学诸人，全未用”。
7月17日，孙家鼐上奏请派当时尚不在国内的原驻德公使、工部左侍郎许景澄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而在许到任前则由孙自己“暂为兼办”。这样他不仅排斥了康有为，而且可以独揽大权。同日，孙家鼐还上书攻击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等书，“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时。窃恐以此为教人入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他强调“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 “一旦反上作乱之人，起于学堂之中，臣何能当此重咎？”要求对“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宜明降谕旨，亟令删除”。欲以此讨好守旧势力，同时证明康有为不宜担任总教习。后来御史宋伯鲁奏请改《时务报》为官报。上谕命管学大臣酌核奏明。孙家鼐乘机于7月26日上折请派康有为赴上海督办官报，同时又限定办报“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皆译外国之事”。企图将康有为排挤出京，同时又压制维新派的变法宣传，可谓用心良苦。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也揭露：“时枢臣相恶，欲藉差挤我外出，然后陷之，乃托孙家鼐请我办官报，并以京衔及督办字样相诱。”汪大燮致汪康年的信中也认为“寿州原为推康出走起见”。康有为针对孙家鼐在大学堂安插兼差人员之事，鼓动御史宋伯鲁上书，要求大学堂用人，“但论才识之高下，不论官阶之尊卑”。所有派办各员应开去别项差使，“将一切官场恶习，痛除净尽”。支持维新派的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也愤然辞去原由孙家鼐推荐的京师大学堂总办职务，孙即顺水推舟另荐帝党御史李盛铎担任。
孙家鼐就任管学大臣后，8月9日在《奏复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中，对梁启超起草的章程提出了许多原则性修改意见，也反映了新旧思想斗争。例如提出进士举人出身的京官另立仕学院。大学堂毕业生必须由管学大臣“严核品学，请旨采用”。他还认为原章程所列中西学“门类太多”，应予删并。另外，梁启超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拟订了章程，提出“编译各书，悉依西例”，而孙家鼐却在奏折中特别强调“编书宜慎也”，而且认为“经书断不可编辑”, “亦概不准妄行增减一字”。
孙家鼐还陆续上奏，如聘请原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派大学堂办事人员李盛铎、李家驹等赴日本考察学务，设立医学堂等。总理衙门也已将马神庙原四公主府拨给京师大学堂作校舍并开始修缮。
正当京师大学堂在紧锣密鼓积极创办之际，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突然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软禁于中南海的瀛台，康有为与梁启超仓皇流亡海外，谭嗣同等维新志士被杀。百日维新仅仅进行了103天就宣告失败。政变以后，西太后以训政名义重掌政权，9月26日的上谕，下令将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决定裁撤的詹事府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而“开办时务官报”、“准令士民上书”等新政措施均被废除。然而京师大学堂被称为“培植人才之地，仍予保留”。
京师大学堂在戊戌维新失败后为什么仍能保留下来呢？其原因：首先，慈禧太后认为兴办学校毕竟是大势所趋，而且不像改革官制、兴办报刊等新政措施那样直接危及其统治地位与利益。其次，因京师大学堂“萌芽早，得不废”。早在1896年已有倡议并由官书局筹办，1898年初经王鹏运奏准设立。颁《定国是诏》时慈禧太后也同意并亲自手书某某官可入学。再次，最重要的还是如上谕所说，“大学堂为培养人才之地”。光绪与维新派希望京师大学堂培养出维新变法的人才，慈禧太后与顽固派也需要培养维护自身统治的人才。所以只要改变其教育方针，学校仍可保留下来。
据孙家鼐1898年12月3日所上《奏大学堂开办情形折》的报告，11月22日内务府已将大学堂房屋交接，当即派办事人员移住。“一面出示晓谕，凡愿入堂肄业者，报名纳卷，甄别取去。现在斋舍仅能容住二百余人，而报名者已一千有零，当先择人品纯正文理优长者，录取入堂，以广造就。”他体会慈禧太后保留大学堂的用意，“于来堂就学之人，先课之以经史义理，使晓然于尊亲之义，名教之防，为儒生立身之本；而后博之以兵农工商之学，以及格致测算语言文字各门。务使学堂所成就者，皆明体达用，以仰副我国家振兴人才之至意”。
京师大学堂由于校舍有限，1898年12月经考试录取一百多名，于年底开学。先开仕学院，由举人进士出身之京官入院学习。最初课程仅以经学为主，到第二年才增设史学、地理、政治等课。尽管开办后的京师大学堂与维新派原来的设想和期望距离很大，但它毕竟是戊戌维新留下的一项成果。当时天津的《国闻报》曾评论道：戊戌政变后，在“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元年，即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校，第一任校长就是当年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严复。同年10月31日北京大学邀请刚从海外归国的梁启超来校讲演。据《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一文记载：“民国元年，梁任公归国在大学堂演说，谓戊戌变法成绩，西太后推翻无遗，可留为纪念者，独一大学堂而已。”
六 京师大学堂开办与开学日期考
在1951年以前北京大学的校庆日一直是12月17日。1951年12月采纳当时任北大副校长的汤用彤教授的建议，把北京大学校庆日改为5月4日，以纪念发扬五四精神，同时5月气候宜人，也便于校友返校参加校庆活动。
实际上，12月17日也不是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办或开学的日子，而是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校后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那么，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和开学究竟在什么时间呢？
