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汇通的历史选择：王道视域下梁武帝的大乘精神
【内容提要】“王道”作为儒家理想治世标准，以“性善”、“民本”、“仁政”为特点，经孟子提出，为历代大儒所重视。梁武帝萧衍执政时期，整合儒、释、道三家学说，以“仁”治国，慎刑罚、减赋税，以佛教“五戒”“十善”引导民心，维护了萧梁朝建康四十七年的太平盛景。梁武帝汇通儒佛学说，实践大乘王道，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王道 大乘佛教 梁武帝
【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博士后。
前言
“江南佳丽地，京陵帝王州”，南京又名“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
，东晋、宋、齐、梁、陈国建都于此。建康历代帝王中，梁武帝在位48年，他曾言“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据统计，太清三年，武帝在位48年之际，“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人口约百万，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自东晋迁都以来，于斯最胜。梁武帝萧衍一生，少年习儒，中年志道，晚年归于佛教。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撰通史六百卷，各类文疏若干；讲经说法，整合儒、释、道三家学说，为群下答疑解惑；受菩萨戒后，食止蔬菜，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政治上，武帝以“仁”治国，慎刑罚、减赋税、采纳良策，以佛教“五戒”“十善”引导民心，淳化民风，力图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乐生丧死无憾的社会图景。臣下奏表上书，称武帝为“皇帝菩萨”。
一 儒佛汇通的基础：“王道”、“仁道”与“转轮圣王道”的一致性
（一）“王道”的特点：性善、民本与仁政
孟子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王道”作为儒家理想治世标准，为历代大儒所重视。“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也就是“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就治世手段而言，“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也就是说，用“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是故尊卑叙，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也。”至于“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王道”学说以孟子为代表，以“仁”为核心，以“性善”为内因，民本为内容，仁政为表现。
首先，性善是王道的哲学内因：人皆有“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人性之善端生而俱有，如人生而有四体。性善所表现的“不忍人”之心，使仁政成为可能。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基于性善的仁政，使得“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反之，譬如“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两道对比，高下立现。
其次，仁政目的在于民本，民心向背乃衡量政权成功与社会和谐的关键：“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所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民生为根本。民生的关键在富民，因此在政策上要“王道惟新，政和法简”,“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基于民本的仁政，是王道的具体表现。
（二）“王道”、“仁道”与“转轮圣王道”社会图景一致
佛教教义中，“转轮圣王”所行之道即是王道：
尔时世尊告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我今问汝，汝随意说。善男子，于意云何？转轮圣王所行之道，具四兵众所行处道，以何而说？”时净无垢宝月王光菩萨摩诃萨言：“世尊，是名王道，是名大道，是无畏道，是无碍道，是胜一切诸国王道。”
由于转轮圣王所行之道的殊胜，也被称为“王道”、“大道”或“无碍道”。佛教认为，国家统治者“为天牧民，当以仁道”。只有行“仁道”的“仁王，谓古今有道帝王也”。帝王能护国，“以王道而治国也”。佛教教义中，转轮圣王作为理想的仁王“具足七宝，领四天下，以圣王道，安乐众生”。在转轮圣王的统治下，人民富裕，他所到之处“其道平正，布散诸花，甚可爱乐。轮所经处，皆悉平正，无有高下。以王福力，河池井泉枯竭之处，八功德水悉皆盈满，一切所有树林花果枯悴之者，悉皆敷荣，已敷荣者更增欝茂”。这与儒家太平盛世图景一致。
