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诞辰五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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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清廉刚正:海瑞反腐自保的法宝

在中国古代社会,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以修身、齐家的道德标准和自律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目标。但一旦进入仕途,大多数人难以做到洁身自好,贪贿之风便成为官场常态。黄仁宇之所以把海瑞称为“古怪的模范官僚”,意在说明像海瑞一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但清廉是做官的基本要求,而不是做官的目的。海瑞之所以以举人身份崭露头角,敢于改革,就在于他的充分自信。这种自信,一方面来自他的清正廉洁,另一方面来自他的勇于担当。他的言行一致、兴利除弊和切实地执行命令贯穿一生。海瑞因改革而得罪了不少人,但他能够善终,且能得到有良知的人的永远敬重,就在于他忠于国家、爱护百姓、不计私利,“不畏死,不爱钱,不立党”,《国榷》卷七四,万历十五年十月辛未。怀抱“救世拯民之苦心,遇危难而不惊,处毁谤而愈厉”。《海瑞集》,第603页。改革就是利益的调整,必定要触及人的利益。不论身居何职,不论改革涉及多大范围,主持改革者必须要以清廉自守,否则,后果必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或者说,自己就没有资格领导改革。改革就是要碰硬,解决难题,这就要求改革者自身首先要硬。海瑞用自己的近乎极限的廉洁和所向披靡的改革行为集中诠释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任何改革都需要现有的官僚队伍来执行,而改革最直接触及利益的也是官僚队伍。换言之,治官是改革的第一要务。从地方官升至户部云南司主事一年后,海瑞感受到了百官如同“甘草”,既贪贿成风,又不思进取,认为要让这样的官僚队伍实现治世是不可能的。在忧愤之余,海瑞上疏直陈胸臆,对皇帝和百官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陛下误举,诸臣误顺,无一人为陛下正言焉……官有职掌,先年职守之正、职守之全而未之行,今日职守之废,职守之苟且因循,不认真、不尽法而自以为是……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海瑞集》,第218~221页。此疏被人们广泛传播,称为“海瑞骂皇帝”。但过于渲染“骂皇帝”则是偏颇的。其实此疏是海瑞对整个官僚队伍的抨击。众所周知,嘉靖皇帝是海瑞上《治安疏》时明代在位最久的皇帝,因身体原因早就有退位的想法,但因制度不允许而未能如愿。在看到海瑞此疏时,嘉靖皇帝在震怒之余,也认为其言之有理,便又有“内禅”之意。嘉靖革新因世宗在位太久难免有停滞之状,海瑞对嘉靖后半期的政治表现极为不满,认为“二十余年不上朝,纲纪弛矣”,《海瑞集》,第218页。则是基本符合实际的。黄仁宇认为海瑞“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于说他这几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8~139页。是错误的,不符合海瑞上疏的本意。不论海瑞所言是否客观,其振聋发聩的声音对统治者应具有警醒作用。就海瑞个人而言,他敢于批评皇帝和百官,就在于他个人的自信,即廉洁的自信和动机的自信。读着《治安疏》,人们不应当误读海瑞的用心。如果仅仅认为海瑞只“骂皇帝”而与百官无关,一味地借海瑞之言嘲笑嘉靖皇帝,则是对《治安疏》的严重误读!通过“骂皇帝”来警醒百官,强国富民,应该是海瑞的真正动机。正如海瑞所言:“内外臣工,其官守,其言责,皆所以奠陛下家而磐石之也……敦本行以端士习,止上纳以清仕途,久任吏将以责成功,练选军士以免召募,驱缁黄游食使归四民,责府州县兼举富教,使成礼俗,复屯盐本色以裕边储,均田赋丁差以苏困敝,举天下官之侵渔,将之怯懦,吏之为奸,刑之无少姑息焉。”《海瑞集》,第219~221页。

如果说《治安疏》还未警醒百官的话,那么,二十年后海瑞提出按照洪武祖制对贪腐者施以严刑峻法,则引起了官场的巨大震动。万历十四年(1586),时年七十三岁的海瑞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身份上疏《一日治安天下事》,认为贪风盛行,在于惩治贪官污吏的刑罚过轻,主张重典惩贪,恢复朱元璋时代的“剥皮实草”和“枉法八十贯绞之”等刑典。《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一,万历十四年二月甲申。作为垂垂老矣的海瑞,此时提出这样的主张,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协于公论”和“迂拙”。《明史·海瑞传》也认为海瑞“劝帝虐刑,时议以为非”。可见,治理贪贿之风有多么困难!海瑞一生与“乡愿”做斗争,但最终无法突破“乡愿”的藩篱。海瑞临终前用“剥皮实草”和“枉法八十贯绞之”的呐喊为明王朝敲响了最后的警钟!在明代,也只有海瑞能有这样的呐喊!在海瑞之后,再无人敢进如此忠言了!

海瑞“独行敢言”,其一生之所以敢向各种势力做斗争,就在于他是一位干干净净的官员,一位清清白白的官员,一位按照圣贤所倡导的完美人格规范自己的官员。他忠于国家,“爱民如子,视钱如仇”,《海瑞集》,第551页。反对者无法从他身上找到打倒或丑化他的任何借口。在他闲居时,“上宪每忌之,令巡按御史廉察其所为。御史至山中视之,公设鸡黍对食,居舍萧然,甚于寒素。御史叹息而去,无隙可寻”。《海瑞集》,第594页。自身不洁的张居正惧怕海瑞,终生不敢起用海瑞。而张居正死后遭清算,为清议所不容,自身不正是主要原因之一。海瑞用自身的至清至纯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清官、善臣、直臣、能臣和改革者五位一体的独特形象。其“行为国栋,德足世仪,惠以达名,介而远利”,《国榷》卷七四,万历十五年十月辛未。为“当朝伟人,万世瞻仰”,《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万历十四年七月乙卯。无人能够比拟。

吴晗曾经就海瑞的一生做过以下精辟的概述:“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反对坏人坏事;肯定、歌颂他一生反对贪污,反对奢侈浪费,反对乡愿;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不向困难低头,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言行一致,里外如一的实践精神。”《海瑞集》,第24页。根据以上论述,最后应加一句: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以革新除弊为己任,敢于创新,勇于实践的改革精神。事实上,海瑞并不“古怪”,“古怪”的则是当时明朝的官场!海瑞的廉洁刚正和革新不止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宝贵的财富。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