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史:怎样溯源?
世人眼中任何一所大学的历史,都并非“自然而然”地呈现,而是基于史家的“选择”与“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校史的写作,既指向过去,更指向未来。一代代学人,借助于校庆纪念,在叙述历史的同时,表达其对于未来大学发展的期望。因此,学人之谈大学,尽可各抒己见,不必强求一律。就以北大校史的溯源为例,大政方针早已确定——否则校庆纪念无法举行,可校园里依然“众说纷纭”。
最具挑战性的说法是,北大历史不该从1898年算起,而应追溯到汉代的太学。80年代初,冯友兰先生发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已有此说;最近季羡林先生为《名人与北大》一书作序,虽表示“吾从众”,可还是认定从太学算起的说法“既合情,又合理”。冯、季二位均为硕学鸿儒,却并非校史专家,其建议也未曾详细论证,故只能“聊备一说”。校史专家萧超然接过此说,将其“精确化”,论证北大乃“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萧教授访谈录中的上述意见,在其专门著述《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早有伏笔。既然是深思熟虑,那么,值得提出来认真辨析。
萧教授的大致意见是,北大校史应追溯到晋代的国子学,而不是冯、季二先生所说的太学,因后者时断时续,不若前者之代代相传。在萧教授看来,国子监值得格外重视,原因是:
它是这几代封建王朝官办的“国立”大学,直到1898年设京师大学堂后,国子监始裁废。因此,说北大的历史是直接继承国子学(或国子监)而来,更为确切,这就是我称北大的前身是国子监的原因。……这样算起来,北大比西方古老的牛津大学的历史早500年,比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的历史则早约1000年。这一事实说明,北大是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继承和集中了中国古老的优秀文明,这无疑是使它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种因素。
作为访谈录,有些表述不太精确(如以国子监比拟国立大学),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大思路,即为了使北大历史悠久而溯源国子监,则不能不辨。
我的意见,倘若需要“摘要”,不外以下五句话:(一)在晚清学界,国子监与京师大学堂没有关系;(二)北京大学并非直接继承国子监而来;(三)将北大历史延长一千六百年于情不合,于理不通;(四)这种改写历史的冲动不值得提倡;(五)倘若希望继承“中国古老的优秀文明”,国子监并非重要的思想资源。
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立,对国子监的权威虽未构成直接的威胁,但毕竟代表着另一种教育观念及文化理想的崛起。一辖新式学堂,一管旧式科举,二者“道不同,不相为谋”。迄今为止,未见任何国子监与大学堂“交接班”的原始材料。不管是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孙家鼐的《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还是康有为的《请开学校折》、梁启超代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都强调“取法泰西”,从未有人提及如何协调与国子监的关系。后者主管科举考试,与大学堂所体现出来的教育理想,恰好针锋相对。当日冤家对头,百年后竟成了“一脉相传”,如此描述,恐怕不太合适。
科举不废,学校难兴,故清帝于1905年9月2日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一个月后,山西学政宝熙奏请设立学部并将礼部、国子监归并;年底,政务处议复宝熙奏,称特设学部的理由是:
查科举既停,礼部、国子监两衙门公事,愈形清简,似宜统行裁撤,归并学部。以节经费,兼免纷歧。
此奏折很快得到皇上的批准。第二年5月,新设立的学部开始拟定官制。为了使国子监诸公免于“失业”,在主管学务的五司(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外,“拟设国子丞一员,秩正四品,总司文庙、辟雍殿一切礼仪事务”;此外,还有若干七八品的典簿、书记官等。国子丞官位不低,却无关学务——奏折上说得很清楚,被裁撤的国子监,“旧日职掌,系专司国学及典守奉祀之事”;改制后,更是只配管管“礼仪事务”了。
大学堂初创时,也曾兼管全国学务;可此等重任,1904年起便已完全卸下。即使兼管全国学务时,大学堂也首先是一所大学,这与作为衙门仍在发挥作用的国子监不可同日而语。就体制而言,并非大学堂立故国子监废;就精神而言,大学堂更没有承继国子监的义务。晚清十几年间,京师大学堂的位置曾有过微妙的变化,但从来都是被作为“西学东渐”的代表来阅读、评价的。相反,国子监则是与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荣辱与共。这就难怪张百熙拟订的壬寅学制,以及张之洞协助修订的癸卯学制,全都没有国子监的位置;而且,一旦科举废而学堂兴,第一个裁撤的,便是此前声名显赫的国子监。
简要地说,大学堂与国子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有消长与起伏,却不存在交接与承继。就像我们不能说民国首任大总统孙中山是“直接继承”宣统皇帝,国子监也很难说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对于国家来说,政体的嬗变至关重要;同样道理,办学宗旨以及教学体制(包括科目设置、师生关系、讲授方式,以及学位制度等)的“急转弯”,也不该等闲视之。
自大学堂的酝酿之日起,当事人所“规摹”的,均为泰西学制。至于“上法三代”云云,基本上是一句空话。对晚清教育改革的这一“大趋势”,史家可以表示不以为然,甚至提出严厉的批判,但不应该曲解或回避。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今日中国的大学,其价值取向及基本路径,乃“university”,而非“太学”。
