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巍巍上庠，悠古源长——北大校史探源
世界最古老又最具特色的国立综合大学——北京大学定位寻根问题新探
一 为什么重新提出北京大学定位问题？
在这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历史时刻，“迎百年庆典，创世界一流”，成为北大人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北京大学定位在哪里？换句话说，北京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世界教育史上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个定位问题，不仅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问题和学术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怎样理解北大传统、北大精神和北大目标。
目前比较流行的提法是：1898年北京大学创立，是中国最早创立的国立综合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
这个提法，如果仅就1898年这次近代革新而言，是有根据的。但这个提法有两个重大缺憾，需要作补充：
一是忽略了北京大学与中国古代太学、国子学的历史渊源关系；
二是忽略了北京大学在世界教育史上的独特历史地位。
如果为北大寻根，讲北京大学的历史传统与历史渊源，那么就应当看到1898年是北京大学的近代革新源头，而不是历史源头。今日北京大学是三大历史源头、历史传统的综合创新产物。
北大传统的第一大历史源头，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太学、国子学民族文化传统；北大传统的第二大历史源头，就是1898年戊戌变法中把西方近代新学引入中国的近代革新传统；北大传统的第三大历史源头，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引入中国教育的现代革命传统。
什么是北大传统？北大传统就是这三大源头、三大传统的综合创新。
关于北大的定位问题并不是我首先提出的，仅就手头资料而言，至少已有四位大学者先后提出这一问题。
第一位是胡适，五十年前他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中提出，北京大学是历代“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历史起源可上溯到汉武帝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历史悠久。
第二位是冯友兰先生，1982年他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一文中说：“我所以认为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第三位是季羡林先生，他多次谈到北京大学的历史，应该从国子监创办算起，还可上溯到汉代太学。
第四位是北大校史专家萧超然，他在其专著《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开头与近来在校刊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出了类似见解，可惜未能引起深入讨论。
二 为什么说北京大学是世界最古老的国立大学？
我们主要举出四条根据。
第一，国立综合大学产生于古代中世纪，在世界历史上有规律可循。
一般人以为大学是西方近代工业化的历史产物，而后传入中国。实际上，从世界教育史的普遍规律来看，国立综合大学不是近代历史产物，而是古代中世纪历史产物，在西方产生于公元1200年前后，如：意大利的波隆那大学，产生于公元1158年；法国的巴黎大学，产生于公元1180年；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产生于公元1231年；英国牛津大学，产生于公元1168年；英国剑桥大学，产生于公元1209年。到公元1400年，欧洲各国建立大学22所；到公元1500年，欧洲各国建立大学80所；到公元1600年，欧洲各国建立大学105所。
欧洲各国中最早的大学产生于古代中世纪，这并不是历史特例，而是合乎世界历史规律的现象。东方各国的国立综合大学创立更早一些，大多创立于公元4～9世纪，如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大学就创立于公元425年。
第二，从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殊规律来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开启最早，古代民族国家形成最早，中国古代教育最为发达，古代国立综合大学创立最早应是合乎规律的历史现象。
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是创建于公元前124年的汉代太学。在与罗马帝国同时的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24年，把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开创的私学传统，与齐国稷下学宫传统综合起来，首次由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创设了正式的国立大学制度，史称汉代太学。
设立在北京的最早的国立大学，是创建于公元1287年的元代国子学。由此开始，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国子学、国子监作为国立综合大学的历史，基本上没有中断。
第三，从北京大学的特殊历史地位来看，它的直接前身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国立综合大学，而且是独一无二的皇家大学，因而只有它而没有任何别的大学能成为中国古代太学、国子学历史传统的当然继承者。
北京大学的直接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按照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的戊戌变法政治宣言《定国是诏》建立的皇家大学。
因而，再向上追溯，北京大学更早的历史前身，是从元代1287年开始创建的，设在北京城的国子监，明清时代亦称国子监或太学，是一脉相承的。
追根溯源，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的历史源头，应当追溯到公元前124年创立的汉代太学，西方20世纪的西方中国学权威——英国的李约瑟、美国的费正清，也都把北大称之为中国与世界最早的国立大学、皇家大学。
第四，中国古代太学、国子学，是世界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东方明珠，这是北京大学独一无二的历史遗产，由此决定北京大学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历史地位。
