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晋江特色的创业创新之路

晋江经验，是晋江人民创业创新历程的概括和总结，其中，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创新实践和地方党委、政府的执政创新实践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

（一）民营企业及企业家创业创新之路

1．创业创新历程

晋江县域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至今，民营企业数量达15000多家，占全市企业总量的91.9%；创造的产值、税收和就业机会所占比重都在全市的95%以上。民营企业家被称为“睡不着的晋江人”；闻“机”起舞，逢时“弄潮”；永不满足，从不言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他们从联户集资兴办乡镇企业起步，经历了从为求生存而创业到为争一流而创业，从仿效生产到自主创新，从“一次创业”到“二次创业”的进步历程。与此同时，他们的角色定位也实现了从企业主到企业家，从创业型企业家到创新型企业家的升华。这一提升过程，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但晋江的特色在于：总是先人一步、快人一拍。改革开放之初，晋江在全国最早突破所有制限制，发展以“联户集资”为主要形式的民营经济；最早突破资源配置“三就地”（原材料就地收购、就地加工、就地销售）政策限制，探索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在后来的发展中，他们总是率先冲破发展的障碍，率先遇到别人还没遇到的问题，并率先应对，率先解决。比如，率先在有限的县域空间形成产业链比较完整的特色产业集群，率先成为区域品牌和上市公司最多的县级市，率先成立全国首家运动鞋科学实验室和行业唯一一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率先成为我国制鞋行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单位，率先捐资成立全国第一家县级慈善总会，等等。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邓小平南方讲话前的约14年间，晋江的民营经济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党的十四大之前，全国实行的仍然是计划经济，晋江成为未被正式承认的“民办特区”，在探索市场经济发展等方面受到很大的制约。先是民营企业在夹缝中求生。1981年，国内股份制之争白热化，晋江企业雇工、分红、供销提成等成为敏感问题；1982年初，“三来一补”业务被叫停；1985年“药案”效应被放大；1989年受到姓“社”姓“资”的讨论的直接非议，以及国内一系列“治理整顿”政策引起的阻碍。但晋江的民营企业从没有停下奋力创业的脚步。据统计，1981～1985年，晋江联户集资企业数增长28倍，总收入增长近24倍。

1992年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晋江民营经济发展难得的机遇年。这一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排除了姓“社”姓“资”的争论的干扰。随后，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这一年，又时逢晋江撤县建市，城市化建设使民营经济发展有了更大的平台依托，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化效益，晋江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开始脱胎换骨。

“九五”期间，晋江的民营经济开始致力于规范化建设，组建企业集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专业市场，探索和发展品牌经济，筹划和推动资本运作。1995年，“浔兴拉链”组织了第一家企业集团，次年又新增5家；1998年恒安公司在香港上市，带动了晋江民营企业的上市热潮，发展势头愈益迅猛。与此同时，众多企业不断开拓国内市场，打造市场竞争优势。民营企业先是通过设立专卖店、专卖柜、专卖点，与消费者建立了直接的购销关系，塑造品牌形象，用实力和产品质量占领了国内市场，继而全力拓展国际市场。仅陈埭镇就有20多家企业在东南亚，以及欧洲的许多国家共设立了30多个商务机构。晋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势头、民营企业家的发展诉求，促使晋江的发展战略由1995年提出的“质量立市”提升为1998年的“品牌立市”，推动了打造“品牌之都”和建造证券市场“晋江板块”的后续发展。

进入21世纪，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和工业化指数把晋江带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使晋江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地区，发展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具有影响力的以鞋服生产为代表的制造业基地。晋江的产业已形成显著的区域性比较优势，并朝着转型、优化、提升的方向良性发展。