可惜的是,今日中国的教育史家,恰好喜欢将“太学”与“university”混为一谈。最明显的,当推关于“四千年中国大学教育”的陈述。“三代之学”作为历代文人学者的共同记忆,确实影响了整部中国教育史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确实有三四千年的高等教育的历史。可是,这么一来,很容易导致“大学”概念的瓦解——任何一个文明,必然有属于自己的教育事业,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事业,都有高等、低等之分,所谓“大学”的起源,岂不成了“伪问题”?
以汉语的“大学”,对应英文的“university”,必须警惕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样是高等教育,办学宗旨、教学体制、组织结构,乃至发展方向,均与其历史渊源紧密相关。西方人谈“university”,一般从中世纪说起;至于古希腊,只是作为思想渊源来追溯。同样道理,谈论中国的“university”(而非“Tai Xue”),似乎也不便从西周说起。
这本来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之所以长期不被学界正视。就因为涉及所谓的“民族自尊”:一个文化古国,居然只有百年的“大学史”,实在说不过去。与这一文化心理同构的,便是各大学的历史溯源。冯友兰先生强调“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理由是:
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这种建构“悠久历史”的愿望,从30年代便已开始。不过,当时出头露面的,并非北大,而是位居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柳诒徵之撰写《南朝太学考》《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基本上仍严守史家立场。到了张其昀,可就不一样了。其所撰《源远流长之南京国学》(1935年),称中央大学及其前身东南大学、两江师范,都在南京城北钦天山前,此地乃五百年前明代大学之遗址。于是,中央大学穿越时空,扶摇直上:
追溯其源,则刘宋之四学,萧梁之五馆,均在钦天山麓,薪火之传几至千五百年。中国各大学论其历史关系之深,精神遗产之厚,举无有能及中央大学者也。
如此勇敢的溯源,不要说“中国各大学”,世界上恐怕也难有足以匹敌者。但此风不可长,否则,中国教育史将是一笔糊涂账。以中国历史之悠久,文物之丰富,地域文化之多姿多彩,随便一考,哪一所大学都能长出千八百岁。校史的无限扩张,之所以不值得提倡,除了有违实事求是原则,更因其遮蔽了“大学”与“university”(或曰“Tai Xue”与“Da Xue”)的巨大差异。而这,对于现代中国大学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
承认中国的高等教育历史悠久,资源丰厚,但20世纪实行的大学制度,却是地道的舶来品。1918年,校长蔡元培为《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作序,对此有明确的表述:
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见陈教授汉章所作《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然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然则往昔之太学国学,直当以高曾祖祢视之。而北京大学本体,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青年也。
1948年,胡适撰《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承认假如从太学算起,北大“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可还是遵循北大传统,再次断然拒绝拉长校史的“诱惑”:
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那二千多年的高寿。自从我到了北大之后,我记得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北大纪念二十五周年,廿七年纪念四十周年,都是承认戊戌年是创立之年。……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
区分“大学本体”与“高曾祖祢”,强调“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我以为比强行攀附,非要将北大历史拉得比哈佛长一千年不可,更值得认同。理由很简单:古今之“大学”(或曰“太学”与“university”)不能说毫无关系,却也很难同日而语。
这其实正是20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未能很好地承继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而是实践起来举步维艰。此中甘苦,单看“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之曲折,便可大致明白。
1925年4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德国作了题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的演讲,称对于古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其质与量不能估价过高”,晚清以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实际上,自从书院及科举在体制上被正式废除,中国人对于自家传统的教育方式,信心始终不足,不存在“估价过高”的问题。不管是康、梁,还是二张(张之洞、张百熙),设计学堂章程时,确实都曾“兼采泰西”。至于“上法三代”,基本上是一句空话,原因是三代的学制谁也说不清。晚清关于兴学的奏折和策论,常常是引一段《礼记》开篇,而后便是外国学堂的介绍。如此“上溯古制,参考列邦”拟订出来的章程,焉能不“食洋不化”?之所以将明明无法兑现的“上法三代”,搁在迫在眉睫的“旁采泰西”前面,揣测康、张的原意,不外是强调对于传统学术精神的继承。既然如此,为何不标举更为切实可行的宋元明清的书院制度?