在儒、佛交流背景下，“佛经不可不读，道不可不学，天下径道众多，王道最大。佛道亦尔，最上道也。”也即是“王道坦坦，千古同规，一乘玄门，诸佛齐证”。正如“《书》云：王道荡荡，无偏无傥。盖是泯内外两迷，息凡圣二见，同归乎大道”。“王道”是大道，是大乘道，也是仁道。“王道”可与“佛道”互为帮衬：“王道兴，则外户不闭，而守在夷狄。佛道备，则诸法总持，而防在外魔，不当复执情攘臂于其间也。”以王道治世“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数罟，行苇作歌，宵鱼垂化，所以爱人用也。庖厨不迩，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钓不网，所以明仁道也”。无论儒家或佛教，理想的“王道”图景无外乎“仁”、“爱人”、“无恶”、“正直”、“内圣外王”，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基于追求社会图景的一致，儒、释、道三家学说进行交流与互补：
孟坚思本其仁而祖其义，行王道焉。自夏商周至于今，凡几百千龄矣。若用黄老而治，则急病服其缓药矣。由此仁义薄、礼刑生，越其礼而逾其刑，则儒氏拱手矣。释氏之门，周其施用，以慈悲变暴恶，以喜舍变悭贪，以平等变冤亲，以忍辱变瞋害。知人死而神明不灭，知趣到而受业还生，赏之以天堂，罚之以地狱，如范脱土，若模铸金。邪范漏模写物，定成其寝陋；好模嘉范传形，必告其端严。事匪口谈，人皆目击。是以帝王奉信，群下归心，草上之风，翕然而偃。而能旁凭老氏，兼假儒家，成智犹待于三愚，为邦合遵于众圣。成天下之亹亹，复终日之幹幹。之于御物也，如臂使手，如手运指，或擒或纵，何往不臧邪。夫如是，则三教是一家之物，万乘是一家之君。
由于儒、释、道三家各有所长，儒家思想与佛教教义可以相互融通、取长为用。在援引儒、道经典基础上，中国佛教理解的“王道”乃是“兼假儒家”、“旁凭老氏”，以“仁”为本的大乘“仁道”。笔者认为，佛教对“王道”的解释，“仁道”或“转轮圣王道”对“王道”的“格义”，成为梁武帝最终选择佛教，实践大乘王道的理论基础。
二 “王道”视域下梁武帝的大乘精神
（一）慎刑罚、减赋税、施行王政
梁世曾有人将梁武与商汤、周武相较。梁武帝自己也认为：
世论者以朕方之汤、武，然朕不得以比汤、武，汤、武亦不得以比朕。汤、武是圣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汤武。但汤、武君臣义未绝，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义已绝，然后扫定独夫，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
虽然商汤、周武与梁武帝治世理念有一定的共同点，但是他们在处理“君臣义”问题上采用不同方法：商汤、周武较多考虑对前朝的安置，重君臣义；萧衍则重在“为天下除患”，以考虑利益民生为主，绝君臣义。
综观其执政情况，政策上慎刑罚、减赋税。天监二年（503），武帝诏：
三讯五听，著自圣典，哀矜折狱，义重前诰，盖所以明慎用刑，深戒疑枉，成功致治，罔不由兹。朕自藩部，常躬讯录，求理得情，洪细必尽。
因为典刑的神圣与严肃，官员对待国家刑罚必须慎重。
减税是国家为考虑民生而进行的利益调整。根据史料所录，梁武帝执政期间，颁布过几次较大的减税诏书：天监“十六年春正月，诏尤贫家勿收今年三调，无田业者，所在量宜赋给”。天监十七年（518）诏：
朕矜此庶氓，无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略，每布宽恤之恩。而编户未滋，迁徙尚有，轻去故乡，岂其本志？资业殆阙，自返莫由，巢南之心，亦何能弭。今开元发岁，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旧所。将使郡无旷土，邑靡游民，鸡犬相闻，桑柘交畛。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监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开恩半岁，悉听还本，蠲课三年。
普通元年（520）诏：“尤贫之家，勿收常调，鳏寡孤独，并加赡恤。”普通二年（521）诏：“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赈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普通四年“大赦天下，应诸穷疾，咸加赈恤”。自天监十六年（517）至普通四年（523），国家颁布减税政策的频率较高，受惠面大。经过一系列减税之后，梁武帝于普通五年（524）三月诏：“朕四聪即阙，五识多蔽，画可外牒，或致纰缪。凡是政事不便于民者，州郡县即时皆言，勿得欺陷。如使怨讼，当境任失。而今以后，以为永准。”他开启政策反馈通道，将政事是否便民作为官员考核标准之一。
（二）提倡“五戒”、“十善”，克已行仁，教化民众
佛教“五戒”、“十善”被认为有利于淳化民风，有助王化。特别是僧人“守戒之笃者，亡身不吝，何敢以形骸而慢礼敬哉。每见烧香呪愿，必先国家欲福佑之隆，情无极已，奉上崇顺。出于自然，礼仪之简，盖是专一守法。是以先圣御世，因而弗革也”。东晋郗超理解：
五戒一者不杀，不得教人杀，常当坚持尽形寿。二者不盗，不得教人盗，常当坚持尽形寿。三者不淫，不得教人淫，常当坚持尽形寿。四者不欺，不得教人欺，常当坚持尽形寿。五者不饮酒，不得以酒为惠施，常当坚持尽形寿。若以酒为药，当权其轻重，要于不可致醉。
一个社会，推行“五戒”，人民间“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闹事，则有利于社会稳定，提高道德水平。所以，从理论上说：