（1）形成了纺织服装、制鞋、制伞、食品饮料、建材陶瓷、纸制品六大规模产值超百亿元的集群（制鞋超700亿元、纺织服装超600亿元），集聚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特征日益彰显。一些支柱性传统产业确立了全国主产区地位，具有完整的产业链和特色产业基地，同时新兴产业的培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641”现代产业体系（“6”就是纺织服装、制鞋、食品饮料、建陶建材、纸制品、制伞六大传统产业。“4”就是装备制造、光伏电子、高端印刷、航空零部件修造四大新兴产业；“1”就是现代服务业）。

（2）产业链条日臻完善，六大传统产业已形成相当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链。在各大传统产业上游产业链的各个关键环节中，均已发育形成结构比例相对合理的配套生产企业群体，为终端产品制造企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专职服务的生产类、营销类服务业也比较发达，尤其是纺织服装、制鞋、制伞等产业已基本形成足不出户即可完成从生产到销售整个生产流程的良好产业生态环境。

（3）营销网络十分健全，自主营销创新步伐不断加大。全市现有上千家企业在全国各地建立6000多个常设专柜，一些大型企业甚至在省外一些中心城市建立仓储物流中心，传统产业领域的产品在全国占据着较大的市场份额，如运动鞋建立了覆盖全国一、二级市场的10万多个销售网点，陶瓷石材业已形成一支以推销陶瓷石材产品为主业、总数达15000多人的营销队伍。这支队伍走南闯北，陶瓷年销售量达8亿立方米，占全国陶瓷总销量的40%以上。晋江健全发达的营销网络为晋江本土企业实现产销衔接、品牌形象展示和捕捉市场信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晋江产业保持市场竞争优势提供了重要保障。在自主营销创新方面，晋江的企业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七匹狼公司入选商务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安踏、361度、特步等企业则通过网络微博、博客、微电影等新媒体探索“微营销”。

（4）产业创新态势基本形成，新兴产业崭露头角。目前，晋江全社会R&D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达到2.4%，企业近年年均投入技改资金超40亿元；产值超亿元的企业年度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均在2%以上，一些龙头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已达到5%以上。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逐年较大幅度递增，2011年全市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达到2066件和1532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61件，并拥有一批持有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全市已拥有企业技术中心172家，其中国家级6家，省级30家，累计有38家企业参与47项国家标准的制定和修订，33家企业参与48项行业标准的制定和修订，有4家企业参与ISO国际标准的制定。在传统产业巩固提升的同时，光伏电子、高端印刷、航空零部件、装备制造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无到有，导向明晰、日渐壮大。

（5）质量品牌主导发展，产业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目前，晋江以126枚“国字号”企业品牌，14枚地标性区域品牌，25万家市场终端的绝对优势，成为全国知名的“品牌之都”，产业经济凸显品牌经济内涵，品牌企业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2010年85家品牌企业实现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达32.9%。

（6）资本运作成效突出，形成证券市场“晋江板块”。目前，晋江的资本运作走在全国县域前列，已有39家企业在境内外上市，累计募集资金205亿元，证券市场总市值超1800亿元。上市企业不仅将所募资金投入到技术、管理、营销、品牌创新和研发设计方面，推动了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为区域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2011年上市企业及上市后备企业税收入库占财政收入的42%），而且带动了一大批配套企业规范经营，促进了经济秩序的持续稳定。此外，约有100家上市后备企业正在改制，后劲充足。

晋江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以“联户集资”起步，经过30多年的艰苦创业、开拓创新，实现了一系列的现代化转换：从小手工作坊到现代企业集团，从家族制度到现代企业制度，从仿照贴牌生产到“品牌之都”，从民间小资本联合到社会大资本内聚，从依附创新到自主创新，从小商品市场到全球性市场，从同类小企业仿效竞争到大产业集群集聚发展，从“一次创业”到“二次创业”。我们从晋江民营经济的历史和现实中看到了晋江民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无限生机和活力。

2．民营企业家群体的成长及晋江特色的成长机制

晋江的民营企业家究竟有多少？至今并没有作过统计评估。但从晋江15000多家民营企业，其中规模以上民营企业1500多家，创造产值近1000亿元的数据中，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尤其对一个县级市而言。然而，晋江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及其成长机制，则是可清晰评估的。

