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边缘
The Globalization and Frontier
边缘文化
——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资源
金强一
笔者曾经在研究朝鲜族文化特性及功能问题时以边缘文化概念来界定和概括了多元文化融合状态的文化体系特点[1]，其目的在于更为确切地理解和解释不同文化复合状态下的文化性质、结构及其在跨国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篇幅所限，当时没有论述一个重要的结论，即边缘文化不仅是跨国民族区域所具有的特殊文化形态，而且也是开放社会发展所需的必要文化组合方式和文化资源，这种文化现象在全球化时代进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边缘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融合而形成的特殊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具有直接转化为经济力的特点。据此，以边缘文化资源为基点的文化战略构思亦具有可行的现实操作性。本文在阐述边缘文化的界定、功能、地位、作用等问题的基础上将论证两个观点：一是边缘文化不仅是现代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文化资源，也是开放社会发展的必然文化组合方式，因此建立边缘文化的理论体系并探索实际应用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边缘文化区域具备形成大范围文化资源的条件，以这种文化结构为基点可构思发展的文化战略并探索其发展的模式。对我国来讲，有一些跨境少数民族地区已形成了这种边缘文化区域，保护和发展这些区域边缘文化体系，是强化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流并振兴边界地带经济的一条有效途径。
一 关于“边缘文化”与“边缘文化区域”的界定
边缘一词大致包含着三个含义：一是远离中心的部分；二是系统的边界附近；三是系统之间形成的相互交叉现象。通常人们所使用的边缘的概念主要指远离中心并处在边界地带的一些现象，也具有微弱、落后等附带含义。[2]而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边缘一词往往特指那些处在两个以上系统之交叉状态的部分。边缘科学是“由原有基础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所产生的新学科的总称。其共同的特点是：运用一门学科或几门学科的概念和方法研究另一门学科的对象或交叉领域的对象，使不同学科的方法和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3]如物理化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哲学等学科都是研究两个以上不同学科交叉状态的科学，我们通常把这些学科称为边缘科学。笔者从边缘一词的第三种含义上界定了边缘文化，即它特指两个以上文化体系相互交叉而形成的特殊的文化现象。通常我们可以把多元文化的复合状态称之为文化的多重性，如有些学者把朝鲜半岛文化与我国内陆文化融合为一体的朝鲜族文化称为二重性文化。这么界定未尝不可，但在说明其特点时总是把这种文化理解为两个文化的机械组合，而不把它理解为具有内在文化一体性和整体性的文化现象，这就难以明确地理解这种文化体系之特点和功能等理论性问题，而且把多元文化的融合状态界定为二重性，不足以阐述多元文化的普遍性特征。为了强调这种文化的整体性和普遍性，笔者借鉴了自然科学对边缘概念的理解，把两种以上文化交叉和融合的文化现象通称为边缘文化。
一般地，我们可以把边缘文化理解为融合两个以上文化系统的特征而形成特殊文化域的文化现象。对两种以上文化体系较为熟悉的个人或文化集团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下皆可形成这种文化体系。边缘文化不仅表现了语言的多重性，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实际上是对不同文化体系之中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融合。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边缘文化理解为多种文化的机械结合。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边缘文化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这是因为，各个文化集团之间交流的必要性促进了这种文化之间融合的过程。两个以上文化体系在长期交流过程中逐步形成其文化域，是边缘文化体系形成的演化路径。这里有两个方面的路径：一是一个文化群体形成边缘文化体系的路径。文化群体形成边缘文化的文化域需要较长的历史进化过程，而且必须具备环境的条件。如朝鲜族文化特性的形成经历了一百余年的时间，这一文化体系是在朝鲜族人保持自身文化特质基础上不断接受中国内陆文化而形成的。这种文化体系可称为自然形成的边缘文化体系；二是各个文化集团、国家机构或个人为了强化与其他文化集团或国家的交流而形成边缘文化体系的路径。这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各个文化集团构筑边缘文化体系的最为普遍的形式。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各国之间和各文化集团之间的联系得到空前的强化，这就需要能够把不同文化的信息转换为可接受信号的专门的中介性文化系统，如从事专业的外国语或文化的机构就是一种典型的人为构筑的边缘文化系统。