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寓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此举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计为数者，抑将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四百之狱，何足难措。雅颂之兴，理宜位速，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
以提倡“五戒”、“十善”，引导人心向善所实现的社会功能，可淳民风、息万刑，如果“帝王恒以十善化导天下，故国安宁，五谷丰熟，所以百姓安家复业，出家之人泰然安乐，任其禅诵”。同样符合儒家太平盛世图景。
佛教中，“十善”的普遍实现，得力于转轮圣王推行：转轮圣王“自行十善，又复劝于四天下人，亦行十善”;“转轮圣王先为众生说十善法，其后渐渐有行恶者，王即随事渐渐而断，断诸恶已，然后自行圣王之法”。由于圣王有教化众生之责任，所以梁武帝以人王身份，禁止僧尼饮酒、食肉，以规范僧尼行为，符合“五戒”要求。他依据《大涅槃经》，要求僧尼严格“五戒”，禁食肉与饮酒。不难看出，萧衍此举，与转轮圣王以“十善”教导众生的目的一致，用意之一在规范僧尼行为，长养僧尼慈悲心，以此影响佛教信仰者，从而形成社会上人心向善、克己求仁的精神风尚。
在推行“五戒”、“十善”的同时，转轮圣王也负有教导人民的责任：
彼转轮圣王教勅人民，此事可为，此不可为；此可亲，此不可亲。若为此事者，长夜获福无穷极；若为此事，长夜受苦亦无休息。彼人民类，闻转轮圣王如此教勅，喜无厌足。
同样，儒家也要求帝王保护传承文化，施教于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为帝王者，要“大修文学，盛饰礼容，鼓扇玄风，阐扬儒业”,“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是以梁武帝一方面“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理、定六律”以弘扬儒学。
另一方面，萧衍积极建立保存佛教文字资料，敕编《名僧传》、《比丘尼传》、《经律异相》等佛教史料。同时，他也主讲《金字三慧经》，制《慈悲道场忏法》、《金刚般若忏》、《摩诃般若忏》等佛教忏文。据记载，“梁武帝每讲经，诏枳园寺法彪为都讲。彪先举一问帝，方鼓舌端，载索载征，随问随答”。因其视野广博、造诣深厚，在讲经过程中与都讲法师随问随答。
由于梁武帝信仰佛教，生活上克己守戒，堪为勤政、节俭表率。作为佛教信仰者，他“每礼佛，舍其法服，着幹陀袈裟，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诫。有事佛精苦者，辄加以菩萨之号。其臣下奏表上书，亦称衍为皇帝菩萨。衍自以持戒，乃至祭其祖祢，不设牢牲”。足见其事佛之精苦。通过梁武帝的克己持戒再看佛教转轮圣王的言行：
转轮圣王以法治化，终不杀生，复教化人使不杀生。自不盗窃，亦复教他人使不偷盗。自不淫泆（佚），复教他人不行淫泆。自不妄语，亦复教人使不妄语。自不两舌、斗乱彼此，亦复教他人使不两舌。自不嫉妒、恚、痴，亦复教他人不习此法。自行正见，复教他人使不邪见。
由上可知，梁武帝的言行与佛经对“转轮圣王”的描述极其似，笔者推断，梁武帝自认为中国的“转轮圣王”，也就是“皇帝菩萨”来管理国家、统治天下、行圣王道。
（三）舍身祈福：用于社会资源再分配
梁武帝对佛教的信仰，原因之一是借助宗教的力量，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以改良社会环境。梁武帝“舍身”之举，多有学者从信仰方面讨论，笔者认为，应结合当时社会实际综合考察。
梁武帝四次舍身，时间为大通元年（527）、中大通元年（529）、中大同元年（546）及太清元年（547），由大臣代表将赎资交给寺院赎身。每一次“舍身”之后，均有“大赦”“改元”之举。他的“舍身”行为并非单纯宗教信仰所致，有其社会及政治意义。
萧梁自天监、普通年来，梁军北伐，建康一带物资紧缺、财政军耗支出较大。天监四年（505）,“使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事侵魏。以兴师费用，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普通中，太子萧统亲自着手慈善，供给受灾民粮食及衣物，并为死者准备棺材。萧统的善举结合萧梁出台的减税与抚恤政策考虑，显示的信息之一是国家财政消耗大。此时，由于民众并不富裕，或考虑民生而增税不妥，支出与收入的差距导致国穷；同时，财富集中于世家、大臣及地方富豪手中。所以梁武帝采用“舍身”方式从世家、富豪处募集资金，或用于慈善、文教等支出，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
反顾萧衍舍身行为：第一次于大通元年（527）,“三月辛未，幸寺舍身。甲戌还宫，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门名”。第二次舍身时，建康流行瘟疫“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大舍，僧众默许”，同年冬十一月，设四部无遮大会，“会毕，帝御金辂还宫，御太极殿，大赦，改元”。第三次舍身在中大同元年“三月乙巳，大赦。庚戌，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仍施身”。“夏四月丙戌，皇太子以下奉赎，仍于同泰寺解，设法会，大赦，改元。”第四次舍身于太清元年（547）,“帝升光严殿讲堂，坐师子，讲《金字三慧经》，舍身”;“四月庚午，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鉴于同泰寺自大通年后，并无大举修缮寺院的出项，而萧衍在舍身期间于同泰寺中主要修编儒、释、道典籍和兴办教育。笔者推测，赎身之资一部分用于国家文化教育投入，弥补国家财政支出的不足。