在以往的关于晋江的研究中，很少有人追问过：为什么在一个有限的县域空间能涌现出如此庞大的企业家群体？为什么晋江的第一代企业家群体仅有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却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持续保有竞争活力？可以说，除了政府的引导和培育，更值得重视的是它自发形成的内在机制和蕴藏其中的“爱拼会赢”、特别是“个个想当老板”的地域文化精神，以及晋江特色的学习创新能力和学习机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讨论的是企业家群体，而不是企业家个体。任何一个区域都可能孕育企业家，但未必能孕育出庞大的企业家群体。在一个有限的县域空间，孕育出如此庞大的企业家群体，需要更特殊的环境条件。

第一，“个个想当老板”是晋江企业家群体涌现的直接动因。“爱拼会赢”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精神，是区域发展的文化合力，也是企业家群体成长的文化基础，它内化了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也促成了企业家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但它未必能成就如此庞大的企业家群体。而“个个想当老板”作为一个地域群体鲜明的价值选择，既决定了该地域社会精英在企业领域的云集，也加强了该地域社会群体“重创造（生产蛋糕），轻分成（分配蛋糕）”的精神文化特质。正是“个个想当老板”才使晋江能够自发地形成“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全民创业的景象，而“联户集资”的形式又造成众多而分散的企业春笋般诞生，为“个个想当老板”提供了可能。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联户集资”的形成，因为准入条件符合当时晋江“闲钱、闲房、闲散劳动力”多，农民文化水平、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低的状况，成就了晋江农民“个个想当老板”的梦想；而“个个想当老板”的地域文化精神特质又促进了第一批“联户集资”企业像“细胞分裂”一样分解繁殖出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多的“老板”。

第二，侨乡优势和对这种优势的创造性发挥，是晋江企业家群体形成和逐步成长的重要条件。首先，华侨为晋江联户办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启动资金和房产。1976～1983年，晋江侨汇总额达2.3亿元，相当于同期晋江累计财政总收入的约1.4倍，同时，国家又实施了归还华侨及侨属侨眷房屋的政策，晋江侨属拥有了大量房产，从而为联户办企业提供了最紧缺的启动资金和房产。其次，华侨通过“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的方式，给晋江民营企业家学习现代经营、管理和技术提供了好机会，激活了晋江民营企业家的学习精神、学习能力。多数华侨外商在签订加工合同后，都亲自或专派技术管理人员进厂。一方面传授生产技术和进行质量监控，另一方面也加强企业管理，培养自己的亲属成为管理人员。企业上路后，往往就交由自己的亲属进行管理。这种附着于血缘、亲缘、乡缘之中的信任资本，也使晋江的企业家群体有机会更多更直接地参与管理、接受技术和文化传承，从而得到了较多方面的学习和积累。在发展“三资企业”阶段，则更加直接地把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引入晋江本土。但好的外部条件如果缺乏能动地接受和创造性地发挥，成效必定不高。因此，更可贵的是晋江民营企业家很强的学习创新精神和学习创新能力。他们将市场意识、拼搏进取精神内化于学习上，转化为学习创新精神和学习创新能力，很快掌握了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的本领。

第三，仿效性竞争和产业链延伸为晋江民营企业家群体的素质提高和持续扩张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舞台。在这个过程中，晋江企业家群体的学习创新精神和能力仍然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晋江企业早期的主要产品被俗称为“国产小洋货”，其实就是根据海外寄回来的“小洋货”仿制出来的。显然，仿制首先需要的就是学习精神和能力。晋江的民营企业家从大办同类企业、群起仿效竞争、引发产业链上下延伸，到产业集群的形成的全过程，伴随着的是一次次升级的仿效竞争和仿效创新，晋江的民营企业家群体每次遇到的多是新事物、新问题、新挑战，都必经重新学习，有所创新，从而，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学习创新精神，提高了学习创新能力。