回顾京师大学堂创办的历史，我认为以下一些日期是比较重要的。
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折（可能是梁启超代拟）最早向清政府倡议设立京师大学堂。同日，光绪皇帝命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察度情形，妥筹办理京师设大学堂之事”。京师大学堂进入筹办阶段。
1898年2月15日，御史王鹏运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皇帝颁上谕，正式批准建立京师大学堂，并命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妥议章程。京师大学堂进入了创办阶段。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定国是诏》，把举办京师大学堂作为百日维新的第一项新政改革措施。
1898年7月3日，光绪皇帝上谕批准总理衙门所拟由梁启超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并任命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决定经费由户部筹措，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1898年11月22日，京师大学堂正式接收内务府移交的校舍，并出告示招生。这可以说是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的日子。前北大校长胡适曾写过一篇《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日期》的考据文章，认为“戊戌十月二十日（1898年12月3日），京师大学堂在困难的政治环境里开学”。其实，那是孙家鼐向皇帝奏报京师大学堂开办情形的日期，而不是开办或开学的日期。当时京师大学堂贴出告示限考生在12月7日以前到大学堂报考，因此12月3日不可能开学。
那么，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究竟在哪一天呢？这长期以来成为北大校史研究中一直没能解决的一个疑点。有人猜测可能是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即1899年1月28日。笔者经过查阅考证各种史料，终于发现了京师大学堂开学的确切日期。据1899年1月17日《申报》的报道：“大学堂定于十一月十九日开塾。原拟收留塾学生二百名，嗣以斋舍不敷先传到一百六十名，其余考取者作为外班，俟将来额缺添传。”并公布了160名学生的名单。这篇报道还照录了京师大学堂总办的告示，规定学生应“于十八日到堂，十九日开学。如有不愿住堂者限于十八日以前报明，如届期不报，立即扣除”。可以证实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的日子是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即1898年12月31日。
京师大学堂开学后仍陆续招生，至1899年4月已有学生218人。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德国、俄国军队占据京师大学堂校舍为营房，大学堂被迫一度停办。
1902年1月10日，清廷又下诏恢复京师大学堂，并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次日又下令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1902年8月15日，张百熙奏拟大学堂章程，经皇帝批准为《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主持全国教育。内设大学院、大学专门分科、大学预备科，并附设仕学馆、师范馆、医学馆，奠定了北京大学及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学制及教学系统的基础。
1902年10月，京师大学堂整修工程完成，出告示复学招生。12月15日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大学堂定期本月十八日开学，先办速成一科，并购地建造校舍”。
1902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经过停办两年多以后终于又重新开学了，这一天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因此，1951年以前的校庆日12月17日，实际上是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校后的开学日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京师大学堂是在甲午战争以后维新变法和教育改革思潮的推动影响下酝酿产生的。与维新派发起的强学会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在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倡议和争取清政府批准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还鼓动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把创办京师大学堂作为百日维新的第一项重要改革措施。维新派还直接参与了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工作。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个章程就是由梁启超起草的，体现了维新派的教育改革主张，在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重大意义。而京师大学堂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后又成为戊戌维新遗留的仅存硕果。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初名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的确是戊戌维新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产物。
（选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