边缘文化区域是指地理上处于两个以上文化系统的交接处的边缘文化系统。这是一种边缘文化的特殊形态，这是因为它不仅体现着文化的交叉状态，而且也在地理上位于多个文化系统的边界处。这种文化区域多见于我国的朝鲜族、蒙古族等跨境少数民族地区。在通常的情况下，边缘文化区域形成多个文化体系相互连接的中介性文化区域。这种文化区域对于不同文化圈的交流产生着非常大的积极影响。
为了明确地理解边缘文化的含义，在这里需要讨论与边缘文化的概念相关的如边界文化、二重性文化、边界人或边际人等几个概念的界定。
自笔者在《边缘文化的文化机能与中国朝鲜族社会的文化优势》[4]一文中提出边缘文化概念以来，有些学者把边缘文化的概念与边界文化、边缘人或边际人等概念混为一谈，形成了不必要的误解。
在文化学、文化哲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中，边缘文化、边界文化、二重性文化、边界人或边际人等是经常使用的概念。但严格地讲，边缘文化、边界文化、二重性文化等概念是对某种文化体系、结构、特点和状态的界定，而边界人、边际人等概念则是对处在多元文化结构中的人或人群的矛盾心理结构和特点的界定。
在以往的文化学研究中，边缘文化和边界文化等是较常见的概念，主要用来界定处在边缘或边界地带的且远离文化中心的文化体系。如同边缘一词具有“落后、微弱、未发达”等含义一样，人们常常使用的边缘文化或边界文化主要指那些处在系统边界的、落后的、远离中心的文化体系。应当说，这种界定更多侧重于文化体系的状态，而不是其内在的文化结构。这一概念与笔者所提出的边缘文化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笔者更多地关注如同朝鲜族社会文化体系那样的多种文化处于融合状态的文化结构，并借用自然科学所理解的边缘之界定，试图以此概括这一文化体系的整体性特点。应当说，这一概念虽不能说是新的，但与以往的概念有着内涵上的重要差异。
边缘人、边际人、边界人等概念是分析处在两种文化交叉状态下的人们矛盾心理和文化特征的概念。20世纪20年代已出现了这类研究成果，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界于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的人的矛盾心理。其中帕克和斯通奎斯特（E.V.Stonequist）等人所提出的边缘人或边际人（marginal man）的概念至今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帕克（R.T.Park）和斯通奎斯特（E.V.Stonequist）认为，“边缘人是在本民族文化与异文化的接触、选择、冲突下人格特征分裂、呈现双重化的产物”。“边缘人渴望同时成为在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互不兼容的两种文化中的成员。但实际上，他们没有能力成为两个文化群体中任一群体的标准成员，因而，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两种文化群体的边缘，摇摆于两种文化之间，无法满足两个不同文化群体对其成员提出的相互矛盾的要求。他们的心理常处于一种茫然、失范、冲突的状态。”[5]近来也有学者以Diaspora来解释笔者所提出的边缘文化概念，甚至混为一谈。其实，Diaspora这一概念描绘的是失去归属的或离散的文化群体，其内涵更接近帕克和斯通奎斯特的边缘人概念。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提出的边缘文化概念中没有“远离文化中心的、处在落后状态的、位于边界地带的”等表明其状态的含义，它只是为研究多元文化融合状态及其功能而导入的更多关注其文化结构、功能和整体效应的概念。
二 作为文化资源的边缘文化
从学术界的发展趋势看，分析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视角已有了明显的转换，这就是只以经济的行为追求经济效益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而把文化力向经济力的转换视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之杠杆的理论逐步取代旧的发展模式理论。这种理论视角的转换不仅促成了以文化力为核心的新的发展观，而且也使社会发展之评价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文化资源的积累和发展程度以及该文化体系的实效性意义上的机能状态已成为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最为重要的客观尺度。我们所面对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这一时代要求人们更多地开发文化资源来形成社会发展之强劲动力，因此，对于文化资源的研究可为文化哲学提供一个新的发展领域。
“文化资源”是指能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文化动力的社会性文化积淀。如同文化的界定那样，文化资源的概念亦可包含人类在历史过程和现实中获得的一切思想财富及物化状态的成果。但从制定战略体系的角度考虑，泛指文化现象的一切为文化资源，缺乏现实的逻辑依据。一般称为资源的自然物质也是从其实用程度来界定的。空气甚至泥土亦可在特定的条件下称为资源，但大部分情况下不能把这些常见的物质形态视为物质资源，因为它们不可能成为物质生产过程的重要因素。同样的道理，文化现象虽然非常广泛，但能够称其为资源的文化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它必须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或在形成这种动力的过程中成为其强有力的基础；二是这种文化在特定的状态下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社会性资本，形成生产文化的一个基点。笔者认为，边缘文化可以满足这些条件，而且正在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其理由有二：