3．晋江特色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是什么？众说纷纭。但晋江的企业家对此有自己的基本共识：企业家不是商人，不是有钱就赚，什么钱都赚，什么有钱赚就做什么；不是为赚钱而赚钱，而是志在创业，志在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久，把品牌打响，谋求百年发展。这种质朴而深刻的认识与创新理论的首创者熊彼特的理解极为相似。熊彼特（1911）虽然把企业家说成是为谋求利润而敢于进行冒险投资的“创新者”，但他同时认为企业家个人致富只是其目的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企业家为创新而进行投资，还有心理上的特征，也就是具有显示个人成功的欲望。企业家为了体现自身的价值，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表现自己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而去竭力争取事业的成功。熊彼特把这些理解为“战斗的冲动”，这是一种精神力量在支配着企业家的活动，这种精神被称为“企业家精神”。这里，我们无意于概念式地深入探究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也不因为晋江企业家是晋江人的典型代表而简单地以晋江精神图解晋江特色的企业家精神，我们试图从晋江民营企业家30多年来的创业创新全过程中去解读独具晋江民营经济特色的晋江企业家精神。当然，晋江特色的企业家精神蕴涵极为丰富，充满张力，期待有更专门、更深入的研究。本报告仅从最具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三个视角作初步解读。

第一，创新不息，创业不止。从晋江发展实践过程中，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无论是早期的创业者，还是成长后的企业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创业创新的脚步。晋江的干部群众说，晋江的企业与众不同，事业再大都还会有更大的追求；晋江的企业家则说，即使给我一座金山，我还要干。而他们的创业创新实践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逻辑：因创新而得以创业，因进一步创业而不断推进创新，如此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最初，他们只是因为“强烈要求改变贫穷现状的致富愿望”（费孝通）而无意间以“创造性破坏”（熊彼特），冲破了所有制制度结构，实现了企业组织创新，即创造了“联户集资”的企业组织形式。而为了进一步创业发展，他们又开始通过市场途径集聚企业发展的资源，即走市场—原材料—技术和原材料—技术—市场之路，突破了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体制结构，实现了市场（机制）创新。继而，在早期晋江创业者中，“梦18”化妆品系列和第一批釉面砖的市场成功实现了最初的产品创新；坦克刹车片和防火涂料的质量突破，实现了最初的技术创新；晋江企业宏大的供销员队伍及当时的供销承包制、包干制、联营制等方式，实现了最初的营销创新。不可否认早期晋江创业者们的创新精神胜于创新能力。但他们凭借初中文化水平，粗糙地将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尽管这些生产要素不一定是新的和从来没有过的，但他们进行的新组合一定是从来没有过的，既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的能力，又为创新动力还很不足的经济社会带来了动态的不平衡。进入“九五”以后，市场逐步进入买方经济阶段，外部竞争更加激烈，创新、创业的门槛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但晋江的企业家始终保存有企业家应有的“战斗的冲动”（熊彼特），持续大步推进创新创业实践。通过创新，使企业的市场化、规范化、规模化、高新化、国际化、品牌化、证券化等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各个阶段都取得十分显著的成就。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晋江的民营企业家立足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将创新的重点放在市场创新方面，推进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市场开发活动，以创新的企业品牌形象，创新的营销方式和营销渠道，创新的设计，创新的技术和材料等进一步增强了晋江产品的影响力、美誉度，提高了市场占有率，取得了一定的市场话语权。事实上，市场创新是企业创新的中心环节，其主要目标就是开辟新市场。正如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言“创新的成功不取决于它的新颖度，它的科学内涵和它的灵巧性，而取决于它在市场上的成功”。