正像教育史家舒新城所说的,“光绪二十四年以后的改革教育论者,并无一人对于书院制等有详密的攻击或批评”。时人之“破旧”,主要针对的是科举取士;至于各式书院之利弊,反而无暇细究。对于沿袭千年的书院制度,之所以不求变通,也不愿并存,目的是将原有款项移作兴办学堂之用。不曾认真分辨近在眼前的书院,一味高谈阔论远在天边的三代之学,难怪晚清以降的学制改革,只能“移植”西洋工业社会的教育制度。
积弊已深的传统中国教育,其“无裨实用”,在晚清已成为传播福音的传教士以及寻求富强之路的士大夫集中攻击的靶子。只是在新学制度已经确立的二三十年代,有过研究书院的小小热潮。此后,又是长期的沉寂,直到80年代方才有复兴的迹象。即便如此,时至今日,书院教育的现代意义,仍然不被广泛认可。中国的大学,依旧是欧美模式的一统天下。
晚清重要的思想家中,最早对废书院改学堂表示不满的,当推杭州诂经精舍出身的章太炎。章氏在不少场合为传统的书院制度辩护,并将其作为批评新式学堂的主要理论武器。与章太炎一样,选择独立讲学的姿态,拒绝进入现代大学体制的,还可以举出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等。但是,章氏等人重建书院的努力,即便不说“落空”,也是收效甚微。
另一种同样值得关注的思路是,将书院精神引进现代的大学体制。1924年,清华校长曹云祥向胡适请教如何创办研究院,适之先生于是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第二年,同样留美归来的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联名发表《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将其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至于40年代初清华校长梅贻琦撰《大学之道》,更是直接用儒家“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解说今日之大学精神。
书院之自筹经费、自定章程,注重因材施教,鄙薄标准化教学,强调道德气节的修养,突出师生的情感交流等,使其容易形成相对独立的学风。但不管是章太炎还是梅贻琦,都明白传统书院无法取代正规的大学教育。就在对现代大学制度痛下针砭的《救学弊论》中,太炎先生也不得不网开一面:“为物质之学者,听参用远西书籍”; “治国际法,亦任参以远西书籍授之”。晚年的章太炎,倾全力办书院、组学会,已将目标缩小为“扶微业辅绝学”,而不再是正面挑战现代教育制度。
萧教授之突破百年框架,强调北大是“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大概是希望北大能更好地继承“中国古老的优秀文明”。如此良苦用心,我当然赞同;只是在具体策略上,我更倾向于将章太炎与梅贻琦两代人的眼光重叠起来,思考传统书院在现代中国的命运,而不希望发掘国子监传统。因为,除了地位显赫、待遇优厚,实在想不出国子监有什么值得令人借鉴的。
明清两代的统治者,对国子监加强控制,颁学规,立禁例,严惩过问国事者,使得在学生员学术上没有建树,政治上更是“噤若寒蝉”。汉朝太学生那样的政治抗议,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与此相对,民间书院中,倒是颇多“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士人,更不乏“披图读史,杯酒论兵,系情民物,穷老而志不衰”者。倘若非要讲北京大学与传统中国教育的联系不可,汉宋两代太学生的政治意识,或者历代书院的独立讲学,都可以大加发挥;唯独徒居高位的国子监,不值得引为“前身”。
(选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