中华古代文明为什么能以四大发明领先于世界？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古代教育有当时的四个世界之最：一是，孔子教育思想与实践堪称古代世界第一；二是，中国古代蒙学是古代世界发达最早的小学启蒙教育；三是，中国古代太学（包括后来的国子学）是古代世界发达最早的国立高等大学教育；四是，从汉唐以来中国就有了发达最早的官吏考试制度。
讲北大的历史传统不仅牵涉到北京大学的定位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华文明的世界历史地位问题。试想一个国家，如果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只有区区百年历史，又怎么能在世界历史中称得上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
三 为什么说北京大学又是世界最具特色的大学？
这个问题关涉到北大面向未来的现代传统，应当从首倡者和奠基人蔡元培先生说起。
蔡元培先生身为翰林学士，深谙北京大学古老太学传统的功过得失，他于不惑之年又留学德法等西方国家，特别注重吸收19世纪世界先进教育思想的潮头——德国人洪堡在创办柏林大学时首倡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此基础上，他把注重价值的中国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与立足科学的西方近代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综合创新为一种东西合璧的新型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努力倡导一种富于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新教育观、新大学观，努力在北大创办一所极富中国特色的新型大学。这既是蔡元培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创的北大传统，又是新中国建立近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的现实发展，更是北大跨向21世纪的奋斗目标。
由蔡元培先生首倡，以北大传统为代表的、融会东西的现代新型大学教育、新型大学观，主要有以下九大特色，也赋予大学九大现代新功能。
一是东西结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现代综合创新——大学成为推动全球一体化的文化信息交流中心。在20世纪起点上，蔡元培先生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了东西交会的全球大势，首倡东西合璧的全球新文化、新教育：“今日时代，其今世界大交通之时代乎？”“今日乃中西文化融合时代”, “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出一种新文化”, “现代学者当为东西文化作媒介”, “其中包括有两点：（一）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二）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跨世纪、跨千年的交叉点上，这种时代大潮，不是更强烈了吗？
二是文理结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现代综合创新——大学成为对全国问题、全球问题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中心。蔡元培先生把注重人文精神的中国文化、注重科学精神的西方文化融为一炉，借鉴洪堡的新人文主义，倡导文理结合的现代新型科学人文主义：“我国以儒家为伦理学之大宗”, “盖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 “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再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 “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当今的北京大学，更加注重对一些重大问题、全球问题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超越学科界限、文理界限。
三是教研结合。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的现代综合创新——大学既是人才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蔡元培先生从德国洪堡创立柏林大学的教育理想中受到启发，积极倡导创办研究型大学的新观念：“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也”, “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动教育事业”, “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 “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于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 “惟大学既设研究院以后，高年级学生之富于学问兴趣而并不以学位有无为意者可采德制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更应紧密，科研的带动作用更应突出，北大作为研究型大学的特点应更加鲜明。
四是“学”与“术”结合。基础理论的学理研究与实用技术的开发应用的现代综合创新——大学成为发展高科技、推进产业化的中心。蔡元培先生站在时代前列，积极倡导“学”与“术”结合的发展大势：“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求以应用，求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建始可。”这一点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有大发展，北大方正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北大生物技术工程获得重大发展，在中国发展高科技、实地产业化中起了带头作用，同时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也正在加强。