第二，爱拼会赢、抱团发展。爱拼会赢是普遍内发于晋江人身上、深嵌于该地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意志品格、性格特征。它既是该地域历代创业先驱的文化遗传，也是今日晋江创业者最核心最本真的品格。晋江的“爱拼会赢”精神集中体现在晋江民营企业家身上。“爱拼”突出“敢”字，体现了晋江创业者敢拼、敢闯、敢冒险、敢竞争、敢为天下先、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特质。“会赢”突出“善”字，既有拼的内在自觉、胆略和激情，又有赢的谋略、技巧、方法、本领和实力。在30多年的发展实践中，无数开创性的事例和无数“率先”、“第一”的指标、数据，足以充分表达晋江的民营企业家们既敢拼又会赢的企业家精神。“抱团发展”也是颇具晋江特色的企业家精神。一般地说，拼搏竞争必须处理好与竞争者和合作者的关系，做到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实现共赢。否则就可能是恶性竞争，就经不起狂风恶浪，就不可持续。抱团发展是晋江人特有的精神气质，从晋江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实践来看，爱拼会赢和抱团发展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晋江历来重视乡土团结，崇尚风雨同舟，形成了“坐船爱船走”（闽南语）的传统思想观念。晋江华侨身上的乡土情结至今仍很浓厚，而晋江民营企业家讲义气、爱面子、立业争光的心理特征进一步强化了抱团发展的思想观念。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晋江民营企业家无论在“联户集资”、开拓市场、发展产业集群、延伸产业链、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构建区域技术创新平台，特别是在应对金融危机以及“政企互动”、“村企合作”慈善互助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抱团发展的精神特质。抱团发展是晋江精神内在要素——“团结”，在晋江企业家身上的个性化表达。

第三，心存社会、造福桑梓。晋江民营企业家创业创新的动力到底是什么？这也许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完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它可能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早年所揭示的“强烈的摆脱贫困现状的致富愿望”；创业初步成功之后，它可能像熊彼特所言，更注重“个人成功”，体现自身价值，显示个人才华，确证自己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再后来，它有可能像晋江民营企业家自己说的那样，志在创业、志在百年发展，同时担当责任、回报社会。在我们看来，在晋江民营企业家的血脉里，致富、成功、责任是动态统一的，并与时俱进地动态平衡着。当他们从“自然人”蜕变为企业家时，特别是由创业型企业家向创新型企业家转型时，他们不仅如熊彼特所言，是具有远见卓识、具有经营管理才能、敢于冒险的企业家，而且如大家所公认的，是具有国家意识、民众情怀、能够和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企业家。这既是晋江创业先驱者（华侨）传递给他们的文化，也是晋江百万民众和政府的深切感触和期待。因此，我们认为“心存社稷、情系桑梓”也是晋江特色的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涵，主要表现在为国家作出越来越多贡献、为社会承担越来越多责任。

近几年来，晋江民营企业每年创造的产值、税收、就业机会都达到全市总量的约95%。而晋江的经济总量约占福建省全省的1/16，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投身公益事业方面，晋江民营企业也作出很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他们捐资建机场、办学校等公益事业，2002年捐资建立了全国县级市慈善总会。无论在募集善款总量、扶助项目数量，还是受益对象总数上都走在全国县级、市级乃至省级慈善组织的前列。再一方面，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除了出钱、出力，积极参加各项“绿化晋江”活动外，还主动担当了治污、节能、减排的众多责任。目前，建筑饰面、石材加工企业已实行全行业退出，制鞋、漂染等企业花巨资加强了技术改造，实现了环保达标。此外，最突出的还有两方面，一是在企业生产管理和战略决策中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各大企业加强了质量管理，品牌企业在分派代工时，加强了质量控制、标准控制，对价值链上的各生产环节实施有效监督，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守住源头，也为晋江产业、晋江品牌、晋江形象的建设做出了努力。二是很多企业做大做强后，或“走出去”后，仍然把根留在本土，把企业的总部和营销中心留在晋江。一些晋江籍异地商会抱团回乡投资，如磁灶6个异地商会抱团回乡投资30亿元新建海西建材城；一些龙头企业把营销中心迁回到晋江，等等。

