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有关人口迁移的研究

目前，我国的人口迁移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迁移规模、迁移方向、迁移的影响因素和迁移发展趋势等方面。其中，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方向的研究方面已经达到较为成熟的阶段。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影响人口迁移因素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热点问题，但人口迁移趋势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成熟。

一 人口迁移的区域特征研究

廖正宏（1985）阐述了我国人口迁移呈分级递进的特征，我国人口迁移的区域性共同特征是以短距离迁移为主导的模式，大的工商业中心吸引附近城镇的人口迁入，后者由于人口迁出而导致的空缺则由相对更远的乡村的迁移人口所填补，由此形成了一个分层级递进的社会迁移图景。

魏星等（2004）以我国2000年10%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依据，将人口迁移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三个地带，研究各地区人口迁移的区域特征，他们认为跨地带的人口迁移是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模式。从我国人口迁移方向看，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人口迁移变得更加活跃，中部地区成为第一大人口迁出地区，东部地区仍是吸引中西部地区人口流入的聚集地。

王桂新等（2003）调查分析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口迁移的区域特征。结果显示，我国迁移人口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迁移的区域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我国迁移中心的地位则发生了变动。其中，广东省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口吸引中心，而北京和上海对人口的吸引作用呈衰退趋势，珠三角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超越了长三角，西部地区迁入人口超越了中部地区。

二 迁移人口本身具有的特征

魏星等（2004）分别从人口迁移流向、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五个方面，阐述了“五普”阶段我国迁移人口的特征。从迁移人口的流向看，该阶段我国迁移人口主要流入东部地区的两个三角洲，跨地带迁移成为主要迁移模式；从迁移的性别差异看，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口迁移的性别差异在不断减小，女性的迁移动态在不断增强；从迁移人口的年龄情况看，三大地带迁入和迁出人口年龄结构年轻；从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看，西部地区迁出人口受教育程度最低，东部迁出人口最高，而迁入人口受教育程度方面，东部水平最低，西部最高；从迁移人口的职业构成看，迁入中西部地区的人口主要从事农业、商业服务业和制造业，而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则主要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业。

三 人口迁移后的市民化特征

任远等（2003）提出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的主体是年轻的、经济型的劳动适龄人口，他们对城市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从城市公共财政中所索取的，但是，他们成为异质体被排除在城市生活之外，这将不利于全国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和社会福利制度的进步。

王桂新等（2008）对上海市外来人口进行抽样调查，分析我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抽样结果分析表明：迁移到上海市的农民工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市民化特征。但是，从市民化的各维度考虑，发现各维度的市民化发展并不平衡。其中，居住条件这一维度的市民化程度最高。虽然，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有较大提升，但是真正成为当地市民，获得上海户口，对他们来说非常困难。因此，农民工迁移的目的不是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而主要是为了赚钱。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不会改变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化规模扩大的趋势。

四 人口迁移原因研究

魏星等（2004）证明了我国在1995～2000年期间，人口迁移的原因开始以经济因素为主导。以东、中、西三大地带为研究单位，发现迁入东部地区人口的首要原因以务工经商为主，其人口比重已达77.05%，全国因务工经商而迁移的人口比重达69.82%。

王化波等（2009）按迁移人口是否持有迁入地户口为研究对象，证明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对户籍劳动力迁入起到正向的拉动作用。而吸引非户籍劳动力流入的是人口迁入地的工资水平，决定工资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是投资规模，投资规模越大，越有可能促进地区工资水平的提升，从而增强了对非户籍劳动力的吸引作用。因此，招商引资、鼓励投资政策都会促进非户籍人力资本的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