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四史”中多民族的历史书写
早在殷商时代，中国就已经进入了有文字可考的信史时代。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正史”之名，“既有代表正统政权的意味，又有国定的含义”。
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不仅是古代社会历朝“正史”的总结，而且也是古代史学成绩的突出代表。“二十四史”对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载，体现出史书中多民族一体的书写范例。
司马迁的《史记》首创纪传体，包括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五个部分。后世正史基本沿用。后取消了世家名目，书变为志。在《史记》的列传中，开一代先河，创立了“四夷传”，包括《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六卷，按照地域东南西北四方为少数民族立传，确立了多民族书写的范例。司马迁的这一举措，为后来的正史撰写树立起典范。后世的史学家也基本仿照《史记》体例来进行民族史的记述。
“二十四史”中，专门设有少数民族列传的史书包括：《史记》 《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晋书》中除了《四夷》列传一卷外，还开创了正史中“载记”的体例，其中的“载记”三十卷，专门记述了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政权，也就是十六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概况。《明史》对多民族的记载，就其分量几乎可以说是“二十四史”中最多的，包括《土司列传》十卷，《西域列传》四卷。
《魏书》是正史中第一部专门记述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书。它以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为正统，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和汉族政权统统纳入列传九卷中，记载了包括五胡十六国，东晋，宋、齐、梁三朝，高句丽、西域、蠕蠕等国的历史。辽、金、元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史》全面记载了契丹的历史面貌，《金史》记载了女真族的历史，《元史》中记载最详尽的当然是蒙古族的历史。《辽史》的《二国外记》列传一卷，只记载了西夏和高丽。《金史》的记载承袭《辽史》, 《外国列传》二卷记载西夏和高丽。《元史》有《外夷》列传三卷，记载邻国和周边民族的情况。《元史》的《地理志》，第一次按照行省、路、府、州、县的行政单位来记载和研究各省的民族情况和历史。
少数民族记载散见于相关列传的只有《陈书》和《北齐书》。《新五代史》对少数民族的记载体例较“二十四史”中的其他史书不太一样，它专辟《四夷附录》三卷记述契丹、吐谷浑等少数民族的历史概况。
“二十四史”对民族历史的记载，自《史记》确立专门的少数民族列传开始，以后的正史体例基本上都专设了少数民族列传，反映了古代多民族的活动和民族关系等历史发展概况。可以说，“二十四史”对多民族历史的记载几乎不存在缺失，多民族的书写传统是一直贯穿其中的。司马迁撰写《史记》，从先秦史书中一般反映多民族的历史内容变为自觉地把有关民族的历史渊源作为考察的重要内容，体现出进步的民族史观。“二十四史”对少数民族的持续关注，对少数民族列传这一体例的不断继承与发展，是多民族一体历史书写的重要表现。
“历代延续不断的正史修撰活动，尤其是正史当中自《史记》以来延续下来的民族列传，相对完整地记述了中国各民族之间既融合又斗争，在曲折中不断走向一统的历史进程，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制度的发展过程。”事实上，“二十四史”延续不断的多民族历史记载过程，也是中国古代民族史观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反映出古代复杂的民族史观，诸如夷夏之辨、同祖同源、大一统、夷夏一体、正闰观等。这些思想观念交织，也影响着历史书写。一直以来，各民族同祖同源、大一统、夷夏一体等思想观念促进了多民族一体的历史书写。
司马迁认为华夏各族源远流长，但是就其起源，都是始于炎黄：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史记·五帝本纪》）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史记·五帝本纪》）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为帝喾元妃。”（《史记·周本纪》）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史记·秦本纪》）
“楚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史记·楚世家》）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无论是从五帝至周，还是春秋战国，即便是朝代更迭，政权屡变，各民族起源都是炎黄。而“四夷传”中记述的少数民族，有的是炎黄后裔，有的与其有血缘关系，如“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匈奴列传》）
少数民族史家大多力图通过各民族同祖同源来证明自己与炎黄尧舜的种种血缘关系，从而寻求政权的正统性。元修辽金宋三史，皆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辽史·世表》有：“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以上记载表明史学家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政权和汉民族政权，也反映了多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观。
许多汉族史家通过民族同源思想来宣扬政治大一统的历史渊源。纵观中国历史，战争与分裂虽然不少，但总体趋势始终还是多民族的融合与统一。“大一统”观念在历史书写中一直很突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中国自秦汉开始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司马迁为少数民族立传，考察其历史渊源，确定他们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他宣扬并盛赞天下一统的局面：“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史记·太史公自序》）
从各民族同祖同源到大一统，都反映了华夷一体、华夷一家的思想观念。隋唐时中国出现空前统一的局面。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贞观二十一年）据载，唐朝初年，朝中五品以上的少数民族官员人数曾达到朝中官员的一半左右。明成祖说：“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娄性：《皇明政要》卷二十）有学者认为：“从隋唐以后有历史撰述来看，重视民族间的历史联系以至阐述多民族同源共祖的观点，是民族关系思想发展的重要趋势。”这种相对平等和宽容的民族态度，反映了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趋势，在史书上多有体现。如《隋书》较为客观地记述了当时各民族的情况，对其长处也多有赞许。《晋书·载记》及《北史》的“四夷传”摒弃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侮辱性称呼，对其历史功绩也有较高评价。
总体来说，夷夏之辨和夷夏一体等思想，体现出古代民族史观的双重性，中国多民族历史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民族交流与融合，民族观的发展始终是从对立走向缓和。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各民族同祖同源、天下一家、大一统等思想观念逐渐趋向成为一种多民族间的吸引力，对中原的文化和政权的一种向心力，最终形成一种多民族一体的思想文化格局。这些思想观念也促进了多民族一体的历史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