（二）不断推动创业创新的党委和政府

晋江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孕育、成长及其创业创新实践和可持续的发展活力、发展后劲，须臾离不开晋江地方党委和政府与众不同的努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晋江地方党委和政府一任承继一任、一年承继一年地呵护、引导和服务着晋江民营企业家群体，推动创业创新实践取得一次又一次重大发展，并创造出被总结为“政企互动”的独特经验。

“政企互动”，概括地说，就是政府围绕企业发展，在充分尊重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创新主体地位，紧贴企业诉求的基础上，通过制定政策、营造环境、构建平台和机制及适宜的宏观调控手段，实现对企业的战略引领和高效优质服务；而企业则积极主动地反映诉求、回应政府的决策咨询，为政府制定政策、改善服务和执政创新提供依据。“政企互动”要求政府必须“把握趋势，理清思路，制定策略，引领发展，既在企业后头推波助澜，更在企业前头因势利导”；必须“以企业的实践作为政府制定政策、改善服务的依据，以政府的作为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导向、营造环境”。这里需要指出两点，其一，晋江的“政企互动”不仅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更准确地说，是企业与地方党委和政府之间的互动，而且，还延伸至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它在推动企业及社会发展的同时，推进了服务型政府建设，也促进了党领导经济工作、联系群众、推动发展长效机制的构建。其二，晋江的“政企互动”始于改革开放之初，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是一任接一任，一年接一年与时俱进地发展而来的。

晋江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创新实践，很多时候是自发的，比如“联户集资”、闯荡市场、发展产业集群，等等。然而，这种“自发”为什么总能发生，总能形成气候？显然，在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和作为。特别是在实行计划经济或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中共晋江县委和县政府的作为突出表现在对企业的不干预和保护上。创造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互动经验。改革开放之初，在全国宏观政策层面对农民办企业、农村发展工业、走市场化道路等问题还不明确的时候，晋江县委、县政府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魄力支持、鼓励农民“联户集资”办企业。当时，“联户集资”涉及所有制性质等敏感问题，晋江的干部群众心中没底。1980年，县委做出了《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先后出台了“五个允许”、“四个有利于”等一系列扶持政策，率先允许自主经营、允许企业分红、允许企业雇工、允许发展专业市场、允许供销员提成，促成了第一批民营企业破土而出。当民营企业遇到挫折，特别是遇到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的冲击时，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把联户集资等民营企业纳入集体企业范畴加以保护，及时出台文件强调“扶持乡镇企业发展政策不变”，并通过戴“红帽子”、“洋帽子”的方式把当时的“夫妻厂”、“父子厂”、“兄弟厂”等民营企业都纳入集体企业或“三资”企业范畴，加以保护。在80年代，民营经济发展、民营企业家创业难免“惹事”。而为了更好地保护颇有争议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创业激情，晋江县委、县政府悄然从“后台”走向“前台”，从无为、保护转向有为，并开始有目的地对企业经营行为进行规范，引导企业走联合发展、“成片开发”、城市经营的道路，推动将“联户集资”企业改造成股份合作制企业。整个80年代，中共晋江县委、县政府从“无为”到“有为”，从“后台”到“前台”，从“保护”到“引导”的转向，反映了晋江地方党委领导在这一时期与时俱进的执政创新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晋江撤县建市以后，晋江民营企业出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民营经济成为推动晋江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民营企业家成为市场极具活力的主体。面对新的发展态势，晋江市委、市政府自觉地从民营企业保护者转变为服务者，加强了服务和引导。在服务方面，努力搭建民营经济创业创新平台，以建市为契机，集中财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简政放权，乡镇扩权，解决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为民营中小企业创业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推动产权制度改革，实行“公有民营化”，组建“嫁接”式合资企业，并为民营企业戴“红帽子”、“洋帽子”。90年代，晋江的政企互动集中体现在市委、市政府回应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的诉求，实施规模和质量“两大工程”，引导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促进产业集群形成。1995年提出“六五”规模工程，同年提出“质量立市”;1996年提出“四个集中”;1998年提出“品牌立市”，同年成立“晋江市工业园区”。通过一系列具有战略性的策略措施，为民营企业“松绑”，化解民营企业创业创新中遇到的发展瓶颈问题，引导民营企业提高发展的质量，增强发展后劲，为民营经济发展下了多场“及时雨”。1998年，恒安公司上市，产业集群初步形成，集群内部企业步入自创品牌阶段，一批龙头企业出现，集群内部创新机制及合理的竞争体制逐步形成。

