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工资上涨与工资趋同

以研究日本刘易斯转折点著称的经济学家南亮进，根据日本经验设定了5个与工资变化相关的基准作为检验转折点是否到来的经验依据。这些基准是：①生存部门（农业）的工资等于劳动边际生产力；②生存部门工资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③生存部门实际工资从长期不变到迅速提高；④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工资趋同；⑤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弹性转变为弹性在零与无限之间的水平上。

南亮进教授显然是按照商业化点的定义确定的上述基准。不过，他本人也同意，由于第一个基准过于严苛，可以以其他基准代替。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刘易斯转折点，则可以重点关注基准（3）和基准（4），即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以及与熟练劳动者工资趋同的趋势。

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了以“民工荒”为主要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并且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并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更为加剧。普通劳动力的短缺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劳动力市场的经常性现象，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并表现为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普遍上涨，并保持持续增长至今。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改变了中国资源禀赋中长期存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农业中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不再像理论假设的那么低下，工资不再由生存水平决定，而是更加敏感地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

在图2-1中，我们选择不同部门的几类工资数据，展示其过去十余年间的变化，特别是2003年以后的加速提高。其中，农业中各部门雇工工资为日实际工资，非农产业和农民工的工资为月实际工资。下面，我们解释各类工资数据来源，并简述其变化趋势。

图2-1 若干部门的工资变化

资料来源：粮食、棉花和规模养猪的雇工日工资年均增长率系根据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计算得到；制造业和建筑业月工资年均增长率系根据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农民工月工资年均增长率系根据历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首先，我们观察农民工工资变化情况。系统的时间序列农民工工资数据，只有2001年以后才能获得，此前普遍认为非常低且多年保持不变。数据显示，农民工工资在多年徘徊不变之后，从2004年开始提高明显加速，在2004～2012年保持实际年增长率11.5%。即使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农民工遭遇了短暂的就业冲击，由于经济复苏较快，加大了对劳动力需求，工资增长的势头并未减缓。例如，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2009年农民工平均工资达到1783.2元，比上年实际提高17.8%。随着劳动力短缺愈益严峻化，2011年农民工工资实际增长率高达21.2%。

其次，我们考察非农产业中工资变化情况。分行业工资数据的特点是，它们是从企业报表汇总而得到的，主要反映正规就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和变动。在这里，我们选取使用较多非熟练工人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发现这两个行业的工资提高速度也很快，在2004～2011年年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1.2%和11.0%。事实上，这两个行业的工资变化，对于非农产业正规就业、城镇居民中非熟练工人就业，已经进城农民工的就业和工资情况，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最后，我们来看农业中雇工的工资变化情况。如果说非农产业出现劳动力短缺，从而工资上涨的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的结果，则同样的因素也会导致农业中劳动力短缺以及劳动报酬的明显提高。虽然雇用工人的做法并不遍及整个农业，但是，既然能够通过系统的调查得到农业中雇工工资数据，仍然解决了如何从农业经营总收入中区分劳动报酬的难题。从图2-1中列举的几个农业生产部门看，在2004～2011年，粮食生产中雇工工资平均每年增长15.5%，棉花生产工资年均增长11.3%，在规模养猪中就业的工人工资年均增长12.8%。

在观察到农业和非农产业中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提高趋势的同时，我们还看到工资趋同的趋势。

不少观察者终究不能接受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竟然出现劳动力短缺这样一个事实，因此，不自觉地总是力图在争论中变换概念，即把“民工荒”说成是“技工荒”。不难想象，高素质劳动力或者熟练工人，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短缺的。在中国也是如此，长期以来我们缺的是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在向生产率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加快转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不寻常事实，恰恰是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非熟练工人或普通工人的短缺。因此，很自然，这部分劳动者的工资增长更快，以致出现比较显著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趋同的现象。

虽然农民工在人力资本特征上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内部差异，但是，该群体在总体上代表了非熟练工人群体。例如，在2012年外出的1.63亿农民工中，文盲占1.0%，小学文化程度占10.5%，初中文化程度占62.0%，高中文化程度占12.8%，中专占5.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7.8%。也就是说，外出农民工中，有接近3/4的劳动力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低技能工人。只有这些普通工人的工资更快增长，才有可能推动农民工群体收入的快速增长。

通过分析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我们观察到，反映农民工内部工资差异的基尼系数，从2001年的0.396降低为2005年的0.334，并进一步降低到2010年的0.319。我们还可以使用同一数据来源，观察按受教育年限分组的农民工工资增长情况。

如图2-2上图和下图所示，每个点代表某一受教育年限的农民工工资增长情况，横轴基期分别为2001年和2005年的工资水平，纵轴分别为从2001年到2010年和从2005年到2010年的工资增长幅度。从中可见，尽管从横截面数据看，三轮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都显示出工资率随受教育水平上升而上升的趋势，图2-2则特别表明，受教育程度较低即在基期上处于低工资水平的劳动力，在所观察的时期内有更快的工资涨幅。

图2-2 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较快

资料来源：参见蔡昉、都阳《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9期。

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中的就业者相比，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例如，根据城市劳动力调查，2005年外来劳动力受过高中或中专及以上教育的比例为22.7%，城市劳动力的这一比例高达75.9%，两者差距为53个百分点。因此，从整体上比较两个群体的工资增长情况，人们可以发现，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幅度已经快于城镇职工，从中也可以看到熟练劳动者与非熟练劳动者之间工资趋同的趋势。

此外，许多研究也发现，以初中教育程度为主体的农民工，甚至在工资增长的动态和工资水平上，呈现与大学毕业生逐渐接近的现象。虽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类似的工资趋同，但是，这个现象包含了更复杂的内容，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