梁武帝第二、第三次舍身行动相隔十七年，第三、四次舍身相隔两年。笔者认为，自萧衍第二次舍身后，社会较安定，自然灾害也较少，有利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这种稳定局面持续约十七年，直到萧衍执政末期，社会又出现不安定因素。这些不安定因素及前两次舍身所取得的成果是让萧衍开始第三、第四次舍身的原因。但最后两次舍身未有太好效果，太清二年（548），地震、蜂灾；太清三年，建康再现瘟疫，侯景叛于寿阳，同年，建康陷落。
（四）汇通儒佛的历史选择
东晋南朝佛教信仰得到皇室与士族支持，经过长时间持续传播发展，已进入社会生活各层面。萧衍生于刘宋末年，在经历过朝代更迭、政权交替后，饱读诗书的萧衍选择佛教，于天监十八年（519）自慧约受菩萨戒，而后汇通儒、佛学说，实践大乘王道，这是结合萧衍个人经历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萧衍执政不仅以儒家为基础，也融合佛教元素，他积极融通佛教与儒家，以适应统治需要。由于萧衍的儒学背景，他谈到：
子路见于孔丘曰：“由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殁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不可复得。”每感斯言，虽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报，慈如河海孝若涓尘。今日为天下主而不及供养，譬犹荒年而有七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长号，何解悲思。乃于钟山下建大爱敬寺，于青溪侧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极之情，达追远之心。
出于对孝道的提倡，佛教寺院被赋予儒家宗庙意味。
同样，儒家宗庙祭祀采用素食，也有佛教不杀生之理念。萧衍认为：
《礼》云：“君子远庖厨，血气不身剪。见生不忍其死，闻声不食其肉。”此皆即自兴仁，非关及远。……圣人之道以百姓为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生协于上下。……祈告天地宗庙，以去杀之理被之含识。郊庙皆以面为牲牷，其飨万国用菜蔬去生类，其山川诸祀则否。乃勅有司曰：“近以神实爱民，不责无识，所贵诚信，非尚血。”
这一道诏出的颁布，体现了以“仁”为核心，神实爱民、进而仁爱万物的精神。
总的来说，梁武帝的执政方针，既有儒家“仁政”精神：行“孝义”、“仁恕”、“去伐”、“好生”之政；也有佛教转轮圣王“仁王”特点：行“十善”、敬畏因果。他汇通儒佛、推己及人、施行仁政、安乐众生，或正如孟子所言：“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可以说，梁武帝作为执政帝王，汇通儒佛学说，以“仁”、“恕”为核心，克己守戒、推己及人，慎刑罚、轻赋税，建立太平盛世，滋养民生。这固然有青史留名之意图，也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结语
《南史》认为梁武帝：
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箓，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
《梁书》录梁武帝：
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即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加以天祥地瑞，无绝岁时。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瑰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阙庭。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
无论是《南史》或是《梁书》，对梁武帝统治下建康的繁华皆以肯定。至于萧梁衰落之原因，《梁书》突出武帝用人失误，《南史》则指因武帝佞佛、弛刑、过仁所致，这一观点影响后世学者。但考南陈、隋、唐的佛教信仰，佞佛祸国之说有待商榷。
综观梁武帝践行的大乘王道，以儒家为底蕴，以商汤、周武、唐、虞为榜样，结合佛教转轮圣王的治世理念，发挥大乘佛教济世精神，以“仁”为核心，以“仁政”、“民本”为表现。其执政47年间，建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安康。如将以成败论英雄的英雄史观暂时悬置，梁武帝治世确也可圏可点。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以史为鉴”，可以为“后世之师”。梁武帝之得失功过任后人评说、借鉴、引以为戒，也是历史对传统的继承与扬弃。由梁武帝治世汇通儒佛之例，可以看到佛教在对治人心、淳化民风、引人向善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当今社会仍有其重要意义与实用价值；在目前多元文化交流趋势下，如何开展文化间的学术对话，理解、学习、解构、重构异质文化，或可从梁武帝对儒家与大乘佛教思想的融摄方式中，发明智慧。
（责任校对：常照）