进入21世纪，随着民营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壮大，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发展需求、发展后劲与资源、空间、素质的矛盾以及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等问题进一步凸显。针对新形势、新要求，晋江市委、市政府全力推行品牌与资本“双翼计划”。2002年，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品牌之都”，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重奖创牌企业，对创牌企业实行多项优惠和鼓励政策。经过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和共同努力，培育出一批知名企业品牌，几大产业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几个比较大的“品牌”群体，从而确立了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成为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品牌基地之一。这一时期，市委、市政府的另一项重点工作是引导企业上市，上市公司从1998年的1家，增多至2006年的9家，目前则增至39家。在晋江资本上市大潮中，市委、市政府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除了大会动员，造势鼓劲，制定相关上市战略外，在财政方面设立“晋江市企业上市发展专项基金”，用于扶持企业改制上市，如对成功上市企业每家补助310万元等；在税收方面，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对上市企业和上市后备企业实行较大比例补助；此外，在项目落地、保障机制、行政服务等方面都做出了“全力以赴”的安排。这一时期，晋江市委、市政府和民营企业的互动，还突出表现在：出台有力措施帮助企业化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引导企业坚守实业、抱团取暖，化危为机；通过“产业提升、城建提速”策略，引导企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自主创新步伐，继续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久，并加快城市化速度，致力于把晋江建设成民营经济的创业乐园，为民营创业家进一步的创业创新创设更好的环境和更高平台。

进入“十二五”时期，“十二五”提出的新目标和晋江民营企业发展中累积的困难和问题对晋江民营企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市委、市政府充分意识到晋江根在民营、优势在民营，着力为民营经济打造创业乐园，在总结民营企业30多年来创业创新经验基础上，发动了“二次创业”新战役。2012年4月，市委、市政府召开了“二次创业”千人企业家大会，出台了“二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大力宣传表彰民营企业家创业创新先进经验，鼓励民营企业家在“二次创业”中走在前列，合力打造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的先行区、示范区，合力打造民营经济创业乐园。同时，晋江市委、市政府郑重宣示，坚持政企互动的传统，进一步创新政企互动平台，包括政策、城市、产业集群、公共服务、人才集聚、服务业六大平台。引导民营企业合力把晋江打造成民营经济的政策高地、投资洼地和发展福地。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晋江市委、市政府在注重对企业发展战略的引导的同时，高度重视对企业家队伍素质的培养和对企业技术创新智力支持平台的构建。近十几年来，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举办了6期“晋江企业总裁研修班”，组织了300多名企业家或企业高管参加学习研修；开办“晋江大讲堂”、“晋江财智论坛”、“青商才俊论坛”、“博士后”讲坛等，邀请知名专家学者、著名企业家来晋江讲授，或与企业家交流。在搭建企业和区域技术创新平台方面力度更大，比如，设立博士后和院士工作站；创立留学人员创业园；引导产学研结合，建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同时，通过奖励机制，引导企业创设技术研发中心，等等。

理解具有晋江特色的“政企互动”，是理解晋江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群体发展壮大、活力迸发的一条主线，也是理解晋江地方党委和政府创新执政理念和实践的主线。晋江之所以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晋江的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以及晋江的党委和政府之所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晋江特色的“政企互动”内涵、过程和经验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