五是文道结合。人类文明与社会主义的现代综合创新——大学成为倡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进步思想中心。蔡元培先生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者，但他从革命民主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主张人类文化发展大道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兼收并蓄。1921年他直接支持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3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之际，他主讲“科学社会主义概论”，并在《缘起》一文中高度评价马克思。五四运动中，北大既是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发源地。青年毛泽东正是在北大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毛泽东思想的博大在此间萌芽。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北京大学又成为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地，努力将其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大学。
六是专通结合。专业人才培养和人的素质全面发展的现代综合创新——大学成为培养一专多能、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中心。针对西方近代教育过分偏重职业训练、实利主义之偏颇，蔡元培先生大声疾呼：“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当近二十年来，中国始办新式大学。初办大学时，注重养成有用人才。兄弟在德、法较久，深悉德、法学制，故亦注重研究学问。中国大学因历史上关系，培养人格，应比德、法重”。他既注重德、智、体、美素质的全面发展，又鼓励独特个性的形成、发展。新中国成立50年来的北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只注重专业人才培养，更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改革开放新时期更重视素质教育与发展个性。
七是情理结合。审美情感与理性思维的现代综合创新——大学也成了用高雅美感熏陶人的艺术中心。为了超越西方教育自苏格拉底开始，尤其是近代以来偏重理性思维，忽视情感教育、熏陶的偏颇，蔡元培继承、发展了孔子倡导的情理结合论：“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索无聊的状态”, “因为专治科学，太偏于概念，太偏于分析，太偏于机械的作用了”, “抱了这种机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不但对于自己竟无生趣，对于社会毫无爱惜，就是对无所的科学，也不过‘依样画葫芦’，决没有创造的精神。防这种流弊，就要求知识以外，兼养感情，就是科学以外，兼治美术。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北大教育、中国教育正沿着这条情理结合、全面发展的大道前进，超前反映了“右脑革命论”、“情商重要论”的世界教育改革新潮头。
八是大学教育与民主政治相结合。大学成为倡导民主精神、民主政治的中心。这一基本思想，集中体现在蔡元培对教育两大宗旨的强调之中：“前年我国审查教育会，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为：（一）养成健全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一方面因需要，亦不能不并重社会教育，曾由北京大学教授与学生担任科学讲演，及创办平民学校，并发行白话书报，以增进平民知识。遇有国家重大事发生时，普通人民不注意，北大学生乃大声疾呼，为国民先。”因而，五四运动中，北大率先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现代化旗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新时期，北大仍为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政治、民主精神而呼唤。
九是大学教育与民族精神结合。大学教育与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民族魂魄的现代综合创新——大学成为弘扬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心。继孙中山先生之后，蔡元培先生从中国文化复兴、科技立国的角度，强烈呼唤大学承担起民族兴亡的历史使命：“昔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现在的学生们，又安可不以国家为己任咧！”“在中国的四万万同胞中，各人所负责任的重大，恐怕要属青年学生的首屈一指了！”“要知道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激烈的20世纪，更要倚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在改革开放、迈向新世纪的历史开头，北京大学正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旗帜、科教兴国的旗帜和争取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旗帜！
世界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现代化起飞之时，往往也是这个国家大学教育革新主导世界教育潮头之日。18世纪英国的现代化起了带头作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也在18世纪世界大教育革新中起了带头作用；19世纪德国的现代化起了带头作用，洪堡开创的柏林大学传统也在19世纪世界大学教育革新中起了带头作用；20世纪美国的现代化起了带头作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的现代革新也在20世纪世界大学改革的浪潮中起了潮头作用。
展望行将到来的21世纪，可以十分肯定地讲，中国现代化起飞，大势已成，不可逆转！
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的上述一般规律，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大学的教育改革，也将在21世纪教育革新中起到潮头作用。
由蔡元培先生首倡与奠基，由北京大学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进一步探索、弘扬的新教育观、新大学观、新的多元化的大学功能观，势必成为21世纪大学革新、教育革新的潮头。
21世纪的北京大学，不仅是世界最古老的国立综合大学，而且必将成为富有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世界新型的大学！
本文未注之引文，均出自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沈善洪主编《蔡元培选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雷颐编《蔡元培语萃》，华夏出版社，1993。
（选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