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与中韩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应惟伟 金华 许欢

一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韩国是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有重要影响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两国的外贸与投资关系，不仅对两国关系，而且对东北亚乃至世界的繁荣和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自从中韩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外贸总量飞速增长。2007年，中韩进出口总额1599.0亿美元，是建交当年的31倍，16年来双边贸易平均年增长为25%。现在中国已经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长期以来，中国对韩国持续保有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且有不断扩大之势。在2007年，中方出口总额561.4亿美元，进口总额1037.6亿美元，逆差476.2亿美元，同比增长5.2%。到2007年底，中方对韩国累计逆差超过2600亿美元！中国对韩国的逆差产品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顺差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近几年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于这种逆差的持续存在，国内有少数观点带有一定民族主义的情绪，认为这种逆差不公平，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研究。

有关中韩两国贸易投资的论述，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韩国学者都所著甚多。对于贸易问题，有的学者分析了中韩两国贸易逆差的原因，如胡俊芳（2007）。有的学者实证分析了中韩之间产业内贸易问题，如范爱军、李丽丽（2006）。但相对的定量分析——尤其是对于解释中韩贸易逆差问题的定量分析却很少。

对于直接投资问题，有的韩国学者指出，庞大的中国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对韩国企业投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如刘信一（2007）。有的学者则分析了韩国在中国直接投资的趋势，如游德升（2006）。

显而易见，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与韩国对中国持续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韩经贸关系的特征，但国内外少有学者将这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因此，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对两国贸易有何影响以及两国贸易是否反作用于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就成为本文力图全面回答的两个问题。

二 产业内贸易视角：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是否会促进韩国对中国出口

20世纪70年代末，中韩两国开始有贸易往来。1992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贸易量飞速增加。而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主要分布在电子及通讯设备、金属制品、服装纺织与电气机械。韩国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带动了韩国对中国的大量出口。这些出口，很多都可以用产业内贸易理论来解释。

表1 中韩贸易投资主要数据

续表

产业内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是产业内国际贸易的简称，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段时间内，同一产业部门产品既进口又出口的现象。比如日本向美国出口轿车，同时又从美国进口轿车的现象；中国向韩国出口某种品牌的电子产品，同时又从韩国进口某种电子产品的这种贸易活动。产业内贸易还包括中间产品的贸易，即某项产品的半制成品、零部件在两国间的贸易。在产业内贸易中，同一产业产品基本上是单向流动，即要么进口，要么出口；而产业内贸易是双向流动的，因此产业内贸易也称作双向贸易（Two-way Trade）或重叠贸易（Over-lap Trade）。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李嘉图到赫克歇尔—俄林，都强调比较优势，认为国家之间发生贸易的原因是生产率和禀赋的不同，一国总是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种贸易理论对直到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主要的国际贸易方式，也就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不同产品的贸易做了比较充分的解释。比如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机械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售农产品。换言之，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针对国与国、劳动生产率差别较大的和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但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实践中又出现了一种和传统贸易理论的结论相悖的新现象，即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又出现了既进口又出口同类产品的现象。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这种理论对基于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理论是一个飞跃。产业内贸易表现为不同国家在同一产业内部形成了垂直分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跨国企业物流成本不断下降，于是企业间的产业内分工又进一步普遍地发展到产品内分工。即一个产品的许多零部件在不同国家生产，然后通过贸易方式在某一国家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比如说，波音飞机就是由许多国家生产的零部件最后在美国组装而成的。交易成本较小或下降是产品内分工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标准化技术与模块化生产的发展也是影响产品内分工发展的重要因素。对韩国这样相对发达的工业国家而言，国际产品内贸易有利于其集中资源实现技术创新，并回避范围不经济效应来提高技术创新的成功概率和创新生产率，从而具有内生增长效应。对中国而言，这种产品内贸易深化了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有助于促进出口。此外，国际产品内贸易通过增加中间产品种类、改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需求特征以及接受管理技术外溢，能够增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

这种产业内贸易的形成，是因为中韩两国在诸多领域，仍然存在显著技术差距。但同时，中国又具有非常廉价的劳动力，能源、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也相对较低，于是两国在某些产业的垂直分工就成为必然。再把视野扩大到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事实上在不少产业都存在类似情况。

关于中韩许多产业存在产业内贸易的情况已有不少学者研究证实。在我们看来，这些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明晰了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与韩国对中国出口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如果这些关系成立，那么，前者与后者之间就应该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

表2是计算的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与中韩贸易的相关系数。

表2 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与中韩贸易的相关系数

显然，韩国对中国FDI与韩国对中国出口的相关性高达0.96，这反映了韩国对中国FDI对韩国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韩国对中国FDI与中国对韩国出口的相关性也非常高。这说明韩国对中国FDI与两国贸易的关系非常紧密。

三 相关分析与格兰杰因果分析：两国贸易能否带动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

从产业内贸易和产品贸易的角度，我们可以知道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能够促进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但是，两国贸易能够拉动或吸引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吗？

首先，看一下中国的总进口与总出口与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相关系数。显然，存在正相关的非常强。这说明，1992年以来中国外贸的快速发展，可能是吸引韩国企业来华的影响因素之一。

表3 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关系数

其次，我们想知道，两国贸易的发展能否显著拉动或吸引韩国企业对华进行直接投资。为此对有关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

表4 韩国对中国出口与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这个结果说明，韩国对中国出口不是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被拒绝了，所以韩国对中国出口是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换言之，韩国对中国出口拉动了韩国对华直接投资。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总出口是否能够显著拉动或吸引韩国企业对华进行直接投资。

表5 中国出口与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这个结果表明，中国总出口（CNEX）不是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KIN）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被拒绝了，所以中国内地总出口是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换言之，中国整体对外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对韩国企业来华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吸引力。

具体而言，随着中国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政府日益认识到出口贸易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于是各级地方政府展开激烈的竞争，不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吸引外资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的直接投资。对包括韩国企业在内的所有外资企业而言，他们发现除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之外，中国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市场环境日益改善。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自然乐意到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简言之，出口的增长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所以，中国出口的不断增加能够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四 结论

韩国直接投资为两国贸易及中国出口所带来的正向效应是肯定的。中国的韩资越多，所创造出来的贸易量也就越大。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对两国贸易的影响可以用图1表示。

图1 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与两国贸易的基本关系

与此同时，韩国对中国出口以及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也拉动或吸引了大量韩国企业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这说明，中韩之间的贸易与韩国对直接投资始终存在着双向的互动关系。简单批评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的观点是错误的。

参考文献

［1］胡俊芳：《中韩贸易逆差的原因及对策分析》，《国际论坛》2007年第3期。

［2］郭羽：《中韩贸易逆差说明了什么》，《沪港经济》2007年第4期。

［3］范爱军、李丽丽：《中国与韩国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

［4］游德升：《韩国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和趋势分析》，《商业研究》2008年第6期。

［5］鲁桐、郑俊圭：《韩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与中韩经贸关系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

［6］杨励、周文凤：《韩国对华投资现状、趋势及中国的对策》，《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3期。

［7］林琳：《中国制成品进出口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8］田文：《产品内贸易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