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全面深化改革研究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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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民工荒”到劳动力短缺

早在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开始出现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雇主发现,这次他们遇到的是真正的麻烦,因为不像以往,仅仅是招聘具有专门技能工人的困难,这次是招聘普通工人的困难。最初,囿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传统观念,大多数观察者还难以相信中国会出现这种现象,还尝试着用诸如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来解释,认为只是结构性和暂时性的。随后,这一现象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扩大到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而蔓延到中部地区劳动力输出省份,成为遍及全国的现象。从那以后,媒体不仅广泛关注劳动力短缺现象,而且已经注意到由此导致的一个必然后果——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虽然在学者中间,对于是否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短缺,始终存在疑虑,然而,春江水暖鸭先知,国内外投资机构的经济分析人员和各类企业的经理人员,乃至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劳动力短缺以及成本上升这个现象的敏感程度,要远远超过多数宏观经济学家。

在很多地方都盛传着一种说法:招工比招商难。如果了解许多地方政府是如何给每一个公务员下达必须完成的招商任务,并与晋升和津贴挂钩,致使许多无权和没门路的干部不堪其苦的,就不难懂得这句话的意义。现实中实实在在发生的是,招工难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工资成本上升导致经营困难,甚至部分投资者已经开始把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资重点转向印度、越南、孟加拉国等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或者中国的中西部地区。

即使在2008年和2009年,中国实体经济遭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民工荒”问题也只是短暂地缓和了一些,随着经济增长从金融危机中得到恢复,劳动力短缺以更为严峻的形势再度出现。

直到2008年上半年,中国宏观政策目标仍然是“两防”,即“防止结构性价格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和“防止经济增长从偏快转为过热”。当时的背景是,由于受到人民币连续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冲击,沿海地区许多企业,特别是外向型的中小企业,已经处在经营困难之中。2008年从1月份到9月份,广东省共倒闭了1.5万户中小型企业,主要分布在服装、纺织、电子元件、塑料制品等加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当时,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比重60%左右,出口比重占91%,农民工就业占1/3。沿海企业面临的困境代表着了外向型经济的境遇。

当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更明确地显示出来之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终于转向了“保增长、控通胀”。然而,农民工已经首当其冲。到2008年下半年,随着金融危机影响蔓延到全国,对非农产业就业的冲击日益严重化。到2009年春节前后,各种统计信息显示了农民工大规模返乡。例如,媒体先后不一地报道了农民工返乡人数,数字从2000万到7000万不等。

不过,就在春节后不久,各种官方和媒体信息又显示,95%的返乡农民工已经回到城市,并且绝大多数实现了就业。到了2009年年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再次传出“民工荒”的消息。从那以后,劳动力短缺现象,无论是在沿海地区还是在内陆地区,都没有再中断过。

我们只需运用“周期性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样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就可以用经济学的道理解说上述变化。经济增长的周期造成就业增长的周期,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实体经济下行,就会产生周期性失业。既然遭受危机打击最大的是出口部门的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雇用的主要是解雇成本低的农民工,他们最先丢掉工作就是意料之中的了。虽然户籍制度到了今天,已经不再起到直接限制人口异地工作和居住的作用,但是,人户分离使得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难以享受工作地的社会保护和就业扶助,因此,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并不必然留在原地寻找工作。由于春节在即,提前返乡也是合乎逻辑的。

农民工没有获得户籍意义上的市民身份,是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脆弱地位的制度根源。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迅速从冲击中恢复,劳动力短缺现象也正是以“民工荒”的形式最早呈现。从这个戏剧性的变化也可以看到,劳动力流动的长期趋势,即使在短期冲击中也终究要表现出来。而随着中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劳动力短缺必然会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