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系统整理地方文献已成共识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对有价值的、数量较大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已成为学界共识，一批有代表性的整理文献相继面世，如《天津商会档案汇编》《苏州商会档案选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徽州文书》《香山明清档案辑录》《福建民间文书》《清水江文书》等。其中更有一批以“省”为标志的文献整理成果，如《湖湘文库》《山东文献集成》《台湾文献汇刊》《海南地方志丛书》《云南丛书》等。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的《巴蜀全书》，作为四川版的“四库全书”，将汇总两千多年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萃集历代治蜀的成功经验和重要方略，对今天的兴川大计具有鉴往知来的资政价值。

地方文献的整理成“井喷”之势，与国家的发展和个人的需要密不可分。就国家层面而言，国家需要挖掘和保护我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最终实现文化强国的目的。对研究者而言，则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往通用的正史、政书、文集、笔记等传世文献已远不能满足需要，而那些提供了大量正史所未言的、细致入微、具体详尽、生动逼真的历史信息的地方文献则进入了他们的视线。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来说，又不可能都做到亲自到各个地方去查阅所需的地方文献。况且有些作为文物保存的文献，由于年代久远、纸张破碎，即使能去，也不一定被允许查阅。因此，整理并出版，使之化身千百以嘉惠学林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事实也证明，这些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法制史、教育史、文化史，以及地方基层社会的综合考察提供了多种素材，极大地推进了学术研究，也由此推出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

也正是基于以上因素，近年来，《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调查与研究》《千年徽州家谱与社会变迁研究》《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文物考古中西藏与中原关系资料整理与研究》《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黑水城西夏文文献整理与研究》《新疆少数民族既佚与濒危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家谱整理与研究》《中国西南地区濒危文字抢救、整理与研究》《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的整理与研究》《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等一批关于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项目被列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南部档案》之所以能有幸位列其中，除了我们已有十余年的辛勤耕耘并公开出版和发表了一批较为厚重的成果外，更在于它的“三性”——国际性、地域性、权威性。

由于《南部档案》具有历时时间长［顺治十三年（1656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历时256年，是目前发现的清代地方档案历时时间最长的］、保存数量多（18186卷84010件，数量仅次于《巴县档案》）等特点，在数年前就已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迄今为止，美国、日本、加拿大、中国台湾都有学者亲临南充查阅过这批档案。

《南部档案》的发生地四川省南部县，位于四川东北部，地理位置相对偏远。档案的不少内容乃是对这一地区移民文化、婚丧嫁娶、民风民俗等日常生活的记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研究个案的完整资料。同时，如果我们能与台湾的《淡新档案》、河北的《顺天府档案》、浙江的《黄岩档案》、少数民族地区的《冕宁档案》、内陆河港地区的《巴县档案》等资料相结合，就能开展北方与南方、东部与西部、港口与内陆、少数民族与汉族地区的互证与比较研究，从而有可能得出“整体”的“中国”的结论。

权威性是指它本身内容翔实而全面、文种齐全。《南部档案》保存的是清代南部县衙门的档案，它全面而真实地记录了南部县衙与中央、省府、周边地区，以及所属县民的各种交往，是清代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军事、教育、宗教、文化、卫生等在地方上的重要缩影。由此档案可见县衙体制与各房职掌、经济运营与各种契约规制、军事与驿务管理、朝廷与地方外交、刑民诉讼与地方治理、科举改革与学堂教育、庙宇等公共设施的培修与新建、礼俗教化与地方祭祀等多方面的具体情况。不仅如此，它的档案文种也非常齐全，包括上级皇帝制诏、谕旨、题本、奏折、札文、信牌，平级县衙的咨移、函传，该县上报的清册、验折、申文，该县下发的传票、拿票、唤票、告示、通知、晓谕、牒文、契尾、牌签，民间百姓的文状、契约等，这些都使得此档案具有极高的历史学、法学、档案学、文献学、文物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