第一，边缘文化所具有的双向开放的特征是现代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这种双向开放的特征促使它形成联结多种文化体系之中介区域。这种中介区域不仅可以为相关系统注入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力，而且可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如同没有专业性的中介机构就很难进行现代各文化集团之间的交流一样，现代化的生产也离不开这种中介机构或人员。这里可以把朝鲜族人口流动的文化原因作为一个特例来分析边缘文化在现代社会体系中的地位。近年来，研究朝鲜族问题的学者们常常把朝鲜族社会人口急速移动视为这一社会体系所面临的一个危机因素，且不论这是不是危机现象，单从文化现象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朝鲜族社会急速的人口移动是其边缘文化结构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爆发性功能扩张而出现的文化现象。朝鲜族社会在100余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朝鲜半岛文化与中国内陆文化相融合的典型的边缘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在中国和韩国关系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呈现出巨大的文化功能，且这种文化功能具有爆炸性扩张的趋势。现在估计已有40万～50万之众的朝鲜族人离开了原来的聚居地，流向韩国、日本和我国的上海等内陆发达地区。这一人口流动与朝鲜族文化结构及国内外对这一文化特性的需求是分不开的。如果朝鲜族没有文化的多元性格，便不可能流向韩国和日本等国，而且也不可能大范围地参与中韩经济交流。这就是说，边缘文化事实上加速文化系统之间的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流，产生着巨大的经济效益，这种文化资源的效用在边缘文化区域尤其明显。我国的朝鲜族社会和蒙古族社会的聚居地事实上已成为连接我国内陆与其他相关国家的极为重要的文化中介区域，正在为这些区域的大规模国际合作打造基础。
第二，边缘文化在构筑现代社会创意性文化的过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边缘文化是一种复合性文化，因此具有以较快速度接受或传递多种文化体系信息的功能。而这种文化信息的传递并不是简单的文化中介过程，因为这种中介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文化的新的组合过程。例如，一个以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而形成边缘文化系统的人，他不仅可以在这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交流中占据中介地位，而且也可以把中西文化重新组合起来并形成新的文化体系。事实上，我国在近百年的历史中接受西方文化的历史无非是通过边缘文化系统来接受并重组文化的过程。如果说，文化的创新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广泛交流中形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没有边缘文化便无从谈所谓的文化创新。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主体性和创意性并不形成于文化体系自身的排他性，而形成于积极地适应和接受其他文化的过程中。[6]边缘文化的这种文化创新功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是无需论证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列举很多的事实论证边缘文化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可在另文中系统地探讨。
三 边缘文化和边缘文化区域的功能
上面的分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论证了边缘文化的功能及作用，这里概括谈两点：
（一）边缘文化的文化行为领域的扩张功能
边缘文化是一种融合了多个文化体系特征的特殊文化体系，这就有可能使这一文化群体的成员摆脱原有的母体文化对其活动领域的限制，而进入别的文化领域。这就是边缘文化的文化行为领域的扩张功能。
一般地，只熟悉某一文化环境行为者的活动范围是所属的文化圈，同时，该文化圈事实上形成着其活动领域的限界，这一限界本质上是文化行为主体的文化结构的限界。换言之，一个文化行为者的活动领域是由行为主体的文化结构所决定的。文化行为领域的限界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文化域内没有形成与其他文化体系交流的有效手段，这就在无形之中设置了与其他文化圈交流的障碍，其活动也就自然地限定在所属文化圈内。如果行为主体欲摆脱这种限界就必须排除这种障碍，这种排除文化交流障碍并以自身的行为影响别的文化圈的过程也就是文化行为领域扩张的过程。
各个文化圈都内在地具有与其他文化体系相区别的文化特质，这种文化特质同时也是阻止文化体系之间交流的障碍。因此，超越这一限界的唯一途径是行为主体掌握其他文化体系的特质，而掌握其他文化体系的特质即意味着确保了活动的文化空间。边缘文化是一种融合了多个文化特质的文化体系，因此，它事实上内在地具备了单一文化结构没有的适应更为广阔活动领域的能力。就一个文化行为的个体来讲，如果他只熟悉中国文化，那么其活动范围只能被限定在中华文化圈内；如果他掌握了其他文化圈的文化及其特质，那么其活动领域可以向其他文化圈扩张。比如，我国的朝鲜族非常熟悉中国文化和朝鲜半岛文化，而且朝鲜族从其文化结构上较容易掌握日本文化，所以朝鲜族的文化行为领域很容易扩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现在世界各国都强化各国之间的交流，为此都在学习他国的文化或建立相关的专业化的机构（如外国语学校、翻译机构等），这实际上是以人为的手段来建构边缘文化体系的过程，其目的在于扩张自己的文化行为领域。
