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卡研究的全球语境与时代氛围的转换

我们今天研究作为历史流传物的唐卡，已经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代对唐卡乃至藏族文化的研究，而是带着不可避免的当代文化研究的语境。一百几十年前的驻藏大臣按照中原政治文化的前理解结构，对藏族文化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对唐卡、天葬等做出完全否定的判断；20世纪40年代的驻藏行署官员对藏族文化做了完全俯视乃至蔑视的概括；以及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我们对西藏全民宗教文化特性以及藏族文化和艺术作为人类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范意义的认识缺欠，都成为唐卡这一历史流传物的意义生成史的组成部分。

几个世纪以来，藏族人自身也只是把唐卡当作宗教的圣物和祈福的信物，藏民族尚缺乏独立自在的艺术本体观念，因而对于唐卡之于藏民族独特的艺术精神和艺术形式的集中体现的意义，未予发掘与提炼。

然而，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全世界许多相关的研究者都加入了对唐卡文化、艺术意义的建构，唐卡文化、唐卡艺术的蕴涵空前地丰富了、多样化了、世俗化了，也更人类化了。唐卡发生了两个重大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唐卡已经从主要的宗教圣物和祈福的信物转变为蕴涵民族的并具有人类文化内涵的独特艺术形式或艺术类别，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世界绘画艺术的一朵奇葩，已经成为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艺术观赏者都能进行艺术与文化心理鉴赏的对象。

第二个转变是，唐卡已经从现代性所批判的前现代的落后文明象征物转变为后工业社会对人类反思现代性，寻找人与自然、艺术、宗教合一的精神归宿的借鉴之物，成为后工业时代人们反观前现代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在时代的变革中，人们已经赋予它许多新的意义。

在当下中国，经过30余年的发展，国家从经济制度到文化体制，已经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的存在和对它的研究，已经具备了充分和必要的条件。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实践问题。

金元浦先生指出：“从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后现代不是一种线形的历史承继物，后现代是现时代的信息—信息网，它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新的精神与价值体系，是一种正在重新建构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命题的理论合法性首先在于后现代性所代表的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范式转换，是多种可能性的投射、筹划与展开。其次，后现代作为一种对中国现代性的批评视角、一个理论反思的基点，有着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国的现代性运动是由西方世界所发动而推向全球的现代性运动的一个部分。现代性在中国已经是一个作为进程的历史事实，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现代性已经或正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困境。反思现代性未必要等到彻底现代性乃至过度现代性发生之后方可进行，反思应当也必须伴随现代化全过程。所以，我们不能说中国尚未实现现代化，就不能反思现代性。只要我们有必要检视现代性在中国发展与实现的历史和现实，就已然获得了后现代理论研究在中国发生发展和成长的必然性以及合法性。再次，今天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理论和话语的群集，是多元思维方式的展开，它是解构的、消除性的，也是建构的、修正性的；是否定的、批判的，也是肯定的、富于建设性的；它是冷漠的，也是热情的。它是我们选择的、筹划的和解释的后现代主义。从现实来看，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也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但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史无前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中国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高速进入世界。面对世界，中国需要一种作为全球视野的后现代主义，以应对一个已然进入后现代化的地球。”

当下中国正在依照现实重置语境。唐卡转化为藏民族文化表征物和艺术的集中代表也依据于这一现实：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正在发生文化的巨大的转向，媒介革命与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城市文化正在迅速兴起，消费型的小康社会正在逐步形成，后现代的大众文化与消费娱乐文化正越来越成为今日中国的生活方式。从这一实践出发，我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就是根据中国今天的现实重写的现代性，是不断修正的、建构中的现代性。它是中国当下改革的现代性，也是现代性的现实的改革。

创新是文化艺术生命力的永恒的保证。唐卡艺术的生命力也许就在未来不断的变革创新之中。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努力为唐卡组建更加良好的新的文化环境，在扬弃地继承先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实践中，不断以新的成果来充实其内容、丰富其内涵、增加其要素，甚至重组传统的功能结构，使之成为具有崭新形态的、与我们的时代相适应并反映历史走向的新传统，从而把传世之宝与现代新观念聚合，并转化、升华为现实的巨大凝聚力和内驱力，使深厚的历史底蕴挥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