与文化个体相比，一个文化集团具备边缘文化的特质，将会形成强大的文化功能。这不仅体现在该文化集团文化行为领域的扩张上，更为重要的是它会促成多个文化圈行为领域的扩张。例如，我国与韩国的贸易规模即将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而在这一迅速发展的中韩经济交流中朝鲜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朝鲜族只有200万人口，但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这是一支比起200万专业翻译机构更具文化功能的集团，它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流中处于中介的地位，实际上促成了中国和朝鲜半岛文化领域的扩张，不能不说这是中韩关系急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边缘文化的文化转换功能和创新功能
边缘文化的文化转换功能是指把某些文化系统的不可接受的信息转换为其他文化系统可接受的信息的功能。
文化信息事实上向其他文化系统传递着该文化体系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审美经验等内在的特质，而在这种传递过程中必然地形成文化误读现象。文化误读是指以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以及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来解读别的文化的现象，由此形成的文化视野决定他们对其他文化的选择舍取，并决定他们对它的认知和解释。[7]而且，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同样的文化情报也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和不同的意义。[8]尽管这种误读甚至可以视为文化交流中常见的“逐渐逼近完美理解”[9]的必然过程，但它对文化交流形成的障碍有时甚至是难以跨越的。为了克服这种文化交流的障碍，各国都建立了中介性机构来转换文化信息，即把原来的不可接受的文化信息转换为可接受的文化信息。
边缘文化从其结构上融合了多个文化特质，因此这一文化体系具有强大的文化转换功能。首先，边缘文化体系能较为深刻地理解构成其结构的多个文化特质，所以具有客观地解读这些文化体系传递的文化信息并把这些信息转换为可接受的文化信息的功能，这就加速了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交流；其次，边缘文化体系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多种文化体系的文化流向。一般地，所谓文化流向表明文化体系的内在结构、精神等因素的变迁，这种流向通常是难以把握的。而边缘文化体系可以较快地把握这种变化，并为各个文化体系提供新的文化整合的文化要素，这种文化整合实际上是新的文化结构的形成。应当说，正由于边缘文化体系能够正确地把握多种文化体系的流向，因此就更具整合多种文化体系之优秀成果的能力，换言之，这是一个富于创意性特点的文化体系。就一个文化个体来讲，整合型的人“有能力选择和吸收异文化的特点，而不失去本文化的核心或本质特征，发展出带有本文化特色的新文化特征。这种人有创造性，能在某些方面推进本文化的发展”。[10]
边缘文化的特点说明，这一文化系统把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最应重视的优点集于一身。
四 边缘文化理论在特定文化区域的应用性理论模型
由于边缘文化的内涵极为广泛，因此，对各类边缘文化形态的作用进行恰如其分的描述是非常困难的。这里为了较方便地理解边缘文化区域的性质和作用，介绍一个在从前的研究中建立的理论模型，并谈一谈如何从战略的视角为其定位的几个问题。
任何一个边缘文化系统均具有连接多种文化体系之功能（不论是个人还是集团）。而这种功能的大小是由其相关系统之间的环境因素决定的。在此，我们有必要关注边缘文化系统的功能与相关系统状态的关联。如果相关系统之间的关联度增大，那么其边缘文化体系的功能就会随之增大，如果其相关系统之间的关联度下降，那么其功能也会随之下降。
图1
图1是笔者为了说明边缘文化系统的功能与相关系统状态的关系而建立的理论模型。假设A和B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ab则是这两个文化系统的融合而形成的边缘文化区域。对于A和B来讲，通过ab进行的文化交流是最为有效的，即ab可以准确并快速传递A和B的信息，因此这是一个连接A和B的中介性文化区域。这里需要理解这样一个问题，即ab虽然以A和B的特质形成的，但却不同于A和B，因为，ab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在前面已经论证，边缘文化是一种不同文化体系之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的新的组合。这就是说，ab所能形成的根基在于A和B，但原则上又不同于A和B。ab之所以能够成为连接A和B的中介性文化区域，其原因就在于它既不同于A，也不同于B，但却具备了A和B的特质。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种组合的功能大于原系统的功能。这就是边缘文化为什么极富创意性的原因所在。当然由于各个文化系统处在不同的状态，因此由此形成的边缘文化系统的功能会有很大的差异，但这种边缘文化的功能通常要大于原系统的功能。假设A和B都是富于创意的文化系统，那么由此而形成的边缘文化系统将会呈现极大的文化创意性。
对于ab来讲，A和B的关联状态是形成其文化功能的重要背景，而A和B反过来又通过ab来强化其关联度。假设A和B是具有不同文化体系的两个国家，如果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处在友好合作的状态，那么，ab的功能将呈现极大化的状态；相反，如果A和B处在政治上的对立或对抗状态，那么，ab的功能只能处在最小的状态。在本文的分析中，笔者更关注前一种状态，即ab功能的极大化状态。ab功能的极大化意味着这样一种状态，即A和B关联度的增大凸显ab的地位并导致其功能的扩张，而ab功能的扩张和凸显又反过来强化A和B的关联。也就是说，边缘文化系统功能的大小取决于两个文化系统之间的开放度，而又对文化系统之间开放度的增大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这一理论模型说明了非常浅显的道理，即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极大地凸显了边缘文化体系或区域的地位和作用，据此构思区域性文化发展战略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现在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把学习西方的语言和文化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体系之中，可以认为，它们正在实施一个崭新的文化战略。通过这一战略，不仅要达到强化各国间交流的战略目标，而且，也要实现建构创意性文化体系的文化之重组。
尤其是在边缘文化区域，可以构思以此为支点的文化战略，以强化各个文化集团、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边缘文化区域一般形成于两种文化体系的边界地带，即处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集团的疆界，因此边缘文化区域事实上是多种文化系统可共享的文化资源。这里有必要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边缘文化区域正处在相关系统获得自身开放度的理想的边界地带，应当说，至少从理论上来讲，这种文化区域占据着系统的至关重要的位置。笔者曾经论证过这种边界地带的重要意义，指出：“开放的社会体系对边界效应具有敏感依赖性，这意味着边界的状态或开放程度事实上对系统整体的运作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开放的社会系统发展的主要途径是构筑强大的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体系并以此实现系统整体的层次跃迁。因此，如何激活边界并在重要的边界地带构筑中心与边缘互动体系之战略性支点区域，是振兴我国西部、北部和东北地区经济所面临的重大课题。”[11]
充分理解边缘文化区域的文化功能和边界在开放的社会系统发展中的地位，就可以在某些特定区域实施文化发展战略。如东北三省的振兴计划应把全方位的文化战略当做其重要基点。现在东北三省与其他发达区域已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主要原因在于整个系统缺乏发展所必需的开放度。如何增加东三省的对外开放度，这是其经济能否振兴的极为重要的条件。为此，我们可以在中俄、中朝边界地带构筑战略性边缘文化支点区域。这种文化区域不仅可以形成中心与边界互动的发展的新模式，而且也可以大幅度提高对外开放度。可以说，这是东三省振兴的一条捷径。
现在，在中朝边界地带已形成了大范围的边缘文化区域。如果朝鲜半岛的形势缓和，这一区域将成为东三省向外开拓发展空间的战略性支点。因此，如何认识和保护这一边缘文化资源是这一地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可以预测，未来东三省的问题将更多地来自中俄边界地带。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境内没有形成大范围的能够连接中国文化系统与俄罗斯文化系统的边缘文化体系，而且严重缺乏相关研究机构和专业性研究人员。如果俄罗斯的战略视线逐步从欧洲转移到远东地区，我国与俄罗斯的各方面的交流将大幅度扩大，为了迎接这种巨大变化，我们应当做一个前期性工作，这就是构思和制定一个以边缘文化体系为依托的长远的发展之文化战略。
[1] 参阅金强一《边缘文化的文化功能和中国朝鲜族社会的文化优势》，《东疆学刊》2002年第1期。
[2] 参阅《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2。《社会科学新辞典》，重庆出版社，1988。
[3]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第39页。
[4] 金强一、许明哲主编《中国朝鲜族社会的文化优势与发展战略》，延边人民出版社，2001。
[5] 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350页。
[6] 尹在根：《文化战争》，韩国：鸟巢图书出版社，第382页。
[7] 参阅陶连生《文化误读和行为失范》，《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2期。
[8] 参阅严春雨《文化全息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172～173页。
[9] 俞新天：《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60页。
[10] 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350页。
[11] 金强一：《论开放社会的边界效应》，《东疆学刊》2008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